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
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
......
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
长安多权贵，珂佩声珊珊。
......
临岐欲有赠，持以握中兰。
此段节选自唐代诗人岑参的《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题目中所提到的“张秘书”，是作者一位在秘书省任职的友人。此时，他的这位友人即将随前任宰相刘晏一同疏浚古汴河，整饬漕运。
今日古汴河
这首五言古体诗共三十二短行，其中最有名的则是那句“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天下行路者，唯长安之仕途最是险象环生。波诡云谲的朝堂，瞬息万变的时局，都是诗人眼中有志者一浇心中块垒的阻碍。
但是，话虽如此，可能就连岑参本人都没有想到，就在十六年后，他诗中曾大力赞扬的刘相公刘晏，如应和他诗中谶语一般，为时宰杨炎构陷入狱，不久便坐罪自尽（一说被杨炎派人绞死）。
而“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的漕运盛景，也随着刘晏的身死而逐渐走向衰落。
这种“人亡政息”的场面似乎是中古时代朝堂政治难以避免的魔咒。但与我们印象中略有不同的是，在刘晏死后，他在漕运改革之中培养的班底一开始并未完全散落，甚至可以说，其中的几位主要人物还在继续承担治漕的职责。然而，
这些班底并未能够维系刘晏一手创立的治漕改革。元和之后，虽然部分“晏法”仍在继续推行，但“自江以南......而漕米亡耗于路颇多”的漕运旧疾，已再难根治。 唐代名相刘晏
这显然与一般意义上的“人亡政息”不同。因此，若想要了解这场改革的真正病灶，还要从漕运制度本身谈起。
一、漕运：中国古代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
“漕”字，本就有“以水道运粮”的意义。《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更是用“水转谷”直接定义了“漕”。
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自然无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漕运本身的意义。事实上，与“以水道运粮”及“水转谷”的说法不同，在真实的历史中，漕运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阔，粮食的征收、转运以及储存交付，乃至于漕船、漕官的管理，运河水道的修治，无不被涵盖在“漕运”这一名词之下。
盛世长安
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而言，漕运是他们通过水路（甚至部分陆路）交通将征收的粮食运抵京师和前线的一系列配套体系的总和。自周朝分封制解体后，一个国家想要维系自身统治，必须拥有一支足以震慑地方的军队和一群通晓管理的官吏。
限于古代落后的信息通讯技术，这些官员和军队必须处于统治者可以监管的范围内。这也是为何自周朝之后，历朝历代的国都都需要养活远远超过自身供给极限的军队和官员的原因。
唐朝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由于空前强化的国都职能，长安所需容纳的各类人口较以往而言更加驳杂，各地举子、待选官吏、游京士人、私营商人、外国使团，诸如此类，都使得长安所需承担的物资供给任务更加繁重。
正是因为供给的繁重，自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开始，以裴耀卿改革为契机，唐朝开始以漕运转般法代替前期的漕运直达法，在运河各处设置转运仓分担洛阳漕运的运输压力，并增设转运使一职总领漕运。
这次改革的效果极为明显，唐朝的漕运规模，由前期“年不过二十万石”，到改革之后的“凡三岁，漕七百万石”。
盛世长安
但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原本经由改革而稳定下来的漕运体系，再次受到了冲击。
二、漕运改革的缘起：安史之乱爆发后，兵连祸结下近乎全面崩溃的唐代漕运体系
