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視劇《清平樂》火了，隨之出現了一個新名詞——背誦天團。講的是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等宋仁宗時期的一大批文人名臣。這一時期的宋朝，陳寅恪先生曾評價其為封建時期，最為繁盛。而在當時湧現出的一大批對後世影響巨大的文人學士，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只可惜，趙禎沒有一個合格領導者駕馭群賢的能力，在群英薈萃的政治生涯中，只得了個什麼都不會做，只會做官家的中庸評價。
但是，趙禎曾全力效仿的對象，比他要早300多年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他那個時代，同樣也是朝野上下人才濟濟。不同的是，李世民以其政治家、軍事家的卓越風範和魄力，統領天下各路英才，各盡其用，開創了封建時代的一個巔峰——貞觀之治。
李世民是封建社會少有的“至治之君”，歐陽修等人撰寫的《新唐書·太宗本紀》說，唐朝傳世二十，其中可以稱述的只有三位國君，即太宗、玄宗、憲宗。但玄宗、憲宗晚年失誤太多，結尾不好。只有唐太宗是“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考察李世民的一生行績，這種評價倒也並非純為溢美之詞。
那麼李世民為什麼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文治武功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實行了一條不同於一般帝王的用人之道。
一、只要才幹，沒有敵我:突破常規的帝王用人之道
李淵是唐朝的開國君主，是他奠定了唐朝的基業。但真正開創了大唐盛世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他通過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弒兄逼父，取得皇位。雖說這是非法手段，但在封建社會的古代，對權利的攫取，可算是在正常操作範圍內。所不同的是，一般君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主流意見，所以在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利後，對於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實施的都是鳥盡弓藏和斬草除根的方法。
而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卻徹底突破了這個腐舊的原則，走了一條不講出身，不計敵我，只講才幹的特殊用人道路。這也體現了其作為一位合格的政治家的巨大魄力和獨到的眼光。
就當時情況來看，可供李世民選拔使用的主要有四部分人：
第一，李淵遺留下來的老臣。第二，原來自己府上的親信。第三，與李世民對立的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第四，全國各地、包括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種人才。下面我們來逐一分析。
唐高祖李淵出身於門閥世族，雖然被迫起兵反隋，但他思想觀念卻偏向於保守。奪取天下後，他主要通過廣封宗室貴族和網羅其他世族地主的辦法鞏固自己的統治。在他先後起用的十二個宰相中，其中有一半是皇子、妻族，另外六人則是歷代皇族後裔和世家大族。
他們雖然有人曾起來反對隋煬帝，但他們想要保住和鞏固的是自己的權利和既得利益，所以他們思想保守，觀念陳舊，很難與思想通達的李世民全力合作。因此，李世民上臺後，就立即改弦更張。
