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梦 图/阿婕
大丈夫，儒与侠
——徐皓峰《倭寇的踪迹》影评
文︱贾谬
在法家眼里，“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士与侠客是统治者共同的敌人。从这一角度搜索历史，我们发现真正的儒士志在让“道”着陆为礼乐，敦助统治者实行；没有原则地为皇权服务（比如宋江）已经是堕落之儒。汉武帝尊儒诛侠，一方面打击了侠客的任性，一方面加速了儒士的堕落。为皇权服务逐渐成为儒家主流，儒与侠从法家共同的对头演变为互为对头。水泊梁山的宋江与晁盖表面上是有恩有义的兄弟，实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路线的斗争，体现了儒与侠的尖锐对立。
宋江确实找到了儒家最大的正义性“替天行道”，但他似乎并没有能力理解“天”与“道”，他的最高追求便是功名，为朝廷出力的功，忠君的名。而晁盖们想要的只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活自在，并不惜为此背负着“盗”名。《水浒传》是个痛快的悲剧，悲在两种价值观都以失败而告终。故事讲的是宋代，而讲故事的明代人用宋代的故事暴露了明代价值天空的雷电与阴霾。
徐皓峰的电影《倭寇的踪迹》讲的也是明代的故事。自宋代形成铜墙铁壁的官僚体系，真正的儒士要行天道已是无力可为，苏东坡以他多舛的命运注解了这一历史语境。在《水浒传》的故事中，一个小小的州官仗着与朝中权臣的勾连，竟然可以无视先帝亲赐的丹书铁券，官僚已经僭越了皇权。文学反映的都是当代，由此可见明代儒家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样的政治语境下，只有面对外患，儒士才有机会以家国情怀以及对种族命运的担当表现儒士应有的品格、能量与气节。而历史的命运也一次次地将这种机会推演为儒士精神的悲壮谢幕。
《倭寇的踪迹》主角是戚继光将军的遗部梁痕录，电影的主题与诸多细节（如测试胡女的体能）都表明梁痕录继承了戚将军的精神，有着儒士对种族命运的担当，而他分明又是一个侠客。在影片中儒与侠的精神集于梁痕录一身。
儒，以天下为已任，可叹其伟哉大兮，却不得不与政权合作，在历史中逐渐丧失独立人格。侠，快活自在，独来独往，以一躯之暴力，平不平，行正义，却无依无据。影片中，梁痕录要做的是让戚继光改良的克倭之倭刀留世，对外患的忧备贯彻始终。梁痕录行的是儒的担当，他的方式却是侠的方式。从施耐庵的宋江到金庸的郭靖，江湖之人与主流价值结合，最终都要与政权合作。而徐皓峰的梁痕录，却以侠的独立，行儒的担当。不得不说，这是武侠故事的新境界。
然而，故事是曲折的。侠客的一已之武力并非所向无敌，梁痕录最终败于裘冬月之手，但主流价值却接受了他。这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诉求——儒的担当——本来就是主流价值。谁愿意拿种族的命运开玩笑呢？
真正的儒与侠，都是大丈夫的担当与选择。而隐士，是儒的一种极端镜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隐士以放弃的姿态，坚守了道的立场，回到山间林下，饮酒吟风，实现了侠所追求的自由。侠之自由，是对世间法则的不羁，尚且有对，隐士的自由更加广阔，空融于道境，不悲不喜。而一旦有行道的时机，隐士便重回世间，重新担当儒的使命。出山，在中国的历史长片中，是颇为激动人心的镜头。
为了制服梁痕录，裘冬月出山了。然而，裘冬月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他的山居只是逃避。裘冬月还是一个需要成长的男人，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老头儿了。年青貌美的继室与侍卫偷情，他选择了离开。然而，这种宽容却令她耻恨。当他发现她想杀他，他也生了杀机。当偷情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要互相惨杀同归于尽的千钧一发之际，他还是选择了宽容，一发而释千钧。
下山的时候，他并不自信，因为他要路过一个女人。尽管山脚下路过的只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但继室的背叛让他对自己的年龄不自信，他要把白胡子染黑。所以，第一次出击，他败了。彻底的宽容让他释然，心无挂碍，于是自信。结果，白须飘飘的裘冬月战胜了无敌的梁痕录。而真正的胜利并不是他打败了梁痕录，而是他接受了梁痕录。自信者，必宽容。他终于可以自信地去找山脚下那个陌生的年青女人了。
而儒与侠，还要在历史的风尘中继续着悲壮与潇洒。（贾谬︱2017年丁酉春于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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