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濮陽由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仝相和 題寫
摘要：濮陽衛國都城的確認是周代考古的一件盛事，但在試掘和勘探中沒有發現任何關於城門的材料。利用已知該城的形制與規模，結合《戰國策》的“衛八門土而二門墮”，以及現代村落的分佈等遺痕，我們推斷濮陽衛城的外郭應有十座城門，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各門的具體位置亦可由現代村落窺得端倪。濮陽衛城郭門的探索不僅會對未來的田野工作有所助益，更具有普適性的方法論意義。由探索疊壓在現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總結出的“遺痕分析法”，完全可以應用於疊壓在現代村落之下的古代城址。現代農村的古代城市遺痕主要有村落名稱與位置、田野小地名、地形與地勢等。農村版“遺痕分析法”的推廣，將會對黃淮海平原等地區深埋地下之古代城址的田野考古有所促進。十門之城在中國古代比較少見，應是《考工記》十二門王城的變體。
河南濮陽高城的發現與晚期衛國都城的確認是周代考古的一件盛事。
1965年5月，在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的指示下，李仰松、廖永民等先生在高城進行調查，經鑽探得知，高城村西北“城角地”的地面之下0.80～1米處有厚0.02~0.04米的夯土層，向東、向南延伸約200米後消失，另在村東北紅薯窖的壁上和村北機井淘出的泥堆中發現有龍山文化陶片。後來馬連成、廖永民等先生又在遺址上發現了周代陶片，並在村北地下3米處發現有東西向夯土牆。陳昌遠先生等即據此推斷高城遺址應是衛都帝丘。2002年春，濮陽市文物保管所探出北城牆及東北、西北拐角。2005年4月至2006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濮陽市文物保管所聯合進行考古鑽探和試掘，判斷該城至遲在東周已經出現，一直使用到漢代，並推定該城為歷史上衛成公所遷的帝丘城。
關於濮陽衛都的名稱，一般認為是帝丘，也有學者認為是濮陽，但根據《論語》《春秋左傳》等文獻，當時的官稱應是“衛”，因此本文稱之為“濮陽衛城”。
城門是一座城市的重要節點，對於城市規劃的研究十分重要。由於濮陽衛城的考古工作有限，已有的鑽探和發掘資料中，沒有任何關於城門的材料。在這種資料條件下，最嚴謹的做法是等待進一步的勘探乃至發掘。然而高城埋藏深，地下水位高，田野工作極其困難。已經發掘的四條探溝僅僅揭露了城牆的上部，無法觸及當時的地面。如果地下水位沒有明顯的下降，將來的鑽探至多是發現一些缺口，城門的最終認定很可能遙遙無期。
消極等待非科學態度。我們應當充分利用有限的考古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和村落佈局等地面遺痕，對城門的數量和位置進行探尋。這種研究雖然難以成為定論，但可以提出目前最優的系統說法，從而為將來尋找城門提供一定的參考，也為現階段的城市規劃研究提供一個有理有據的說法。
一、城址規模與城門數量
濮陽衛城位於河南省濮陽縣東南部的五星鄉高城村一帶，在黃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距離縣城約10千米。
據鑽探與試掘所作的復原圖上，城址平面略呈長方形，北城牆中部偏東有一折角，其他幾面城牆較為平直。城牆之外有一週護城壕。全城面積約916萬平方米。四面城牆頂部多被3～5米厚的漢、唐、宋淤沙層所覆蓋，城壕和城內的文化層被6～9米厚的淤土層所疊壓。多數地段城牆保存的高度為6～9米。城牆基礎寬約70米，頂部寬16～20米。西牆長約3986米，北牆長約2420米，東牆長約3789米，南牆長約2361米，周長約12556米。（圖一）
據發掘報告，“該城址在漢代一次性毀於黃河洪水，故可以推測城內的漢代街道和建築，甚至東周時期的城市結構，或許會保存較好”。既然城牆在地下保存較好，那麼將來就有希望找到城門，至少可以確定各面城牆之上的缺口。不過，僅憑已知的各面城牆的長度，我們也可以進行一番推測。城門既是城市的進出孔道，也是城防的薄弱環節，因此城市的規劃者必定設法尋找到出入方便與城防薄弱之間的最佳關係。一般而言，城門的多少與城牆的長度之間是存在一定對應關係的，即城牆越長，城門越多。
洛陽東周王城的北牆長2890米，西牆估測為3300米。商丘宋城西牆3010米，北牆3252米，東牆2900米，南牆3350米，周長12985米。曲阜魯城東牆長2531米，南牆長3250米，西牆長2430米，北牆長3560米，周長11771米。王城、宋城與魯城均略呈正方形。宋城與魯城的文獻與考古資料均證明是每面三門，而依文獻洛陽王城也應是每面三門。（表一）濮陽衛城略呈長方形，周長是12556米，小於宋城而大於魯城，因此濮陽衛都的城門似不會超出每面三門，即總計不超過十二座城門。