首先，他認為廣封宗室不利於天下穩定。於是，他下令將宗室郡王降為縣公，只有立有戰功的幾人不降。對皇室成員也實行論功行賞的原則。這種削弱宗室貴族特權的做法，既是對宗室勢力的一種限制，又是對傳統的任人唯親政策的一種突破。他強調，即使是貴為皇家子孫，要想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社會政治地位，也必須為國立功，有所作為，而不應坐享其成。
歷史證明，唐太宗這種宗室政策是正確的、英明的。在唐朝，宗室貴族既沒有形成強大的威脅中央集團的分裂勢力，也沒有形成像明朝那樣剝削平民的腐朽黑暗勢力。
相反，在唐朝的宗室貴族中還出現了不少人才。僅有唐一代，出身宗室的李姓宰相就有九人，除了李林甫奸佞禍國之外，其他人還是因才任職，有所建樹的。
其次，對武德年間一些尸位素餐或威脅自己統治的人，唐太宗也是堅決罷黜。因此，李淵的寵臣裴寂以及唐儉、長孫順德等人先後受到貶逐。但對於隋朝和武德年間的大臣，李世民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努力爭取、教育，儘量排除可能存在的危險因素。
裴矩、封德彝在隋煬帝時都是諂媚國君、不敢正言進諫的人，但在李世民的批評教育下，有了相當大的轉變，成為了貞觀年間的重臣。
比如李世民即位不久，曾接受了用試賄的辦法識別官吏的建議，決定要處死一個受賄的官吏。裴矩直言進諫，認為天子不能用陰謀詭計欺騙下屬，不能殺害這個官員。李世民不僅採納他的建議，而且召集文武五品以上官員對他進行表彰。
如何對待原秦王府的老部下，這是李世民即位之後遇到的另一個問題。這些人早年跟隨李世民南征北戰，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後來又在與李建成和李元吉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為李世民上臺出謀劃策，效勞賣力，是李世民政權的中堅力量。
因此，在李世民初掌朝政時，這些人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重用和信任。但同時，李世民又意識到，自己身為最高統治者，不能只信任和重用自己的老部下，而不啟用新人。
因此，對舊部下，李世民也是人盡其才，像房玄齡、杜如晦、高士廉等人先後被任命為宰相，尉遲敬德、程咬金等人也都委以重任。而對那些功勞不大、才能不濟的人，卻不予以重用，不論誰來說情也無濟於事。
而在如何對待自己的政敵，這是歷代統治者上臺之後都要面臨的一個極為嚴峻的考驗。李世民不同於其他皇帝的高明之處亦正於此，他對於敵人不是斬盡殺絕，而是區別對待。對於其中具有治國安邦才能的人則是努力安撫、爭取，儘量化敵為友，發揮他們的才幹。
在李世民奪權以前，李建成身為太子，李元吉則是與李世民地位相當的王子，他們都在網羅英才來幫助自己取得皇位。因此，李綱、魏徵、王珪、歐陽詢等十餘人投靠了李建成；榮九思、袁朗等人則投靠了李元吉。當時大家各為其主，勢不兩立。
但在李世民即位之後，形勢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建成集團中的文臣武將也不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對派，其中的一般乃至核心成員，並不從根本上反對李世民，更不想與新朝對抗到底。只要新的天子能夠“以國士待之”，他們則會感恩不盡，也會“以國士報之”。因此李世民對他們採取了捐棄前嫌，合理使用的政策。
比如魏徵，早年參加過瓦崗寨起義軍，歸唐後做了李建成的主要謀士，曾經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只因李建成優柔寡斷，讓李世民搶先奪了權。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通過追查發現了魏徵這一建議，於是抓住魏徵，問：“你為什麼為建成出謀劃策，與我敵對？”魏徵毫無懼色，說：“人各為其主。可惜建成不聽我的勸告，否則今天勝負成敗尚未可知！”唐太宗發現魏徵不僅足智多謀，而且剛正不阿，是一個治國良才，於是不計前嫌，先是任命魏徵為諫議大夫，後又提拔他為宰相，使魏徵成為貞觀年間的第一位名臣。
