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0期，原文標題，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現在如果想研究上古中國，每天要一半時間讀地上的書，一半時間讀地下的書。‘地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互相補充、印證，才能有所發明。有字甲骨目前大約出土15萬片，一片按10個字計算，則有150萬字，超過‘十三經’的體量，是難以繞過的研究上古中國的珍貴資料。”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黃天樹說。
記者/劉暢
古稀之年的黃天樹每天的工作仍是在家中整理、研究甲骨文拓片（蔡小川 攝）
今年恰好古稀之年的黃天樹，是目前古文字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30多年前，他的博士論文做甲骨斷代。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對甲骨文做了精細的字體分類和斷代，奠定了當下公認的甲骨字體分類和斷代的體系。自8年前，他又帶領自己的學生們編撰40冊左右的《甲骨文摹本大系》，力圖超越之前郭沫若等前輩歷經40年、相繼出版的《甲骨文合集》，前者所收甲骨的數量，比後者多出一倍。
時值甲骨文發現120週年之際，黃天樹接受了本刊的專訪，講述百餘年來，人們如何走近3500年以前的文字，以及它與我們當下的關係。
識讀甲骨文已經成為一門專業的科學
三聯生活週刊：中國文字博物館曾有“破譯一個字，獎勵十萬元”的舉措，甲骨文識讀的難度在哪兒？
黃天樹：目前來看，甲骨文不重複的字有4500個左右，大約三分之一是大家公認的已識字，剩下三分之二的字，還沒有辨識出來，這些字大多是人名、地名。
我國的古漢字與古代埃及的聖書字、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不同，它沒有“死”，一直綿延流傳下來，演變成今天通行的漢字。因其如此，甲骨上的字與今天的漢字有些是一樣的，比如“日”字一看就是“太陽”。剛發現甲骨時，過去的金石學家就用對照法，將甲骨上的字與小篆對比，有許多寫法是一樣的。
這樣的字很快就考釋完了。除此之外，還有偏旁分析法。每一個甲骨文字，不能把它看成漆黑一團，要培養對漢字的感覺，比如這個合體字裡頭有幾個偏旁，要弄明白哪個偏旁是表義的、哪個偏旁是表音的，認清字形後，放到卜辭裡能講通，這個字就算認出來了。還有古書印證的方法，比如竹簡中的《詩經》用的字不一樣，但句子和後世的《詩經》一對，就能確定這個字。新出土的戰國楚簡由於蘊涵著新的字形線索，可以幫助傳統的古文字考釋獲得新的突破。
目前辨識甲骨文已經成為一門專業的科學，它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本身，它涉及到考古學、歷史學、文字學、文獻學、民俗學、人類學、音韻學、器物學、金石學等等學科。有些人揚言破譯了上百個甲骨文，但說服不了人。“破譯一個字，獎勵十萬元”確實有，初選60個人，經過三輪評選，2018年第一批獲獎人選公佈，只有兩人獲此殊榮。一位是復旦大學的老師蔣玉斌，一位是我的博士生王子楊，目前是首都師範大學的教授，他們雖然年輕，但都是最專業的學者。
三聯生活週刊：我們知道，即使能夠識讀出一些字，如果想理解甲骨文中的意思、研究卜辭反映的商史，最基礎的工作是甲骨斷代。從甲骨文發現到現在，斷代研究有過哪些發展？
黃天樹：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文字材料。但是，甲骨文要作為史料來運用的先決條件，就是要確定其時代。對於一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來說，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知道它是3000多年前商代的遺物，還應該搞清楚它究竟是哪個商王的。這種判斷具體年代的工作就叫作“斷代”。
甲骨學家董作賓發現了貞人，所謂“貞人”，是指為商王主持問卦的人。甲骨卜辭開頭一句話大多是“干支卜某貞”，這個“某”字，早期的甲骨學者一直不清楚它的意思。究其原因，是他們看到的甲骨多為碎片。直到1929年殷墟第三次考古發掘時，出土了四版大龜甲，董作賓稱之為“大龜四版”。通過對“大龜四版”的研究，董作賓發現“干支卜某貞”之“某”是貞人的名字。他在大龜甲上看到貞人“同版並卜”現象。例如貞人“賓”有時跟貞人“殼”同版並卜，貞人“殼”有時又跟貞人“爭”同版並卜。他把互見同版而可系聯的一群貞人系聯起來，成為“貞人集團”。由於每個貞人的壽命是有限的，如果考證出某個貞人活動在哪位商王執政的時代，經他貞卜的卜辭的時代也就可以確定下來，從而貞人就成為判斷卜辭時代的標準之一。以這些貞人名字為基礎，就可以判斷甲骨的時代。他根據貞人、世系、稱謂、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十項標準，把甲骨分為五期。五期分法是以當時的考古成果為基礎的，很多方面今天看來仍是對的。所以為學術界所接受，沿用至今。
