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累計確診已超70萬，疫情形勢嚴峻。據國際公益學院近期一份不完全統計數據，截至3月26日，中國社會組織計劃及已開展的全球抗疫行動已覆蓋六大洲至少104個國家，佔有疫情的國家的比例達53%。
國際公益學院代理院長黃浩明教授近日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表示，這次疫情形成了民間自發且全方位的對外支援，具有創新意義，非常了不起。緊急救災下的跨界合作、抱團取暖、“實用主義”，以及社會組織參與海外抗疫合作方式的靈活多樣，成為這次社會組織海外援助中值得關注的特點。
黃浩明教授指出，在這場全球戰“疫”中，中國社會組織仍存在“走出去”經驗不足、規模小而分散，國際渠道不暢，缺乏持續性的戰略合作伙伴，缺乏專業和高素質的複合型人才等問題。而當前最大的難題是，中國社會組織在參與海外事務時，在具體實施層面還面臨一些政策阻礙，如缺乏民間組織開展海外工作的管理政策法規，在對外物資捐贈、稅收、外匯管理政策上還存在空白。我們倡議國家能夠加強相關立法，同時減少行政審批，鼓勵更多的社會組織走向海外。
當國內疫情防控轉入後半場，海外疫情卻處於爆發的前夕。“讓我們互相幫助，因為我們彼此需要。”世界衛生組織3月11日呼籲。抗疫無國界，中國政府和社會組織積極應對這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其中社會組織在海外的抗疫行動格外受到關注。
“此次對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範圍最廣的一次緊急人道主義行動。”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副署長鄧波清3月26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說。
當地時間3月16日，來自中國的30萬隻口罩運抵比利時列日機場。這是歐洲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比利時首次得到大規模外來援助。這批物資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和馬雲公益基金會提供。圖源：新華社
據統計，截至3月26日，中國社會組織計劃及已開展的全球抗疫行動已覆蓋六大洲至少104個國家，佔有疫情的國家的比例達53%。有業內專家表示，中國社會組織此次積極參與海外抗疫非常值得肯定，同時“走出去”還面臨經驗、渠道等問題，以及如何更好處理關稅、外匯管理等政策瓶頸。專家建議，應加快這方面立法，鼓勵更多社會組織“走出去”開展國際事務。
對外援助：捐物資、資助疫苗研發、搭建中外醫院交流平臺
據世衛組織數據，截至歐洲中部時間3月27日18時，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約51萬例，全球201個國家地區出現新冠肺炎病例。在海外疫情呈爆發態勢之時，許多國家還沒有做好應對危機的準備。
與新冠病毒經過兩個多月的較量並佔據上風后，中國開始“轉戰”海外。3月26日，外交部副部長羅照輝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已宣佈向8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援助，包括檢測試劑、口罩等醫療物資，已向伊朗、意大利等5個國家派出7批醫療專家組。同時，中國政府向世衛組織捐款2000萬美元。
3月12日，在意大利首都羅馬，意大利紅十字會主席羅卡（後排右六）與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一行9人合影。圖源：新華社
在中國政府大規模對外援助的同時，中國各領域的社會組織也罕見地密集行動起來，除了捐款捐物，也派出專家團隊、發佈“抗疫”手冊、搭建中外醫院交流平臺，以分享疫情防控知識和經驗。
在物資捐贈方面，2月29日，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崢愛基金捐贈第一批22臺製氧機抵達伊朗首都德黑蘭，該基金會還在“微公益”平臺開通募捐項目，募款為伊朗購買醫療物資捐贈。
3月3日以來，馬雲公益基金會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已向日本、菲律賓、伊朗等亞洲國家，意大利、法國、比利時等歐洲國家，以及24個拉美國家、54個非洲國家，捐贈了數批醫療防護物資，包括口罩、試劑盒、呼吸機等。
阿里巴巴向泰國捐贈抗疫物資。圖源：新華社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3月10日發佈消息稱，按照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的統一部署，設立“抗疫國際人道援助基金”，首批募集採購和捐贈物資已運抵伊朗和伊拉克。
此外，在中國駐塞爾維亞使館和塞爾維亞政府的協調配合下，中國深圳市猛獁公益基金會捐贈的試劑盒於當地時間3月15日晚運抵貝爾格萊德。3月17日，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援助意大利價值100萬元的應急醫療物資起運，最終由意大利駐華使館轉交意大利紅十字會。