李世民所重用的第四部分人則是隋末起義軍領袖、來自民間的各路人才和少數民族的傑出將領。比如，勇武過人、戰功累累的程咬金、秦叔寶就是曾與李唐拼死相爭的瓦崗寨將領，張亮、馬周、杜正倫等人則是出身寒微的民間人才，阿史那杜爾、黑齒常之等則是驍勇善戰、忠心耿耿的少數民族將領。
正因為李世民突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及宗室和功臣親信的界限，也不講自古以來的什麼華夷不等、貧賤有別，因此才使他從當時的各階層、各民族中選拔出一大批傑出的人才，組成了一個能力卓著、效率突出的中央統治集團。他們不愧為一批治世之能臣，是實現貞觀之治的中堅力量。
二、有了才幹還要看德行——自古皇帝的選擇綜合徵
如何處理德、才關係，自古以來，這都是人才選拔、官員任用的一個大問題。先秦諸子對這一問題都做過不同的論述，秦皇、漢武對這一問題也有不同的政策，三國的曹操大力實行的則是唯才是舉的策略。
但越到後代，封建統治者越來越注重德的作用，因此司馬光明確指出：“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實際上是主張用人以德為本。
但是，作為封建時代有數的明君，李世民在選才用人的標準上有自己的見解，他既不是隻重才不重德，也不是隻重德不重才。而是一方面明確提出要唯才是舉，另一方面又不斷強調要才、德並舉，德才兼備。
在處理才能與親疏、才能與門第、才能與資歷的問題上，李世民都是強調前者，而反對強調後者。
唯才是與，不論親疏是李世民用人的一條重要原則。李世民曾鼓勵大臣們推薦治國人才，但卻有人議論說，大臣們推薦的人才非親即故，都是任人唯親。為了打消大家的顧慮，他提出
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原則，強調人才的選舉是出以公心，舉得其才，是為了輔佐皇上更好的治理國家。所以選拔人才首先應考慮其才能，而不應首先考慮親疏遠近。比如在任用長孫無忌的問題上，其堅持的正是這種唯才是舉和內舉不避親的原則。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弟弟，他自幼好學，博學多才，而且功勳顯赫。李世民剛一即位，就提拔他為左武候大將軍，第二年，又提升他為吏部尚書，拜尚書右僕射，給他以開府儀同三司的崇高待遇。
職位之高，讓長孫皇后和長孫無忌都很害怕會遭人嫉妒，經過苦苦請求，李世民才同意解除了他尚書右僕射的職務。但時隔不久，又要提他為司空。長孫無忌再次推辭，他舅舅高士廉也極力反對，李世民說明了自己用人的基本原則，是“唯才是與”。如果無才，雖是親戚也不會用。如果有才，雖是仇家也不會放棄。由此，他還是提拔了長孫無忌，後來又讓他擔任司徒等職，使長孫無忌成為一代名臣。
在對待才能與門第的問題上，李世民敢於不計門第，起用新人。他曾經明確地批評過“龍生龍，鳳生鳳”的門第觀念。因此，他一旦發現傑出的人才，就能不計出身門第，立即起用。名臣馬周的重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馬周被提拔是帶有一些戲劇性的，像他這樣的人才，在古代本是很難出頭的。他從小失去父母，是個窮苦的孤兒。曾在家鄉擔任過州學助教，但是嫌薪水太少，拮据的生活使他對待工作並不盡心，遭到長官的譴責。於是他憤而離去，後幾經曲折，到了長安，在自已的老鄉中郎將常何家當了一名門客。
當時，李世民要文武百官上書批評朝政得失，提合理化建議。常何一介武夫，胸無點墨，只好讓馬周代寫。李世民看了常何送來的二十餘條意見，不禁拍手叫絕。但同時又感到十分奇怪，這位朝夕見面的武夫什麼時候會寫這樣的好文章了？於是追問常何，這是誰寫的？武將一般都較為直爽，便如實說明了是馬周所寫。
於是李世民立即召馬週上殿。馬周來後，與他談論國家大事，馬周講得頭頭是道。唐太宗十分佩服馬周的卓越見識，很快就任命他為監察御史，同時因常何推薦人才有功，也賜予了獎勵。
在對待才能與資歷的關係上，唐太宗也是不看資歷，主要看才能高低。比如，有一位名叫張行成的人，當時是一位比七品還小兩級的富平縣的九品主簿。但他辦事幹練，理政有方，清正剛直，李世民就破格提拔他為給事中、刑部侍郎、尚書左丞，最後提拔為侍中兼吏部尚書。
