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劫”1644:明末三大政權都沒能度過疫情拐點


“春劫”1644:明末三大政權都沒能度過疫情拐點

古代春節

春節,是一個萬民同歡的節日,民間如此,官方更加重視。明代的正月初一這一天,皇帝一般都特別忙,有各種儀式:先要到祖廟祭告,接著到奉天殿舉行大朝會,然後皇帝大駕出乾清門,浩浩蕩蕩地經過謹身殿、華蓋殿,御奉天殿接受臣民的新年朝拜。外廷儀式結束,皇帝回到內廷,接受皇后率嬪妃及皇子、皇孫行禮。

奉天殿的的百官朝賀,儀儀最為隆重:王公百官整肅,儀衛威嚴氣派,鼓樂聲中眾人一同朝拜天子。——對王公百官而言,出席新年的大典,既是禮制的規定,更是一種榮耀,沒有人會缺席新年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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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影像

但是,崇禎十七年(1644)的新年朝會,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正月初一的一大早,召集百官的鐘聲已響過三遍,崇禎皇帝來到朝堂,朝堂之上竟空空如也,只有錦衣衛首領及幾個太監站在堂下。崇禎皇帝問:諸大臣呢?

錦衣衛首領圓場說:“諸大臣也許沒聽到鐘聲吧?”

於是,崇禎皇帝命人再次鳴鐘。過了許久,才見部分官員陸續上朝。但是,官員們一個個沒精打采,臉上如同霜打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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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的朝會,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場面呢?原因很多。

其一,天氣不好。除夕之夜,狂風怒號,大雨如注。大臣們的住處,離紫禁城一般都有幾里路,冒雨上朝,遲到似乎在情理之中。

其二,心情不好。1644年的元旦(正月初一,春節),是闖王李自成西安稱帝的日子,皇帝心情不好,大臣也會揪心。

但是,這些都不是理由。大臣們起早上朝,摸黑趕路,這是尋常之事。夜裡冒雨上朝,大臣掉進水裡淹死,這在明朝都曾經發生過,何況是元旦這樣的大朝會呢?

李自成起義,早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西安離京城還很遙遠,李自成的大軍一下子還不太可能打到京城。皇帝憂心,大臣們還沒有什麼必要。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大明朝的元旦慘慘慼戚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可怕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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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個多災多難的王朝,一個月曾經發生過二十多次地震。崇禎皇帝朱由檢,也是運氣最差的皇帝。朱由檢自十七歲走馬上任,十七年裡沒有一天不揪心。今天的《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佈圖》及相關論著,一再從科學的高度,以災害性的氣象危機,證實朱由檢可憐的運氣——明朝遭遇了“小冰河期”,明朝中葉(1500年)後,氣溫驟降。1600—1644年,氣溫驟然下降到了千年來的最低點,萬年來的次低點,百萬年來也是第六、七個極度寒冷的時期之一。崇禎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時期之中段。而整個氣溫回暖,是在明朝滅亡以後的1650年左右。

極度寒冷時期的驟然加劇,糧食產量驟然下降,這對於一個人口龐大的帝國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區域普遍南移,導致明朝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這樣長時間和高密度的災害,極度削弱了明朝的國力,國家財政開始枯竭。

氣候給明季帶來了複雜的社會問題,一位路經延安的官員馬懋才,向崇禎的書面報告是:“現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棲泊無依。恆產既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銷溝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為盜乎?”面對如此複雜的社會問題,朱由檢無法淡定。

惡劣氣候,最終又給了朱由檢最致命的一刀——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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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

《古今圖書集成· 職方典》卷三八九《開封府部》記載:“崇禎十四年,夏大疫,人相食,有鼠千百成群渡河而南去。” 嘉慶《廬州府志》卷四九《祥異》有更明確的記載:“崇禎十四年大疫,郡屬旱蝗,群鼠銜尾渡江而北,至無為,數日斃。”順治《郾城縣誌》卷八記載:“崇禎十六年有鼠無數,群行田間,幾至成公徑,甚至與貓共處。”光緒《順天府志》卷六九記載:“崇禎十六年,先是內殿奏章房多鼠盜食,與人相觸而不畏。旦後鼠忽屏跡。”

崇禎末年,大明的土地上已經瘟疫流行,與鼠有關,只是一時還沒有傳染至京城。古代科學很不發達,傳播力強的流行疾病無法準確判斷,通常都被通稱為“瘟疫”。明末的瘟疫,早在萬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即已發生,時緩時急。由於北方旱災發生,災民四散逃荒,瘟疫隨之擴散,至崇禎十四年後大規模暴發,京城也便在劫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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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學者根據史料的記載,推測明末發生的瘟疫應為鼠疫,先是腺鼠疫,後是肺鼠疫的混合。患者起初突然發起高燒,有的胡言亂語,行為失控,或者從睡夢中驚醒。然後,患者腹股溝、腋窩、雙腿出現腫脹,一些人長期昏迷或精神錯亂,直到死亡。有時候,患者正在街上或家中交談,便突然渾身搖晃,倒地死亡。

鼠疫為何出現在明末?因為這是近一萬年來最冷的時期,華北地區地處平均氣溫下降了4—6攝氏度,草原植被出現南移,大量齧齒動物隨之南下。齧齒動物帶來的鼠疫病菌,由北方進入明朝核心地區,缺少防範意識與治療手段,鼠疫流行無法扼制,從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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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鼠疫主要發生在北方,而這裡是中國軍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域。鼠疫的發生,直接造成了中國北方人口銳減,兵源嚴重不足,明軍戰鬥力隨之下降。據史料記載:北京淪陷前,守軍士兵不僅數量不足,而且多已染病,軍官“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只要有強敵進攻,京城都無法防守,這也是李自成大軍只用了兩天,就輕易佔領北京的重要原因。

李自成的大順軍進入北京城,同樣十分危險。很多人將李自成的失敗,歸於入城後的腐敗,但這並不是真相的全部。清後轉而輕易趕跑大順軍,與大順軍遭遇瘟疫後戰鬥力明顯下降同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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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

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認為:明末華北地區流行的鼠疫,流行於崇禎六年至崇禎十七年間。鼠疫發源地大致在山西興縣,然後到大同,再到潞安,接著傳到陝西的榆林等地。崇禎十四年,大疫傳到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崇禎十六年傳至北京。鼠疫傳染性強,疫區“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有對新婚夫婦,入了洞房後再也沒出來,家人進去一看,二人竟死於床的兩頭。有個官員吳彥升,赴任溫州前有個僕人死了,吳彥升命另一僕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也不見回來,再讓人去看,那人已然死在棺材店裡。崇禎十六年,京城有時一天死亡萬人,城門內外全是棺材,京城約有20萬人在大疫中死亡,紫禁城內也有為數眾多的人員死亡。據臺灣學者曹樹基估算,明末崇禎年間,鼠疫流行核心區的山西、直隸、河南三省,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鼠疫。明清易代之際,中國人口約減少五千萬,瘟疫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1644年的春節,是大明王朝的“春劫”。瘟疫直接導致大明王朝垮臺,李自成、張獻忠的失敗也與此相關。但是,進入北京的清兵,為何沒有遭遇瘟疫呢?只能說是天意。清兵進入北京後,疫情拐點已經出現,他們來得太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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