濮陽衛城的南牆與東牆長度之比為0.62∶1，亦即該城的寬度約為長度的三分之二。如果東西二牆各有三門，那麼南北二牆當以各有兩門最為合適。由此可以推測濮陽衛城很可能有十座城門，東西各三、南北各二。
二、傳世文獻記載的城門
濮陽衛城的確認為我們利用傳世文獻探討城門奠定了基礎。
晚期衛都內有城，外有郭。《左傳·哀公十七年》：“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郛即郭。《韓非子·難二》：“趙簡子圍衛之郛郭。”若與曲阜魯城、商丘宋城和洛陽王城相比，可知已發現的濮陽衛城應是郭城。東牆中部外側有一個村子名為東郭集，也支持這一推斷。
晚期衛都應有十個城門。《戰國策·齊策五》蘇子說齊閔王章：“昔者，趙氏襲衛，車不捨，人不休，傅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土”通“杜”。《詩經·鴟鴞》有“徹彼桑土”，《方言三》注作“徹彼桑杜”。《詩經·綿》有“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作“自杜沮漆”。《小爾雅·廣詁》：“杜，塞也。”《墨子·備城門》：“以柴木土稍杜之。”可知古代守城有杜門之法。墮即毀。《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墮軍實而長寇仇。”杜預注：“墮，毀也。”根據這段記載，可以推知衛都的郭城至少有十座城門。當時趙軍攻衛，在所有的城門中，有八個已被堵死，另外兩個已經毀壞，的確十分危急。結合上節對城門數量的推導，我們可以斷定衛都的郭城很可能只有十座城門。
晚期衛都有東、西、南、北門，說明這十座城門應分佈於四面城牆。《左傳·定公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左傳·定公十年》：“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左傳·哀公二十六年》：“文子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戰國策·秦策四》或為六國說秦王章：“昔者，趙氏亦嘗強矣……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採，莫敢窺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
傳世文獻中也有幾個城門的名字。《左傳·昭公二十年》：“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公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逾而從公。”杜預注：“蓋獲，衛郭門。”正義曰：“閱門，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氏。”閱門與“公宮”相對，顯然也是郭門。
三、現代村落與城門格局
研究疊壓於現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時，考古學家努力在現代城市中尋找古代城市的遺痕。徐蘋芳先生指出：“在古今城市重疊的現代城市中，一般地說都保留著古代城市的遺痕。所謂‘遺痕’，是指古代城市的城垣、河湖、街道和大型建置所遺留的痕跡，它反映著城市本身的歷史變化。”這種“遺痕分析法”，也可以使用於高城遺址這種自漢代廢棄之後不再使用、已深埋於地下的城址。從學理上講，只要一座城市沒有一次性完全埋入地下，只要有人居住，這座城市的廢墟就會對居民的生活、生產造成影響，就會對村落、道路、池塘等佈局有所影響。
濮陽衛城的地面比較平坦，城牆、宮殿、苑囿、街道等都已難覓蹤跡，現在能夠見到的只是星羅棋佈的現代村落，即高城、七王廟、於屯、桑園、西馬寨、東馬寨、馮寨、東郭集、安寨和老王莊。（圖一、二）這些村落應該是漢代以來逐漸積澱而成的。
在南牆西部開挖的第4號探溝中，直接疊壓牆頂的淤土中出有宋金時期的瓷片，表明城牆完全被埋入地下是在宋代或以後，故此張相梅等先生推測唐宋時期還能看到城牆。明代以來的地方史志為我們保留了歷代學者對城址的描述與認識。明《嘉靖開州志》：“顓頊城在東郭裡，去州二十里，所謂帝丘者。”“昆吾臺在顓頊城內，週迴五十步，高二丈。俗訛稱混吾臺，即昆吾墟也，亦曰帝丘。”“顓頊陵在東郭裡，高二丈，廣數畝。”“遮羞嶺在東郭裡，顓頊城之東，距州二十五里許。巉巖連絡，幾一二里餘，故老相傳，顓頊有太子，嘗得罪於父，後葬嶺東，曰太子墓。太子以得罪，羞見其親，因築嶺障蔽之，蓋俗俚之傳，恐未必然，漫錄於此，一名嶺子頭雲。”
《大明一統志》：“顓頊城在開州東二十五里，一名東郭城，蓋顓頊古都也。”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昆吾城，州東二十五里。其地有古顓頊城，城中有古昆吾臺，相傳夏昆吾氏所築。”
現代《濮陽縣誌》：“今濮陽城東南25華里之高城村（傳因顓頊高陽氏曾在此建都而得名）即顓頊城遺址。該村東4華里，有一片丘形高地，傳說為顓頊太子墓；東南5華里有東郭集，傳說為顓頊城東郭。”