總之，在處理德才關係時，唐太宗首先強調的是“才能”，他認為選拔人才要以“才”為主要標準。這種認識是符合用人規律的。古代人才的特徵主要是管理能力和統治能力。唐太宗根據鞏固統治的需要，將這種能力作為人才的首要標準，按照才能的大小去選拔人才，從而使自已的文臣武將有較強的適應能力，使當時的中央政府有較高的辦事效率，這種認識和做法是正確的。
但是，唐太宗選拔人才也不是隻重才不重德，他將德行同樣作為選官用人的一個重要條件。比如，貞觀初年，科舉取士出現了一種重才輕德的苗頭，李世民為此感到十分不安，明確提出批評。他說，選官用人若採取這種重才輕德的做法，幾年之後，官員的惡行被揭發，雖然會判處刑罰，但是老百姓原本幸福的生活已經被破壞了。為了糾正這種傾向，李世民將德行也納入選才的標準，主張對人才的選拔要全面衡量，不能草率任用，要多多考察人才各方面的德行。
貞觀十年，他頒發了一道“求訪賢良”的詔書，其中就明確提出德才兼備的主張，這份詔書說：
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風勵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
在這裡，唐太宗既強調了才，又強調了德，二者不能偏廢。對於那些有德少才或者有才缺德的人，李世民都不予以重用。
三、為人才量體裁衣的職位選擇
李世民深知“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的道理，他曾說過“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用人之長，不計其短，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這是自古以來用人的一個基本原則，李世民在這方面也做得相當成功。
首先，他對自己的下屬是十分了解的，哪個人有什麼特長，有什麼缺點，他基本上都能瞭如指掌。因此，在他用人時就能揚長避短，發揮出每個人的最大價值。比如在任用房玄齡、杜如晦時，就避免了他們不善於斷案和處理瑣碎事務的短處，充分發揮了他們多謀善斷，處事有方的長處，把他們提拔到了宰相的位置上，讓其參謀國家大事，制定大政方針。
虞世南、顏師古、孔穎達等人則滿腹經綸，善文章，能談論，李世民就任命他們為秘書監、著作郎、太學博士等職，讓他們整修經史，著書立說，講學論道。李淳風、傅奕、呂才等人對天文、曆法、陰陽之學比較專長，李世民就讓他們擔任太史令等職。還有魏徵的任用也是充分地考慮到如何發揮他的長處。魏徵早年任秘書監時，太宗就讓他參於朝政，即參於宰相議政，以便在軍國大事上多聽取他的意見。從貞觀七年起，提拔他擔任門下省的長官侍中。門下省是唐朝的審議機構，中書省起草的詔敕都要經過門下省的審議後才能蓋印下發，這個重任李世民就交給魏徵。還有戴胄，他是貞觀時期一位以執法嚴明而著稱的人物。可惜學問不好，不通經史，李世民就沒讓他充任館閣圖籍之職，基於他能秉公辦事，性格正直的特點，讓他去擔任負責刑事審判的大理少卿之職。
唐太宗用人不僅能夠用人之長，而且能夠不計細過，容人之短，表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寬闊的胸懷和豁達的度量。
對曾經反對過自己又反悔了的人，他既往不咎，鄧世隆就是典型的例子。鄧世隆才華橫溢，隋朝末年曾充當王世充的侄子王太的賓客，是李世民政治上的反對派，曾寫信罵過李世民。貞觀初年，李世民不計前嫌，徵為國子主簿、修史學士。鄧世隆因有前過，經常提心吊膽，總怕李世民伺機報復。李世民聽說後，專門派人前去安撫，打消他的顧慮，還提拔他為著作郎。
對於那些犯了錯誤的人，或者毛病比較突出的人，李世民能夠做到從嚴教育，從寬處理，體現了他愛護人才、保護人才的根本態度。比如，顏師古是當時的大學問家，博覽群書，善寫文章，特別是對文字詞語的訓詁考證很是精通。李世民對他十分賞識，曾任他為中書侍郎，後又升為秘書監，專門從事古籍的校勘工作。當時朝廷多引後進之士從事校勘工作，但顏師古卻利用手中的權力走後門、拉關係，以權謀私。為此，唐太宗決定給他以貶官處分。但在顏師古赴任之前，唐太宗又惜其才，將他叫來嚴厲責備了一頓，之後不久，便又官復原職。