但實踐證明，五期分法有它的缺點，重要的一點就是把甲骨本身的字體分類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另外五期分法比較粗糙，人們發現刻辭的刻手會有各自的字體，王死了以後，卜辭上的字體不一定跟著就變，有時候一種字體跨幾個王，根據字體能夠建立更為客觀的標準。20世紀70年代，李學勤先生在這個基礎上充分運用考古的方法分類，提出“兩系說”，認為必須先把甲骨根據字體分成不同的類，然後再依據其他的證據判斷每類甲骨的時代。
20世紀80年代末，我遵循他的思路，首先只按字體分類。那時，最快捷的方法是將《甲骨文合集》剪開，把字體一樣的甲骨片聚集在一起。但是，當年我念博士的時候還是一個窮學生，每月助學金只有90塊錢，那套書當時書價近2000塊，現在可能漲到了10萬塊。這樣一來，我只能用手一片一片摹寫，開始摹寫時，有點像小學生“描紅”，用一張透明的薄紙蒙在甲骨拓本上描摹。摹完之後，把字體相同的摹本放在同一牛皮紙袋子裡，累積到一定程度後，字體差不多的甲骨就都歸在一起了。
第二步是斷代，像前人一樣，根據貞人、世系、稱謂、事類、文法等條件，確定這一類字體的大致時代。相比董作賓時，考古發掘出的甲骨都沒有記錄地層關係，甲骨在甲骨坑中的層位對斷代沒有參考價值，新中國成立後的發掘中，劉一曼和她的考古隊員對每一層出土的卜骨都有記錄，考古信息也成為重要的證據。按照我的方法，現在出土的殷墟甲骨，大概可以按字體分成32類，其中王卜辭大概22類，非王卜辭10類。這種分類法逐漸為甲骨學界所接受。
拼合巫卜世界的碎片
三聯生活週刊：完整的甲骨並不多，面對已經破碎的卜骨，研究者如何把它們拼合在一起？又有過哪些成果？
黃天樹：15萬片甲骨裡，完整的不到1000片，學界把拼合甲骨碎片稱為“綴合”。甲骨文的材料除了甲骨的文物，還有彩色照片、拓片和摹本，學者主要用拓片和摹本來綴合。從1917年王國維首次綴合甲骨到現在，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王國維綴合出商王世系到1938年是第一階段，是甲骨文綴合的發軔階段。1939年曾毅公出版綴合的專書到1977年是第二階段，標誌著甲骨綴合進入到勃興階段。1978年至今是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學者憑藉的材料主要是考古發掘品，綴合成果層出不窮，綴合專書不斷問世。
1978年《甲骨文合集》出版，標誌著甲骨綴合進入全盛階段。郭沫若20世紀20年代末流亡日本，他研究甲骨文，書很不好找，有的書印量很少，價格也貴。新中國成立後，他做了中國科學院的院長，1956年國家制定12年科學規劃，他就要編《甲骨文合集》，便把胡厚宣先生從上海復旦大學調到位於北京的中國科學院歷史所，我的導師裘錫圭那時讀研究生，也跟著過來。直到1978年，這套書的拓本才出版。與拓本配套的釋文和索引，到1999年甲骨文發現100週年的時候才出版完畢。《甲骨文合集》13巨冊，前後花了43年才全部出版，這是收錄甲骨拓片最多的一部大型甲骨資料著錄書，為甲骨綴合提供極大便利。不過，《甲骨文合集》實際是選集，共收錄41956片甲骨，還有重片。所以我們現在在編《甲骨文摹本大系》，收錄已經公開出版的、已綴合好的甲骨將近8萬片，預計2021年出版。
在我看來，綴合的基礎仍是依照字體做出的分類和斷代。比如有500個花瓶，上面都寫著字，你把它敲碎之後攪亂，再讓我把它重新弄好，如果上面有字，肯定先根據字體，把相同的碎片歸在一起，縮小範圍。
最初的綴合自然沒有這麼複雜，很多甲骨拓片裡，兩片甲骨的邊緣一看便是一起的，很輕鬆便拼出來了。後來便要像斷代一樣，需要各個學科的知識，綴合後的甲骨要能讀得通才行。我還提出“甲骨形態學”，要了解龜甲、獸骨的結構，對每一片甲骨所在的位置瞭然於胸，也能輔助綴合。
綴合甲骨這麼多年，不斷說明一些“斷爛朝報”的舊材料，一經綴合，價值倍增，成為新材料。除了王國維的貢獻，近年來我的學生在綴合甲骨時，把三片甲骨殘片拼合後發現了“星率西”三個字，是“星星都往西面走”的意思，應是一段記錄流星雨的驗辭。它刻寫於武丁時期，成為中國記載流星方面最早的材料。
三聯生活週刊：從已經解讀出的內容上看，我們知道甲骨文主要是卜辭，其中反映了晚商的哪些歷史？卜辭這一形式對了解那段歷史有哪些限制？
