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阿里這樣的平臺型大公司有必要的事，不一定對所有公司都有必要；對於一定程度上具有公眾人物性質的著名企業高管適用的嚴格，並不一定對普通員工也適合。
2020年4月27日，阿里公佈了對天貓總裁蔣凡的調查結果，一時間在社交媒體上刷屏。
前一段時間，因為緋聞曝光，蔣凡在阿里內網發帖，就網絡傳言帶來的不好影響向公司與同事道歉，並請求公司對自己展開調查。十天之後，調查結果出爐。
蔣凡的緋聞，本質上是一件私事，但的確產生了公共影響，那麼，從群己界限的角度去分析，或許是一個較為合適的角度。
嚴復當年用文言語句翻譯密爾的《論自由》時，將書名譯作《群己權界論》。“群”指群體、社會，是公域，公域講權力、講民主；“己”，指自己、個人，是私域，私域講權利、講自由。這就是所謂的“群己界線”。
調查組首先確認，阿里在2016年投資如涵電商的決策與蔣凡無關；蔣凡對如涵電商、張大奕所有淘寶、天貓店鋪的經營活動並無任何利益輸送行為。
這就是從公域出發。這個定性，對蔣凡來說，是最關鍵性的問題。他的行為，並未有主觀上的故意，去侵害阿里。
2016年的時候，四名安全部門的程序員，因為利用漏洞，做了個程序搶月餅，最後被公司開除。在阿里回應外界的聲明中，對於開除的決定，阿里給出的理由是：“使用工具作弊觸及了誠信紅線”，“對其他員工造成了福利分配的不公正”。這就是說，這些程序員的行為，直接指向了侵害其他同事。
私德對於阿里這樣的公司，仍然非常重要。調查組認為，蔣凡在公司重要的崗位上，因個人家庭問題處理不當，引發嚴重輿論危機，給公司聲譽造成重大影響。所以，阿里對蔣凡進行了一系列處罰：取消阿里合夥人身份；記過處分；降級，職級從M7（集團高級副總裁）降級到M6（集團副總裁）；取消上一財年度所有獎勵。
在如今的輿論環境下，公眾對公眾人物的道德期待很高，阿里必須回應這種期待。緋聞雖然是私事，但作為公眾人物，蔣凡在私域的行為，對公司形象造成影響。所以，當私域行為溢出，會對公司形象與利益造成損害，那麼，公司給予相應處罰，也是合乎邏輯與程序的。
這是所有平臺類公司的必然。比如，在阿里巴巴公司的平臺上，不管是天貓、淘寶還是阿里巴巴批發平臺，都有著無數企業、個人在經營，每天產生無數需要由平臺依據規定來判斷、裁決的事務。為了保證效率，更快地根據客戶需求做出迅速有效的決定，就需要將權力下放到每個普通員工手上。這種授權，會賦予員工權力，會產生腐敗。
平臺公司的反腐，對於每一個消費者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當你在淘寶投訴的時候，肯定不想店小二受賄，不公平辦理；當你在外賣平臺上點餐的時候，肯定不想首頁上的推薦是員工受賄之後的結果；當你閒暇時間去開專車的時候，肯定不想機場訂單都調度給了程序員的熟人。
這就要求平臺類型的大公司，必須對員工行為做出嚴格的規範。為了防微杜漸，這種規範，某種程度上，會以“公司價值觀”的形式進入員工，特別是高管的私域。對於美團、滴滴、餓了麼、拼多多，各類平臺，都是如此。所以，此次處罰，是合乎大多數人的期待的，也是合乎大公司與中國的輿論互動的。
不過，事情還有另外一面。蔣凡三十多就出任淘寶總裁，後又兼任淘寶、天貓總裁等核心職務，是業界傳言的未來阿里的可能接班人，所以，某種程度上，處罰也考慮到蔣凡對公司的重要性，並沒有將他掃地出門，蔣凡未來在阿里仍存在“滿血復活”的可能。
這讓很多痛恨“渣男”的人，特別是一些女性，覺得輕了，不解恨。但阿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在於蔣凡行為對公司的影響，在於對公司利益、形象與“公司價值觀”的維護，而不必、也無需為情緒負責。更何況這種情緒本身，也是一種局外人的情緒化反應。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平臺類型的大公司要求高管承擔這樣的責任、受到這樣的約束是必要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企業都要去學，都需要越過公域進入員工的私域。
因為，對阿里這樣的平臺型大公司有必要的事，不一定對所有公司都有必要；對於一定程度上具有公眾人物性質的著名企業高管適用的嚴格，並不一定對普通員工也適合。
“找你單位反映”，這句話，中國人一直很熟悉。家庭瑣事、道德訴求，都會鬧到單位去，最後，單位出面，群體介入個人私域，個人服從。隨著改革開放，個人權利的上升，私域與單位的界限逐漸分明，單位逐漸不管私事。群己界限的明確，這是中國的一個進步。公司、單位過度地進入普通員工的私域，並不值得提倡。實際上，阿里的處罰背後，仍然體現了這種群己界限：月餅雖小，但卻是公司的；緋聞雖大，但仍屬個人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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