唐朝诗人刘禹锡有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这首咏史诗，主要是感叹人世的沧桑——显赫一时的王导、谢安等士族大姓，如今已是斜阳花草埋荒家，当年王导居住的乌衣巷也变成了寻常家院。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依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司马。睿出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导随之谋划，联合南北士族，拥睿为帝，导为宰辅，总揽国政。王敦乱平，以司徒进太保。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世说新语·言语》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日：“当共劾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从这段话便可看出王导的不凡，其不愧为领袖人物，胸襟高出众人许多。西晋末年，王导辅佐南渡的司马睿经营江南，并于公元317年建立了东晋政权。
《世说新语》多是从文学的角度，而王导首先是个政治家而存在的，下面我便将重点王导在东晋初期对国家政权建构所起的作用。
一、衷心拥戴晋室
司马睿是西晋皇室的疏属远支，《晋书·元帝纪》载：“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在重视宗法与血统的封建时代，司马睿与西晋皇室的关系已经属于比较疏远的了。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是司马氏皇室争夺皇位的斗争，司马睿也不属于这八王之一，在八王之乱中，为了避祸他当时依附的是东海王司马越。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司马睿是西晋皇室的远支，远到在八王之乱中没有争皇位的资格。二是他的实力很弱，必须依附他人以自保。司马睿称帝前有三步是比较关键的：一是采纳了王导的建议，离开洛阳到自己的封地，《晋书·王导传》记载：“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二是移镇建康，这使他躲过了在西晋末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减少了被杀的可能，保存了实力。三是得益于王敦、王导兄弟的谋划，提升了在南北士族心目中的威望。
317年，在江南经营十多年的司马睿在南北大族，特别是在王氏兄弟的拥戴之下称帝，即晋元帝，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东晋建立。王敦、王导兄弟因拥立有功而备受重用，王敦任大将军兼荆州牧，驻守武昌；王导任宰相兼扬州刺史，居朝执政。王氏族人许多“布列显要”，故时谚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322年，王敦以反对刘、刁，为王导伸冤为名，从武昌起兵，攻入建康，杀死刁协、戴渊，刘隗则被吓跑外投石勒。在这关键时刻，王导表现出封建政治家的果敢与明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毅然与王敦划清界限，坚决拥护晋元帝。晋明帝继位后，王导辅政，王敦再次举兵内向，其间，王导巧妙地利用王敦闹病卧床之机，发动族人号啕“发哀”，外界以为王敦已死，便积极配合官军很快平息了叛乱。王敦由此忧愤交加不久病死。王导在王敦起兵及平叛过程中的立场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拥戴晋室就是维护东晋的统治，保卫江南的半壁江山。王导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衷心拥戴晋室。
二、缓和南北大族间的矛盾
司马睿初到江南的时候，以顾荣、纪瞻为首的江南士族没有人来主动拜会他，《晋书·王导传》记载：“及徙镇建康，吴人不服，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王导刚过江时，想结好吴人，便向江东大姓陆玩请婚，陆玩毫不掩饰地回绝王导：“我不能为乱伦之始”（《晋书·陆晔传》），轻蔑之情溢于言表。
王导对这种情况很忧虑，“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褉，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驚惧，乃相拜于道左。”正是因为王导的谋划以及他带领北方流亡来的一批有名望的士族的“表演”，才震动了江南的那批名士，也使他们认定了司马睿就是这些北来贵族将要拥戴的要继承晋室大统的人，这批江南的士族至此才肯正视司马睿，而不再观望。
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尤为激烈。因为东吴一些肥沃的土地尽为吴地士族占有，而北方士族南渡后，失去了土地，他们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土地间题。为了满足北方士族的上地要求，同时又不损害东昊士族的利益，王导号召开发东吴士族势力尚未达到的闽浙一带。王导这一措施，既满足了北方士族的要求，也维护了南方士族的利益，真可谓两全其美。同时，为了保护北方士族的利益，在南方士族力量薄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王导推行的侨居法，使南渡的侨民获得了免调役的优待，深得南渡士人的拥护。这样，南北士族在经济上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此外，王导还采取了统治者惯用的缓和矛盾的方法—联姻。当时南北士族界限分明，不利于融合，王导带头与南方士族通婚，提倡南北士族联姻，从而促进了南北士族之间的融合。当时北方士族讲官话（洛阳话），他们鄙视吴话（当然就是鄙视南方士族）、造成了南北士族互相轻视的局面，王导提倡讲吴话，这样，多少缩短了南北士族之间的距离，王导通过艰苦努力的工作，逐步缓和了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使东晋政权在江左的基石逐渐牢固起来。
当然，王导为政也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对此，《世说新语》在《政事》门中有大量的记载。第十三条记载：陆太尉诣王垂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第十四条记载：承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庚公，庚公正料事。承相云：“暑，可小简之。”庚公曰：“公之遗事，天下未以为允。”这两条说明王承相主政时有失误。
而王导推行的“政务宽恕，事从简易”的宽政，也给官吏贪污、豪强兼并提供了方便，“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但是“权门兼并”，“百姓不得保其产业”，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治纲大弛”，而应该归咎于封建制度本身。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不论哪个朝代，劳动人民的最终结局总是流离失散，“不得保其产业。”而东晋正是门阀专政的鼎盛时代，士族豪门兼并就更不可杜绝了。王导是士族利益的代表，他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解决士族兼并的问题。
纵观王导一生的活动，总起来说，他是东晋的真正建立者和维护者。江南地区经过东晋时期的经营，迅速赶上了一向发达的中原地区，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西晋时期豪华相尚的腐朽风气，确保东晋偏安江左，这不能不说是王导的功劳。
閱讀更多 大黃扯點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