安史之乱是唐代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动乱。即使是在其被平定之后，它所带来的影响也并未远去。
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和政治上，事实上，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除了藩镇割据带来的军事威胁外，更多的是如何维系整个国家的运营。
安史之乱
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财政上，对于一个政权而言，税收的稳定是维系庞大官僚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仰赖京杭大运河所贯通的南北水运网络，唐王朝能以较为低廉的成本优势来征集税赋税款。
然而，这场动乱开始之后，各地藩镇开始逐渐有尾大不掉的趋势。几乎游离于唐王朝诏令之外的河朔三镇，本身就曾经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早已“听调不听宣”，其余藩镇中，除了东南一地作为朝廷输税重心外，多数藩镇也逐渐由骄兵悍将所掌控。
这样的处境下，朝廷对于东南一地的依赖愈发加剧。如果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时期开始，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结果。
对于东南地区而言，税赋的大量输出同样是一种负担。安史之乱虽然没有能直接影响东南地区的政治生态，却依旧在事实上造成当地民生的凋敝，虽然相对于民户“百不存一”的中原腹地而言，战争对江南地区的破坏较轻，但随着赋税负担的加重，东南地区尤其是江淮一代，同样苦不堪言。
如此情况下，江南百姓的不满情绪开始逐渐变得强烈，东南地区抵制重税的呼声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爆发于上元、宝应年间的江淮袁晃、陈庄起义，之所以“十余年乃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更加严重的问题则出现在漕粮的运输通道上。自开元二十一年开始推行并卓有成效的漕运转般法，建立在一套完整且复杂的漕运体系之上。然而，安史之乱的八年时光中，整个唐帝国的内部运行几乎陷入停摆，水路蜿蜒三千里的漕运航道已经长时间无人整治，泥沙淤积、河床堵塞，而绵延千里的京杭大运河更是几成浅滩，在这种情况下，水路运输简直是“旱地行船”。
杜甫所写《石壕吏》，是动乱年代民生凋敝最真实的写照
另外，兵连祸结之下，航道两岸的百姓流亡殆尽，漕运所需的人力极端匮乏。而在舟船行进时，最常出现的身影反而是影影绰绰的盗匪流寇，航道的运输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以保证。
所谓“斗钱运斗粮”，虽是市井坊间的传言，却也足见战乱之后漕运的艰难。如此情形下，唐廷勉力为之的漕运，几乎榨干了自身的所有潜力。
这样的困局一直持续到代宗继位，这位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的唐皇并未享受到一天的安稳和舒心，由于漕粮运输的匮乏，缺衣少食成了唐廷在战乱之后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广德二年，京城米价达到每斗千文，就连京师赖以维系安全的大唐禁军也经常因断粮而处于暴动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幼时便已成名并早因生财有道而为丞相元载所重的刘晏，开始成为代宗朝漕运改革的核心。
三、刘晏漕运改革：通过“以盐供漕”的新法恢复因战乱而屡遭破坏的转运体系
刘晏之名，早在他八岁那年就已经名噪京城。开元十三年，尚属稚童的刘晏，亲自将自己所做的《东封书》献给正在泰山祭天的唐明皇李隆基。
唐玄宗与杨玉环
酷爱诗词的唐玄宗，有些怀疑这篇《东封书》为他人代笔，于是对其连番考较，但他所出题目都未能难倒刘晏。于是，惜才爱财的唐玄宗任命年仅8岁的刘晏为秘书省正字官，主管校正书籍错误。
诚然，刘晏幼时御前扬名的举动似乎有剑走偏锋之嫌，然而，随着年岁的渐长，这位被誉为神童的天才，却并未因众人的吹捧而进退失据，无论是担任夏县县令还是升任京官，稳扎稳打才是他的处世和围观之道。