中國社會組織也在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和治療藥物的研發。3月2日，馬雲公益基金會捐贈320萬澳元（約1470萬人民幣），支持澳大利亞Peter Doherty感染與免疫研究所研發疫苗。而在此前的2月18日，該基金會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何大一博士領銜的研究團隊提供了1500餘萬人民幣，用於新冠病毒治療藥物和疫苗的研發。
在分享抗疫知識和經驗方面，2月29日，中國紅十字會赴伊朗志願專家團隊抵達德黑蘭。當天由上海專家組成的中國紅十字會志願專家團隊一行5人也抵達德黑蘭，這些志願專家團隊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向當地分享中國的疫情防控知識和經驗。
3月27日，中國紅十字會赴伊朗志願專家團返滬。圖源：新華社
3月18日，由馬雲公益基金會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發起並資助、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數十位“抗疫”一線專家撰寫的《新冠肺炎防治手冊》正式發佈，向全球提供新冠肺炎防治臨床經驗。僅一天，手冊全球直通站就吸引了來自全球219個國家和地區78萬人瀏覽。
3月26日，馬雲在社交平臺發文稱，已收到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40多家醫院的諮詢需求，他們有很多疫情實戰中的問題需要解決，此事十萬火急，於是緊急搭建了中國醫院和全世界交流的平臺。
民間參與：有“中字頭”社會組織，也有一線志願者團隊
全面“封城”後的武漢，活躍著一支自發組成的志願者團隊“影子夢之隊”，他們將各地捐來的醫療防護物資、生活物資輸送到各大醫院和社區。隨著湖北“解封”，武漢最黑暗的時刻也即告結束，這個團隊在稍能喘息之際，將目光投向海外，開始了“雙線作戰”。
南都記者從志願者那裡獲悉，3月22日，他們向加拿大溫哥華和多倫多兩地捐贈的總共37箱物資通過順豐快遞寄往青島，並於25日通過國航班機以託運方式送往溫哥華，這些物資包括400件隔離衣、600件防護服、3000個口罩。這不是他們捐給海外的第一批物資，而這樣的捐贈只是眾多民間對外援助中的一朵小浪花。
據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近期一份不完全統計數據，截至3月26日，中國社會組織計劃及已開展的全球抗疫行動已覆蓋六大洲至少104個國家，佔有疫情的國家的比例達53%（3月26日已波及196個國家）。
在對外援助領域，只有較少議題能夠超越國界，激起民眾“環球同此涼熱”的人道主義情懷。在國際公益學院代理院長、教授黃浩明看來，新冠疫情就是這樣的一個議題，不同於地震、海嘯，它傳播速度快、影響範圍廣，更容易觸動所有人。這次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最先給中國帶來了切膚之痛，中國的社會組織此時也更有參與海外抗疫的熱情。
實際上，伴隨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一帶一路”等海外交流合作的頻繁，中國社會組織不斷在“走出去”。可以看到的是，每當海外大型災害發生時，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6年印度尼西亞強烈地震、2008年緬甸水災、2011年日本地震海嘯引發的核輻射災難以及2015年尼迫爾地震等，中國的社會組織總會聞風而動，提供國際人道主義援助。
不過，黃浩明指出，過去“走出去”的先鋒部隊往往是“中字頭”的社會組織，如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當然也有壹基金、愛德基金會等大型基金會的身影。在這些對外援助中，幾乎沒有像這次從 “中字頭”社會組織，到成熟的大型慈善組織，再到民間志願者組織等團體，是來自民間自發且全方位的對外支援。
“這具有創新意義，對外援助有更多的民間主體，不是完全跟隨政府行動，而是完全自發的行為，這一點非常了不起。”黃浩明說。
跨界抱團：過去民間只找民間，現在也找企業、國際組織和政府機構
緊急救災下的跨界合作、抱團取暖、“實用主義”，也是這次社會組織海外援助中值得關注的特點。“過去對外援助常常是民間只找民間合作，這次疫情非常複雜和緊急，所以社會組織開展合作都是‘實用主義’，與企業、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機構都可以合作，反應靈敏而且速度快。”黃浩明說。
他觀察總結，在合作方式上，這次海外援助以跨界合作為主，有國內多家社會組織合作、國內外公益慈善組織合作、社會組織與企業合作、社會組織與政府合作等形式。
南都也注意到，目前社會組織參與海外抗疫有靈活多樣的合作方式。
有的是與海外義工組織合作。在加拿大溫哥華列治文市生活10年的華人王黎雯告訴南都記者，當地是華人聚居區，武漢又是自己的老家，疫情發生後，她時刻關注家鄉動態，並與30多名華人組織了一支義工隊，為隔離居民提供服務。該義工團隊與武漢“影子夢之隊”對接，接收來自故鄉的物資捐贈，而他們則將口罩和防護服分送到當地的醫院和老人院。
