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大一个都市，上千万人口一日三餐，成都人的“菜篮子”来自何方？确切一些说，成都居民每天的蔬菜供应来自哪里？扯浑筋的说法是——老妈采购的、婆娘上街买的。理性一点的回答是：每天的小菜都来自农贸市场、来自于超市；而零售农贸、超市又是从蒙阳、沙西这些更大的市场批发得来的。那么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上的时令菜（当然包括粮油肉蛋）又是从哪方运来的呢？简单的问题是，成都人每天吃到的都是什么地方种出来、运过来的蔬菜？
成都“菜篮子”的出处，对应着改革开放40年和城市迅猛扩张的历史进程。早先，在成都市的行政区划还只是有东城区、西城区、金牛区、青白江及龙泉驿区的时代，其中的金牛区管辖着所谓的“内8 乡和外8乡”，也就是当时的16个人民公社。“内8 乡”的区域大致在今天的二、三环路以内，“外8乡”则在外环线至三环路的范围之间。计划经济年代，“内8 乡”被“计划”为专门为成都居民生产供应时令蔬菜（基本上不种粮食作物），而“外8乡”还需要以种植粮油为主，种菜则是其次。
“内8 乡”围绕在东、西城区的各个方位，生产的新鲜蔬菜则按区位就近供应城区国营蔬菜店、大单位的食堂，全力以满足城区工人、市民的日常所需。比如：现在马鞍路的“马鞍大队”蔬菜就近供应工人村、40信箱，而今五块石附近的洞子口公社“五福大队”保障火车北站、成铁局、人民北路蔬菜店的供应；类似的还有茶店子公社要负责西门车站，青羊宫外面的“百花大队”保证省医院有菜吃，五桂桥那一片区要供应无缝钢管厂等工矿企业。那个时代，成都市民蔬菜供应方式是很清楚的，住在人北口子上的市民能够亲眼看到洞子口公社五福大队收获的莴苣、蕹菜，在地里整理规一后，就直接用板板车拉到人北嘉兴市场的两家国营菜店。
但随着1976年双流、金堂县划入成都市管辖；再接着1983年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温江、郫县、灌县、彭县、新都、广汉、什邡、新津、崇庆、邛崃、蒲江、大邑12县并入成都，大成都从此有了七区十二县之说后，成都人的“菜篮子”就开始向这些郊区县转移了。成都人吃的蔬菜向八方推远了大约50公里，部分郊县就成了“蔬菜生产县”，例如最有名气的即是彭州蔬菜。
再后来，当原来的“县”都升格为“市”或“区”后，这些以往的郊区县份土地被大量建设征用得以大发展，加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啥或者啥都不种均任其自主，郊县也就渐渐进入了不种菜的时代，20年前种菜的彭县已经变成了今天卖菜的彭州。
进入新的世纪元年，当原先的“内8 乡”蔬菜队以及随之的郊县“蔬菜县”都从农村的种菜人变成了城里的吃菜人，那么成都人的“菜篮子”又转到哪里去了呢？这一辗就辗远了！起初是西昌至攀枝花的安宁河谷平原和川北地区打主力，譬如西昌、米易、绵阳等地，再后来的这些年就是“全国蔬菜供应一盘棋”，成都人和北京、上海人的“菜篮子”都一样，既可能来自山东，也可能来自海南。总之，当下成都农贸市场或超市每天供应的蔬菜，肯定都有远自山东寿光的蔬菜。
当然，也不是说现在四川成都人吃的菜都是产自外省区的，本省供应成都的蔬菜另有很大的基地。只是当今成都的本地蔬菜基地早已不是什么“内8 乡”“米易大棚”“彭县菜”了，而是兴起在了甘、阿、凉三州一些原本没有规模种菜习惯的地方。
长期以来，由于地高天寒，热量严重不足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四川“三州”的高海拔、高寒地区时令蔬菜种植历史曾经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近些年来不断的农业实践证明：“三州”地区并非不能成为城市“菜篮子”供应基地，如果辅之于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四川的高海拔、高寒地区反而能够生产出高品质的反季节生态农产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纠正一个认知的误区——高原“三州”有好菜，而且有些还远销京沪、珠三角地区！
可以负责地透露给大家的是，如今成都人想吃上新鲜的优质好蔬菜，能够推荐的如：泸定的大白菜、小香葱，西昌的洋葱，黑水的蒜苔，理塘的长根白萝卜，甘洛的土豆，米易的嫩碗豆，金口河的食用菌……给你拍胸口，这些蔬菜的品质、价值明显高于“全国蔬菜供应一盘棋”的外省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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