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陳獨秀來到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後《新青年》雜誌也由上海移到北京。
4月，魯迅的弟弟周作人進入北大，擔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成為陳獨秀與魯迅之間的牽線人。
當時的魯迅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後一系列鬥爭的失敗，就“用了種種辦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鈔古碑”使自己“回到古代去”，讓生命“暗暗的消去”。陳獨秀知道魯迅的才華後，即派周作人、錢玄同多次前去啟發，並一次次約稿、催稿，將魯迅從消沉中喚醒，寫出了一篇篇“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小說。
《新青年》
1917年8月9日，陳獨秀委派《新青年》編輯部成員錢玄同來到位於北京宣武門外紹興會館的魯迅寓所，拜訪埋頭“鈔古碑”的魯迅，並向他約稿。魯迅起先想拒絕，痛苦地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物，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中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錢玄同回答魯迅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無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於是，魯迅抱著這一線希望，試著寫了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並第一次用“魯迅”的筆名向《新青年》投稿。
陳獨秀看到魯迅的稿子以白話小說的形式，內容又“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字字滲透著血和淚，悲憤地控訴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完全與自己的思想相吻合，“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從1918年1月起，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及1920年陳獨秀籌組共產黨後，新文化陣營分裂，《新青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刊，陳獨秀還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急切誠懇之情溢於言表。
正是在陳獨秀的催促下，魯迅“便一發不可收”，寫下了大量“小說模樣的文章”，從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開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號止，在該雜誌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等五部小說，還有四部翻譯日本和俄國的小說，以及多則隨感錄、通信等。尤其是這五部小說，奠定了魯迅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文學巨匠的地位。
位於重慶市江津區的陳獨秀舊居
1920年9月28日，陳獨秀在給周啟明（周作人）的信中，還表示要為魯迅出版小說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魯迅感其熱誠，採納陳獨秀的建議，集攏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說，編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並於1923年8月出版。
魯迅也毫不掩飾自己對陳獨秀的崇敬之情，他把自己這一時期創作的小說稱為“遵命文學”，把陳獨秀視為“革命的前驅者”和“主將”。魯迅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1933年，陳獨秀因進行抗日反蔣被國民黨關進監獄裡。3月5日，魯迅在撰寫《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時，談到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馬玉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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