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歷史上君主專任賢才名將，不為讒言所惑，使其盡心盡力的，不乏其人。然而“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悲劇則是封建王朝屢見不鮮的普遍現象。這是權力至上的皇權主義和絕對專制主義的一種必然的歷史現象。
縱觀中外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封建統治者除了對反對派血腥鎮壓外，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時常會有相互猜疑，勾心鬥角的情況。封建君主出於鎮壓反對派和建立新王朝的需要，總要利用一些人才，在一定時候、一定條件下給他們一定的權位，但當他們功高震主，甚至對皇權造成威脅時，君主就會撕破禮下於人的面具，君疑臣，嫉賢忌能；臣畏君，誠惶誠恐。這是封建王朝不可克服的頑症。
李世民吸取了歷史教訓，從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之計出發，在一定時候和一定條件下，主張“君臣推誠”，“用人不疑”。他說：“隋煬帝喜歡猜忌，上朝了大家都不敢說話。我就不一樣了，我們什麼事都可以商量著來，像一家人一樣。”他總結歷史經驗說：“自古的皇帝都是怕別人比自己厲害，但是我看見別人的優點，就像是自己也有這樣的優點一樣高興。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長處和短處，用人任事就該棄其所短，取其所長。”
由於他用人不疑，防毀杜讒，從而使一些臣屬感恩圖報，衝鋒陷陣。高祖武德三年，同尉遲敬德一起歸降李唐政權的尋相背叛逃走，諸將懷疑尉遲敬德也要叛逃，把他囚禁在軍營裡，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建議把他殺掉以免後患。但李世民卻把他放了，還把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並給了他一些錢，對他說：“大丈夫志趣相投才在一起，不要出了一些小事情就要鬧矛盾。我也不會因為讒言，去謀害忠良。如果你執意要走，這些錢你就拿著當盤纏了，也不枉我們共事一場。”尉遲敬德感恩圖報，不僅在李世民與王世充的鬥爭險境中救了李世民的命，還在玄武門之亂中建立大功。
李世民的用人不疑，推誠以任，不但對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漢臣有效，而且有不少突厥降將也願意肝腦塗地為其所用。契苾何力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契苾何力是突厥一個可汗的孫子。貞觀六年，同母親歸屬唐朝，李世民把他的部落安置在甘、涼二州一帶。貞觀九年他同大將李大亮等攻打吐谷渾，建立了功勳，薛萬均歪曲事實真相，契苾何力回朝後說明真實情況，太宗對他更加信任了，把臨洮公主都許配給了他。
有一年，契苾何力到涼州探親時，他的部落要歸降薛廷陀，他堅決反對，在部將脅迫下，他割耳發誓效忠唐朝，堅貞不屈。但是外面誤傳他已經叛唐，對此，李世民卻絲毫沒有動搖對他的信任。自此，他對唐朝越發忠誠，當李世民彌留之際，他請求殺身殉葬，太宗不許，才作罷。
五、諫諍，貞觀最有名的“特產”
李世民是以“受諫諍”著稱的封建皇帝，從諫如流是出現“貞觀之治”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孟子曾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這是統治階級的經驗總結，李世民也深知這方面的道理，故對用賢納諫特別重視。
他反對隋文帝不信任臣下，自己勞神苦形，決定大小事務的作法。因為一個人的精力與智慧有限，天下的事務無窮。領導者貴在於選賢任能，使人才各有專責，不貴在殫精竭慮，親理一切。李世民更加反對隋煬帝剛愎自用，胡亂猜忌的作法，結果造成國破身亡的可悲結局。
在他即位之初，就鼓勵臣民積極進諫，當時上封事者很多，所謂封事就是官員提出的治理國家的建議，因要密封后上達，所以稱封事。為了消除進諫方面的障礙，太宗時時注意修正自己的言行，採取了一些辦法，以保證臣下敢於開口講話，尤其是講真話。