有的是與在外商會、僑團合作。2020年初成立的“高溫青年社區”，是一個由溫州青年人組成的志願者組織，其中有醫生、護士，物流、旅遊、外貿從業者，在外留學生、溫州商人等。從最初的“馳援溫州”，到目前的“馳援海外”，他們已經向意大利、伊朗、韓國等15個歐亞國家捐贈了大批物資，以及提供心理諮詢、中醫診療等服務。他們在海外的合作者或對接者非常多元，既有世界溫州人聯誼總會、羅馬華人華僑聯合會這樣的在外商會、僑團，還有一些愛心企業的贊助。截至3月23日，高溫青年社區直接發起及協助的“馳援海外”共收集到各類捐贈物資逾291萬件，總價值逾1167萬元。
有的依託國際行業交流平臺。“中意慈善論壇”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國際公益學院與意大利都靈大學中國研究中心(To China Hub)三方發起。面對意大利的緊張局勢，中方機構向歐盟委員會前主席、意大利前總理、中意慈善論壇意方聯合榮譽主席羅馬諾·普羅迪發去慰問信。3月11日，普羅迪發來回函並希望中方支援。“中意慈善論壇”發起機構當即發起聯合行動，搭建支援意大利抗擊疫情合作平臺，老牛慈善基金會、榮程普濟基金會、中國獅子協會等多家公益機構以及一些企業積極響應。截止3月20日已籌集60萬件醫用物資、以及價值220萬元的防疫物資，正由使館統一發往意大利抗疫一線。
還有社會組織與當地政府直接合作對接。塞爾維亞政府3月16日宣佈，在中國駐塞爾維亞使館和塞爾維亞政府的協調配合下，由中國深圳市猛獁公益基金會捐贈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抵達歐洲，隨後搭乘塞政府專機，於當地時間15日晚運抵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和總理布爾納比奇分別通過媒體向中國表示感謝，強調這是塞爾維亞收到的第一批來自國外的疫情防控物資援助。實際上，深圳市猛獁公益基金會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華大基因) ,此前通過各國使館向8個國家(日本、秘魯、安哥拉、塞爾維亞、菲律賓、文萊等)捐贈了病毒檢測試劑盒。
加強對外援助政策立法，鼓勵社會組織“走出去”
據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最新數據，我國登記註冊的社會組織有近87萬個，不過我國社會組織的國際化水平和增長速度都較低。據2014年的一項數據，當年中國國際及涉外組織類的社會組織僅佔當年社會組織總數的0.09%，反映出中國民間組織參與海外和國際事務的瓶頸較多或意願較低。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日前撰文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境外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慈善組織在中國開展了大量公益慈善項目，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中國慈善組織的援助重點一直在國內，少有機會參與國際慈善活動。此次海外疫情爆發後，中國慈善組織的對外支援雖然廣受受援國家和民眾的讚譽和好評，但是整體而言，中國慈善組織“走出去”的整體能力不足，“這與泱泱大國的胸懷和氣度不太相稱，也不利於塑造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還有較多瓶頸或短板。黃浩明指出，西方成熟的大型NGO往往在海外設立辦事處、建立執行團隊，也有大量的海外僱員，在海外有許多專業的合作伙伴。在這方面，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經驗不足、國際渠道不暢，缺乏持續性的戰略合作伙伴。
同時，“走出去”規模小、較為分散，缺乏專業性也是我國社會組織的短板。“我們社會組織好像無所不能，扶貧、環保、救援，什麼都做，但又不夠專業。”黃浩明說。此外，社會組織缺乏專業和高素質的複合型人才也非常棘手，“一個社會組織是否要走出去，跟組織的管理者有很大關係，他要有海外實踐的經驗，有國際化的視野，瞭解國際組織是怎麼運作的，才有可能思考是否將工作拓展到海外”。
不過，黃浩明認為當前最大的難題是，中國社會組織在參與海外事務時，在具體實施層面還面臨一些政策阻礙，如缺乏民間組織開展海外工作的管理政策法規，在對外物資捐贈、稅收、外匯管理政策上還存在空白。
據瞭解，我國1999年公佈施行的《公益事業捐贈法》至今未修，其中有條款規定，境外捐贈財產入境的，可減徵或免徵進口關稅和相關增值稅，但對於境內機構向境外捐贈卻並無相關規定。由於缺乏規定，社會組織向境外捐贈時，基層海關部門可能不予辦理免稅出口。2016年正式實施的《慈善法》，其中也沒有對對外捐贈明確約定關稅免徵，這些都是政策上的阻礙。
黃浩明介紹，許多發達國家都非常鼓勵社會組織走向世界，在法律上也有明確的規定，例如美國政府立法先行，聯邦政府為私人志願組織提供資金資助的法律保障，支持非營利組織參與國際事務。他認為，中國應考慮社會組織參與國家對外援助的立法工作，使其實施國際化戰略有法可依。
此外，黃浩明還指出，還有一些社會組織由於與政府關係較為密切，在對外援助時往往需要經過相關部門的層層審批，這嚴重影響了緊急救災的反應速度。“這次對外援助還有很多問題，我們倡議國家能夠加強相關立法，同時減少行政審批，鼓勵更多的社會組織走向海外。”他建議。
閱讀更多 深圳國際公益學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