黃天樹：雖然卜辭大多用於占卜，但在武丁時期，占卜的範圍很廣，涉及祭祀、征伐、農業、田獵、天象、氣象、疾病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代的社會生活史。到殷墟末期，卜辭變得程式化，主要是卜問祭祀的事，但目前因為不能確定我們是否看到了所有的卜辭，所以不能說明是占卜制度更加成熟，還是帝辛時，對巫術的信仰已經衰落。
除了記述商王的王卜辭，1949年後非王卜辭進展很大。劉一曼在1991年的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發現甲骨1583片，其中刻有文字的有689片，絕大部分是完整的龜甲，全是非王卜辭，也就是說，這批甲骨的主人不是“王”，是一個與王有血緣關係的大貴族。大部分的王卜辭由王親自占卜，而在殷墟發現的非王卜辭的占卜者是“子”，這是對殷人家族族長的稱謂，他們與商王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非王卜辭裡也有祭祀、戰爭、田獵、商業，還有他們和商王，甚至婦好的往來，對了解商代的家族形態、居住環境，乃至子和商王的關係，都有重要意義。
1976年殷墟王陵區祭祀坑發掘
漢語的成型
三聯生活週刊：從整體來看，為什麼人們把甲骨文看作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年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統？
黃天樹：中國是世界上古代文獻保存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古文字原本指秦代以前的文字。不過，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陸續發現了很多秦代到漢初的簡牘和帛書等文字材料。這些簡帛上的早期隸書，字形還保留著先秦文字的不少特點，適合用古文字學的方法去整理研究。因此，學界把古文字學的範圍放寬，將漢武帝以前的文字也包括在內。甲骨文、殷周金文、戰國文字和簡牘帛書，是如今研究古文字的四大分支。其中，甲骨文是按片計算的，有15萬片；青銅器按件計，約有近2萬件；竹簡則大概有30多萬支。把它們加在一起大約50萬件，平均每件按10個字計算，將近500萬字，大約相當於1000部《老子》。
從目前的發掘情況看，甲骨文不只出現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陝西、山東、湖北，乃至寧夏都發現了刻有卜辭的甲骨。其中1977年出土的周原甲骨最為知名，有文字的甲骨不到300片，其時代上限在晚商，時代下限在西周早期。上面的甲骨文像微雕一樣，得用放大鏡放大5倍才能看清，但文字和語法跟殷墟的甲骨文差不多，研究者也能看懂。
《尚書·多士》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殷人祖先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簡冊。殷墟的甲骨文年代最早，數量也最大，但它不是當時唯一的文字。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商代文字材料，主要是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這是因為它們的書寫材料堅硬、不易腐爛，才得以保存至今。用竹、木做成的簡冊，容易腐爛，所以至今還沒有發現商代的簡冊。甲骨文有“典”“冊”“聿（筆）”這樣的文字，說明商代的人是拿毛筆在竹簡上寫字，只是似乎竹簡無法在北方的地下長時間保存，目前沒有發現商代的竹簡。相比青銅銘文，用刀在龜甲獸骨上刻也比較費力，所以它的字體簡化比較多，有些類似於現在民間使用的俗體字。而從出土的文物看，卜辭上的甲骨文是晚商的武丁王之後才出現的，而早商、中商時期的青銅器上已有銘文，只是那些銘文一般只有兩三個字，難以做深入研究，直到西周時青銅器上的銘文才多起來。
從文字本身來說，漢代《說文解字》總結的“六書”（“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註”“假借”）造字法、用字法基本都已形成，說明文字已經成熟。同時，文字本質上是記錄語言的。甲骨文有少部分用於記事，但主要用於占卜，內容涉及祭祀、戰爭等，有時候正面背面都刻有文字，多達幾百字。雖然受書寫材質和體裁所限，不會出現當時的所有語法、語句，為了刻在甲骨上方便，也儘量簡略，不過現代人看甲骨卜辭，刨去甲骨文形體上的障礙，當把甲骨文隸定成現代漢字以後，讀起來文通字順，且非常考究。