太宗威容嚴肅，氣勢逼人，百官覲見時，多舉止失措，根本就沒有諫諍的勇氣。太宗知道後，馬上改變態度，每見臣下必和顏悅色，希望能夠聽到諫諍。並且強調，人要知道衣冠是否整潔，就要藉助鏡子，人君想要了解自己的過失，就必須藉助臣下。君主如果總自以為聖明，臣下就不便於諫諍匡正，這樣沒有不失敗的。正因為如此的誠懇態度，臣下自然也就敢於開口諫諍了。
李世民還有一個習慣，就是當別人上書或諫諍時，自己認為文辭不大妥當，往往當面質問不留情面，臣下本來就對皇帝心懷畏懼，一見如此場面，無不戰戰兢兢，搞得非常狼狽。劉洎對此曾提出批評意見，因為話糙理不糙，他認為這樣搞對進言者是種傷害。
太宗當場表示一定要改正這種態度。後來他總結自己納諫經驗時說，只要進諫的內容有道理，在語言或文章上粗糙、甚至激進一點都沒關係。這樣的態度便打消了諫臣的顧慮，有利於暢所欲言。
既然要臣下說話，鼓勵諫諍，就要做好忠言逆耳的思想準備，克服君主自己心理上、認識上的障礙。李世民在這方面做得較好，他說：“
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彼難受者，藥後之苦喉也；此易從者，鳩毒之甘口也。”因為有這樣的認識，所以他始終能做到虛心納諫，而不計較諫諍者的態度與言辭是否尖銳。不僅如此，對於直言進諫的大臣，他還以師友的身份與其相處。這樣的胸懷與態度，理所當然地贏得了臣下的信賴，對廣開言路有明顯的激勵作用。為了鼓勵諫諍，他還採取了重獎言事者的措施。太宗欲處死一人，法官孫伏伽進諫說，依據法律，罪不至死。太宗覺得孫伏伽的進諫，使自己避免了一次錯誤，遂賜給他一座園林，價值百萬錢。馬周、張玄素、皇甫德參、姚思廉、王珪等許多人都受到過李世民的獎勵，這種措施也對鼓勵臣下積極諫諍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
在太宗的倡導與鼓勵下，二十多年間逐漸形成了官吏積極諫諍的良好風氣，僅史籍記載的前後向太宗進諫的就多達數十人，至於沒有提到姓名的所謂上封事者不知還有多少。參與諫諍的人也比較廣泛，上至皇后、太子、宰相、妃嬪、大臣，下至一般官員、小吏，形成了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良好政治風氣，這種風氣是一種開明政治的體現，也是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
貞觀時期的諫諍風氣有著不同於其他歷史時期的特點，在這種風氣的感染下，一些不敢進諫的人積極參與進諫，甚至一些隋朝舊臣也一改原來的阿諛諂媚態度，向太宗進諫，並且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
貞觀時期諫諍成風對於天下大治的形成有積極的作用，對於改變吏風，發展生產，提倡文教，健全法制，輕徭薄賦等，都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使國家機構能沿著正常的軌道運轉。諫諍之風的形成固然與魏徵為首的一批諫臣積極進諫有關，更重要的還是出於太宗的倡導作用。魏徵自己也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
可見君主在這裡是發揮著主動作用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說沒有唐太宗也就沒有魏徵這樣的諫臣，是太宗促成了貞觀諫諍之風的形成。
唐太宗李世民作為封建時代少有的英明君主，其豐富的馭人任事的人才思想，對於“唐初，賢人在位眾多”局面的形成以及唐王朝的鞏固、繁榮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人才思想是封建君主統治思想的精華和集大成者，也是後人要不斷努力挖取、繼承的一筆珍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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