濮陽縣城四牌樓東面額板上雕刻有“顓頊遺都”四個大字。清常時泰《顓頊城》詩曰：“步出城東門，遙望顓頊郭。”2002年7月，高城村東南發現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石碑一通，記載該村高氏從渤海灣遷居顓頊城。
通讀上引地方史志，可知歷代記述中以顓頊城和昆吾臺為重點，而對衛都則隻字未提。然而對比勘探、發掘資料與文獻記載，可以肯定歷代學者所見都是衛都。明代《開州志》對“昆吾臺”“遮羞嶺”的描述非常具體，顯然當時二者尚有很大一部分露在地表之上。清代以來的記述都比較空泛，似乎當時的城牆和高臺僅僅保留在傳說之中。《開州志》的“東郭裡”顯然就是現在的東郭集。以此村為基點，我們可以推測濮陽衛城遺址上的現代村落有可能早在明代已經存在。
“高城”之名亦頗耐人尋味。姑且不論是否來自高陽氏，其中的“城”字說明附近有城。鑽探和試掘資料顯示，北牆保存較好，其西北拐角處地勢較高，城牆頂部距離地表只有2～3米，這裡至今仍被稱為城角地。當地村民仍稱桑園村南的南牆西部為“南城頭”，稱南牆正中部為“南天門”。這說明雖然現在地面比較平坦，但各處城牆仍保存在當地人的記憶之中，也說明各處城牆消失的時間並不太長。這些地圖上顯示不出的小地名，可以說是“非物質”的古代城市的遺痕。
濮陽衛城之上現代村落的分佈，為我們探索城門的具體位置提供了很好的線索。據圖一、二，可知南牆自東而西為東馬寨、西馬寨兩個村落，西城牆內外自南而北為桑園、於屯和七王廟三個村落，北牆自西而東為東高城、安寨兩個村落，東牆中部內外有馮寨和東郭集兩個村落。令人驚奇的是南、西、北三牆的村落數字與我們推定的各牆城門數相當，分佈也比較勻稱，我們有理由將各個村落與城門對應起來。只有東牆的情況比較特殊，牆內的馮寨與牆外的東郭集均位於中部，缺乏與東牆南、北兩個城門對應的村落。老王莊是城內唯一的村落，其所在或與傳說中的“昆吾臺”有關，或為東周衛都的宮城所在。（圖三）
現代村落與古代城門的對應關係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古代的城門附近是聚居之地。古代城市的城郭功能有所不同。《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只是外郭並非全是居民區，在很多情況下都有大片空地。《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說：“故太伯起城，週三裡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這說明外郭的居民區並不一定是連成片的，而是星羅棋佈，與現代的郊區相似。《管子·大匡》談到齊都臨淄的居民分佈規律時說：“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耕者之所以近門而居顯然是為了出入城門的方便。可以想見，如果東周秦漢時期的城郭之間不是遍佈民居，那麼這些民居應該主要集中在各個城門。
第二，城市被淹之後，由於房倒屋塌，原來的居民區應比原來的空曠地帶地勢較高，地基也比較堅實，因此後來居民回遷之時，除去迴歸故里的因素之外，僅僅地勢較高也可以促使人們首先在原來近門之居民點重建家園。在東郡太守府搬出而此地由城市變為鄉村之後，故城廢墟之上就會星羅棋佈地點綴著若干在原來的近門居民點上重建的村落。
第三，當時城牆雖然殘破，但仍高高立於地上，因此只有城門附近才會進出方便。隨著城牆越來越殘破，地面越來越高，廢棄的城牆逐漸降低，直至最後全部埋入地下，但城門附近的村落則屢建屢淹、屢淹屢建，直到現在。
四、餘論
十門之城在中國古代比較少見，卻非絕無僅有。唐代渤海國的上京龍泉府東西長4400米，南北寬3400米，有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重城圈。最外圈的外城有十座城門，南北各三，東西各二。（圖四）
濮陽高城遺址的形制與規模、《戰國策》的“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現代村落的分佈三個方面的材料都可以歸結為：濮陽衛城的外郭應有十座城門。現代村落的位置顯示各城門之間的距離有可能是大致相等的，據此可以粗略地測定各門的位置。
濮陽衛城郭門的探索不僅對高城未來的考古工作有所助益，更具有普適性的方法論意義。由探索疊壓在現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總結出的“遺痕分析法”，完全可以適用於疊壓在現代村落之下的古代城址。這些遺痕主要有村落的名稱與位置、街道佈局、村中與田野小地名、地形與地勢等。相信這一方法的應用與推廣，將會對古代城址的田野考古勘查有所促進。
( 作者：張立東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文博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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