如果仔细去分析刘晏在漕运改革中的诸多举措，人们可能会惊奇的发现，其中的任何一条拿出来，似乎都毫无新奇可言。
但这其实才是刘晏治漕的高明之处。
“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味地以猛药烈药治之，虽然看似迅捷，却极易造成更加严重的二次伤害，而对于沉疴旧疾遍身的唐王朝而言，这种伤害已经是“不能承受之重”。
正因如此，刘晏漕运改革初期，多是以对技术的革新和对制度的修补为主。但这并非意味着，刘晏的改革举措便是隔靴搔痒。相反，他的种种举措大多切中时弊。比如，针对运河淤塞，难以通行的局面，在运输技术尚不能突破的古代，组织动员劳动力进行疏浚是唯一可行的解决之道。
这种疏浚的工作，自然不是刘晏治漕时期才刚刚开始的。从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开始，朝廷中不乏能人干吏试图通过疏浚河道来整饬漕运，然而直到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为止，这些疏浚的运河往往难堪大用。这并非前人无能，只不过，由于此前疏浚运河的举动大多数时候仅是地方官员或朝中六部官员，在人力物力的统筹和整合上往往力有未逮。因此，除永泰三年京兆尹黎干主持修造的八尺宽漕渠外，前代所修凿的运河大多因年久失修而再次淤塞。
与前人不同，刘晏的另一重“盐铁使”的身份，让他在修缮运河时拥有了远超前人的资源。唐代所谓“以盐供漕”之法正是自刘晏开始正式推行。
古代治盐工艺
在讨论刘晏治漕的历史时，他所兼领的“盐铁使”身份，给予了他相较于前人更加优渥的资源优势，这也是在他治漕初期可以迅速恢复唐朝漕运基础的原因。这位身兼转运使、盐铁使两职的大唐宰相，以盐铁收入支付漕运开支，也正因如此，他得以在“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的情况下，确保大唐漕运线路得以疏浚。
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四、明察秋毫的制度根源：扁平化的信息结构，让漕吏不敢欺瞒
“以盐治漕”的治理模式，仅仅是为漕运体系的恢复注入了新的力量，然而，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若是无法通过制度改革降低漕运运行的成本劣势，那这种“以盐治漕”也仅仅只是拆东墙补西墙罢了。
他更令人称道的，其实是他对于漕运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这一改革的滥觞最早可以追溯到初唐时期唐代所奉行的三省六部制。
唐代行政机构的设立，以三省六部制为基，而漕运这一事关国家命脉的事务同样被纳入这一体系中。
唐朝初期，虽有都水监下辖舟楫署直接负责漕粮在京城的转运，但事实上，在漕运额度、漕粮调配方面，舟楫署并无实际权力。真正统筹调度这一数据的，是户部度支司，但更加麻烦的还在后面，即使是度支司，也仅仅是握有“支度国用”之权，负责计算国用多寡，即所谓“量出制入”。
三省六部制结构图
而这一数据还需要送达户部的另外两司金部、仓部进行进一步的规划。如此叠床架屋般的信息传递方式，带来的是巨额的信息流通成本。初唐时代漕运体量一直难以扩大，就与三省六部制下漕运信息传递的失效有关。
事实上，早在开元时代，以黄门侍郎身份拜相的裴耀卿，为改变漕运体系信息不畅的缺陷，改按需设立的水陆运使为专司漕运的“转运使”。
这一职务，在裴耀卿手里成为了他统筹漕粮转运职能的重要工具，也正是因为转运使的设立，漕运体系的运营从三省六部的多司共治转为一使独断。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专司漕运的独立体系，的确有助于解决唐初漕粮转运时信息不畅的缺陷。
但裴耀卿的改革，并未能彻底解决唐代漕运体系的缺陷。在漕粮运输的过程中，除了对漕粮运输有时间上和折损消耗上的限制外，前端的流程几乎任凭州县官员发挥，由此而产生的侵夺和损耗，才是漕运成本居高不下的真正病灶。
而这才是刘晏漕运改革后期着重治理的关键。
“法益密，利无遗入”，这句明言本是唐肃宗时期财相第五琦为国敛财时的口号，这位宰相由于推行盐铁国有以及滥发“一当十”、“一当百”虚钱，在历史上声名狼藉。然而他的盐税改革却成为刘晏在进行盐铁改革和漕运改革时最重要的指南针。
第五琦执政期间滥发的乾元重宝，是肃宗时期通货膨胀的元凶之一
在他任职盐铁使期间，为遏制地方官员和节度使的节流而造成盐税成本上升的情况，刘晏设立了史无前例的巡院使制度。这些巡院使负责巡察当地盐铁交易，并以严刑峻法惩治走私私盐的商贩。
