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二八年，即是北伐成功的第二年（民国十七年），北京改北平，建都于南京；北京的大小机构，都迁到南京，故杜师也随其机构到南京。初住西城旅社，后住鼓楼饭店，这才有以下国考后的大比武。中央国术馆是怎样搞起来的呢？是一九二七年北伐胜利后，以前的军人起义，所谓“解甲归田”，多从事体育健康事业。于是有李景林、张之江、马子贞、李烈钧……等等军界人士，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开成立大会时，推选张之江为馆长，李景林为副馆长。到翌年冬季，即一九二八年，举行全国武术对抗赛。通令各省县市，层层选拔，到南京比试。比试有禁例，禁挖目、扼喉、踢打下阴。目部可打，不可戳；除此，死伤勿论。比试初期，着劈刺护具，戴手套。到我比时，我提议取消所有护具。大会主席李烈钧同意，才赤手空拳，着软底鞋比试，这是后话。在这年夏季，根本不知道冬季全国会举行武术比试。因为有人对武术的误解，在报上发表文章，遂引起我对于武术上的理论兴趣，著“武术汇宗”在北京晨报（即人民日报前身）副刊上连续发表两个多月。晨报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报社，其副刊为文学家，发表新文化运动的园地，是徐志摩、谢冰心、鲁迅等的主要文坛。
今天却刊登了我的“武化运动”的文字，并大受阅者们欢迎；这不仅出我意及之外，也出该报社意及之外。我写“武术汇宗”目的，并非沽名钓誉，而是抱着推进武术，增强民族体魄和研究武术，提高人们对武术的认识。晨报发行所及，全国上下和国外留学生，多有见到。在出版不到三个月，即得到北平市通知：愿参加国术比试的可以报名。说老实话，我虽好武术，是个业余活动。社会上对于武术，是同江湖卖艺，看不起的；因之，我从有这个念头，改行搞武术。不意在一天之内，就接到各处来函，说你对武术既有这研究，千载一时之会，你不去参加考试，为我北平市争光荣，岂不是白干了么？出于无奈，只好报了名。此中有位劲敌，天生有点跛，外号郭瘸子，练劈挂，来如风车，大扑大盖，甚是了得，比了个平手。最后，市长命两虎不要相争。可各练一行绝技，以定龙头。我乃表演朝天绝腿和两指夹十八斤大刀，他没有绝技，遂以我为第一名，作总代表，率二十二位代表赴南京，内中有吴图南、李先五等。赵师也去了任指导员。因为武术家在以前旧时代，多喜妄自标榜；这时，正老一辈子武术专行者无出路，多以招收学生，教教场子来餬口，如果这次不参加．不仅颜面攸关，且亦无人上门了。
因之，参加的人，老壮居多，没有少年，但有和尚、尼姑、道人，殊极一时之盛。到了南京，报了到，都住以前贵格医院旧址，我队住三楼，适福建队代表七人，同在一个楼面。头三天，一律表演，一人限练一趟，不拘拳脚器械，各发一枚纪念章。以后愿比试者入左门，不愿比者入右门，另有参观席位。比者站队，按高矮编对，尚无签筒，更无过磅，到第二场，及高矮也不分了。全国共到代表八百馀人，愿比者只占半数。一场打下来，仅剩二百余人。有的胜一场不比的，有的虽胜了，自己也受了伤，不再比了。有的打个平手，也不比了。所以到第二场只一百馀人，第三场只二三十人，最后是打几手就摔跤，多半是体壮力大者占优势。打胜一场者为中等，两场者为优等，三场者为最优等。我与福建队领队倪鸣銮对手，本不想伤他，无奈他看不起我，使我心中不快。一般在编好对手后，两人要先握手，以表示互相尊重，当我伸手要向他握手时，他掉头若无睹者，临到第三十六对将比试时，他见我还是侧目面视，有不屑一顾的态度。使我更加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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