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关于“鲍毓明性侵养女“的特稿在昨天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虽然这篇文章在前天（4月12日）15点左右发出来之后不久就已经因为巨大的争议而被撤下来了，不过关于这件事情的争议似乎还在持续。
这几天除了疫情，国内舆论最关注的就是有关于上市公司高管鲍毓明疑似性侵”养女“的新闻了，而随着各家媒体报道的深入，这件事情愈发引起全国的关注。
笔者最先关注到这件事情还是看到网络上到处流传着澎湃新闻刊发的关于南京和烟台警方之间的对话，之后才循着这个对话看到了澎湃对受害者的一段视频采访，以及《南风窗》关于此事的详细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关注《南风窗》这份杂志这么久以来，该媒体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上一次好像是侠客岛转发《南风窗》一篇关于地方基层治理困境的文章。
面对一位手中握有巨大权力的上市公司高管和法律界精英，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的遭遇必然会受到广大的网友的同情。在媒体报道中有写到，一位帮助小姑娘的姐姐告诉受害者，“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这是姐姐们欠你的，因为我们不够勇敢。”而这个细节成了周末网上的运动，先后发起了”姐姐来了“和”哥哥也在“的话题讨论，甚至是得到很多国内明星的积极响应。民众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已经达到了最高的临界水平，对于鲍毓明则是已经打上了恶棍的标签。
关于这件事情的调查还在继续，各家媒体也在不断的跟进报道，不过我在看了各家媒体的报道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变得愈加的复杂，
不完美的受害人以及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整件事情变得愈发复杂。而甚至已经开始有人在鼓吹等待翻转了。受害者律师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的时候也承认这个案件很复杂，可能涉及到人性、伦理、道德、法治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受害者母亲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颇受关注，甚至可能涉嫌违法犯罪，这都为该事件增添了复杂性。这件事情还在进行当中，有待相关部门调查具体的情况。假如结果是因满了14岁而发生性关系，而到嫌疑人无法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可能就要修改法律文本了。但是昨天在网络上看到，利用优势地位去发生关系的领域，我国在这方面是由法律条文去惩罚的。举个简单例子，假如一位老师利用自身的权力（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去要求女学生，即使存在女学生没有明确的说不，但是这位老师都应该要受到处罚。
不过值得注意的该案件的报道媒体之一财新当天刊发出来的报道，虽然该报道已经被撤下来了，但是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话题还是非常值得讨论。
财新在国内有特殊的地位，自建立二十年来因为其所刊发的新闻质量而受到众多人的尊敬。 而国外媒体在引用财新的报道是也会常常加上一个形容词——备受尊敬的，这就是足以可见该媒体在国内、乃至国际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地位。今年疫情期间，财新的表现更是让人赞叹，甚至出现了其纸刊被加价好几倍在网络上售卖。因此财新也因为这次疫情的出色报道而出圈，走出原本的财经圈子而走向一般大众，看到不少网友为了支持而选择在此期间购买了他们的付费阅读。
不过在疫情缓和之后他们的首份重要特稿报道就受到如此大的争议，甚至被迫撤稿，或许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财新发出公告，就这篇特稿调查进行道歉。
在鲍毓明的相关新闻发出来之后，笔者内心一直在等待财新能够有这件事情的深度调查报道，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早先报道鲍毓明的很多媒体其实都没有涉及的比较深入，甚至很多的报道的信源都是非常单一的，很少有立场中立、平衡的报道。不过等来的是财新这样的一篇特高，却是让人有些失望。
在报道类似题材新闻的时候，国内几乎大大小小的媒体都遭遇了翻车 ，从澎湃、新京报再到今天财新，似乎所有的媒体都陷入性侵话题的巨大困境，不晓得该如何去报道这类比较特殊的新闻。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一些网络自媒体、甚至在我看来一些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在这个问题上都出现了失误，我想这是我国媒体人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究竟该如何去报道类似的话题，即将新闻原本的面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同时又保护受害者权益。
当一件性侵事件发生的时候，公众自然会非常同情受害者，对于加害者表示谴责、希望有法律可以公正的审判。社会也需要对于这类事情给予极大的帮助，包括健康、心理、隐私等等方面给予帮助。但是这类事情最终可以被决定的是法院、而不是网络大V、明星，也不是社会舆论。不过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法律可以完全解决的，甚至全国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这件事情问题，但也有可能会出现法律结果与民众期待有落差。
在鲍毓明的事情当中，南风窗等多数媒体从受害者的角度去深入报道这次的案件，从感性的角度出发，同情受害者，甚至站到受害者这边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新闻方面来讲，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方面的说法，最好是做到双方、甚至是各方观点的交叉印证，在进行不断的求证当中，公众会发现究竟谁在撒谎。
财新的文章则是从采访鲍毓明这一方去入手，当然去采访鲍毓明的媒体也并非只有财新一家，比如鲍毓明在接受有的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从来没有将这位女孩视为养女。而财新的问题出现在立场和采访手法上，虽然存在事件的一方拒绝的了采访，不过还是可以从周边去补充报道的， 也不至于完全依赖鲍毓明的说辞了。至于手法上的问题则更不应该将其事无巨细的情节的刊发出来，毕竟当事一方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是个未成年人，有必要从弱者的角度考虑，以免自己的手中的媒体权力损害当事人的权益。
在原本新闻业凋零的当下，真正在做新闻的机构并不多，甚至是屈指可数，但是在这类话题的报道时，又是最容易引发工作巨大争议的，而常常撰写此类引发巨大争议的报道有时还是女性记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一些掌握公共话语的所谓精英人士，已经跟不上国内民众的观念了，尤其是在米兔背景下显得更加措手不及。（完）
閱讀更多 marsdaily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