比如有一段卜骨上的驗辭寫的是：“有各雲自東，冒母（晦），昃亦有出虹自北，飲於河。”這天發生了兩件奇異的氣象現象：第一件是“各雲自東”，第二件是“出虹自北”。“各”“出”是一對反義詞，“各雲”對“出虹”；“自東”對“自北”，二者句式相同。通常認為，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但把這段驗辭轉寫成楷書之後，除了“冒母”二字需要稍作解釋外，沒有什麼艱澀難讀的辭句。“冒”有“蒙覆”之義；“母”讀為“風雨如晦”的“晦”，當“黑暗”講。商人視彩虹為一種像龍的動物，把“出虹”看作一種災異。甲骨文“河”是黃河的專稱，黃河在商代正位於安陽東面。整句的意思是：“有烏雲從東面來，遮天蔽日，覆蓋大地，下午又有彩虹從北面出現，在黃河中飲水。”
三聯生活週刊：這個例子初讀起來，似乎還是與後世的漢語有些不同，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如何判斷語言整體的變化？甲骨文對後世的語法研究有沒有啟發？
黃天樹：語言之中，語法最穩定，語音次之，詞彙變化最快。甲骨卜辭中的語法與現在的差別不大。我學過俄語，相比於歐洲語言中的陰性、陽性，以及複雜的變位，漢語的語法特點是語素相對孤立，有虛詞，語序在表達意思時很重要，不能隨意顛倒。從這些特點來看，卜辭裡有“自”“於”這樣的虛詞，主、謂、賓的順序與現在基本一致。只不過個別賓語會放到前頭，如剛才提到的驗辭中的“有各雲自東”，現在會說“自東有各雲”。
三聯生活週刊：從文字來看，您提到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這本書成書時，人們還沒有見過甲骨文。甲骨文在清末被發現後，甲骨文這種更為古老的字體，是對“六書”的完全印證嗎？
黃天樹：《說文解字》中的“六書”，在剛才所舉驗辭的例子中，便幾乎都有體現。比如“雲”是象形字；“出”是會意字；“河”中的“氵”表義，“可”表音，是形聲字；“亦”原本指腋下，兩個點是指事符號，原是個指事字，但在句中是虛詞，就是假借字。
商代的語言是單音節語素佔優勢的語言。用文字記錄它的時候，形聲字既有聲符，又不像假借字那樣容易造成誤解。在使用義符、音符的甲骨文字裡，形聲字是最佳的一種文字結構。漢字從甲骨文時代發展到漢代，乃至當下，最大的變化就是形聲字在全部漢字中所佔比重不斷上升。我做過統計，甲骨文中的形聲字佔40%多，大概到春秋時代，形聲字的數量突破一半，《說文解字》時形聲字大概佔86%，到今天大概90%都是形聲字。由此可以看出來，漢字本身有“聲化”的趨勢，形聲字的聲符容易發生變化。而形聲字的義符，比如日月山水、草木牛羊之類的義符，一萬年不變，維繫著漢字體系的穩固性。現在造字，比如化學元素週期表中的漢字，全是形聲字，一般也不會再造“凹凸”這種象形字了。
但甲骨文出現後，我們發現，有些漢字無法納入《說文解字》中“六書”的類型，比如有些字是“兩聲字”，它的兩個偏旁都是聲符，就無法納入“六書”的類型中。從邏輯上看，分類越細，例外越多，而例外反倒能令我們可以對漢字的本質認識得更深。我曾經提出過把“六書”簡化為“二書”的分類法，把漢字分成“無聲符字”和“有聲符字”。這是“六書”之上，對漢字更為概括的認識。漢字與拼音文字的特徵也由此變得鮮明，拼音文字只有“音符”一書，漢字多了一重“義符”。
從文字性質上看，漢字本身也適合這樣語素孤立的語言的特點。近代以來，頻頻有漢字拼音化的呼聲。過去有一個錯誤的觀點，認為先有“表義”而後有“義音”，有“義音”而後有“拼音”，漢字體系最終要發展演變成為拼音文字。現在看來，這個三段式的觀點完全不可信。因為世界上就找不到只使用“義符”的文字體系。我們現在所能看到最早的古文字，像埃及的聖書字、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它們和甲骨文性質相同，都是既使用義符又使用音符的文字體系。
漢字和拼音文字在3500年前同時出現在地球上，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字，就像中餐和西餐，很難說哪一種好。我覺得，這兩種文字體系各有千秋，沒有優劣高下的區分。相比拼音文字，萬年不變的義符，使漢字能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會隨著語音的變化而變化。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可以讀懂古書；不同方言區的中國人，雖言語異聲，但都能看懂漢字。實際上漢語現在也的確有兩套文字體系，一套是漢語拼音，它實際上就是拼音文字；一套是漢字。我們目前沒有再用漢語拼音取代漢字的想法，若想用拼音文字取代漢字，其中同音字難以區分將成為最大的問題之一。
（實習生胡藝瑋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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