而在漕运改革后，这些巡院使也开始进一步执掌漕运监督的重任，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等十三处运河沿岸，皆设立巡院执行监察之责。自此，漕运体系的中枢正式被转运使所接管。
这种以巡院使为节点，以漕吏为支撑，以转运使及留后（转运使留在京城中负责转运事务的心腹官员）为核心的转运体系，极具现代社会公司架构中所谓的“扁平化”趋势。
在这一体系中，漕吏和漕吏所属的巡院使并不对各州县负责，相反，在漕粮运输一事上，两者是近乎于平级的关系。他们只需对转运使一人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巡院使与各州县官员彼此牵制，拥有了如此庞大的信息优势，一旦有差错出现，转运使自然能更加轻易的判断出问题究竟源于何处。这也是后人会无比感慨刘晏能让下属官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的根本原因。
也正因如此，在刘晏治漕十年后，唐代漕运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曾经塌方式的侵夺漕粮的行为，在其治下再未出现（“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新唐书》）。
五、人亡政息的背后：是改革后漕运体系的整体崩溃
就像上文我们提到的那样，通过漕运制度改革，刘晏乃至开元时代的裴耀卿，将漕运由多司共治转变为一使独断。这种转变虽然有违三省六部制这种“祖宗之法”，却毕竟取得了他们所期望的成效。
然而，无论是裴耀卿还是刘晏，都无法改变的一点是，这种“一使独断”的局面，毕竟有悖于统治者“分权制衡”之道。
诚然，无论是玄宗还是代宗时代，漕运改革都是迫在眉睫之事，正因如此，统治者必然会给予改革者史无前例的信任和权力，但这些并非毫无边界可言。“三省六部制”虽然会带来信息流通滞后、政府应变缓慢的诸多缺点，但作为一项成型于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适应了朝堂上长久以来政治博弈的结果。在稳定性上，这一制度的优势“无比优越”。
唐代宗剧照
而更具讽刺性的是，刘晏在改革之中精心设计的州县-巡院使-转运使体系，在其死后很快发生了异变。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巡院使上。唐宋时期官名中所谓的“使”，往往意味着它属于“使职差遣”。与“官职差遣”相对，使职差遣往往意味着这一职务并非常设，官员往往以其他官职兼任。而巡院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晏死后，转运使一职由非常设官转为常设，但任命时却依旧多为其他官职兼任，而巡院使也不例外，为了方便行事，宪宗之后巡院使几乎全部由地方官员兼任，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官员不仅归属于“三省六部制”的管理范畴，还同时归属转运使麾下。曾经游离于三省六部之外的巡院使之职，也就此回归。
而巡院使与地方官员的融合，也意味着转运使再不能依靠巡院使对地方官员的漕运工作进行监察，也正因如此，困扰大唐多年的漕运梦魇“漕米亡耗于路”，再次出现。
六、结语：“事急从权”与“人亡政息”：相生相伴的政治怪圈
在谈及唐朝名相刘晏之死时，人们往往将之归罪于宰相杨炎的嫉贤妒能以及代宗皇帝的生性多疑。然而，对于皇帝而言，权力，既是其威严和威信的来源，同样也是其称孤道寡的元凶。
唐代宗与鱼朝恩
帝王永远是多疑的。尤其是自登基以来就多次陷入权相、宦官干政旋涡的代宗皇帝，就更是如此。而刘晏以转运使之职总览漕运大权，本身既需要皇权作为背书，同时也在无比剧烈的消耗皇帝给予他的信任。我们相信，在代宗皇帝对刘晏说出“卿，朕酂侯（即汉初名臣萧何）也”的时候，的确是处于无比信任和欣喜的心情中，然而，权力如野兽，逐渐滋生的猜忌，最终让代宗在谗言面前选择了听信。而一代名相之死，也成了这场漕运改革最为悲壮的转折点。
事急从权，是许多改革者基于现实处境所必须做出的决断，然而无法将这些有悖于常态的制度转化，同时也是这些改革陷入人亡政息困局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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