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宋代，已達到了一個繁榮和高度成熟的新質變點。陳寅恪說傳統文化，“造極於趙宋”；朱熹講，“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這種登峰造極，一個原因是儒、釋、道三家合流，思想趨於融合，漸成一統之局，所以，促成了民族本位文化“理學”的產生。
仁宗時代，哲學思想上正值蓬勃的發展與碰撞，理學之道，未至後世“存天理，窮人慾”的地步，但“知性反省、重理節情”的風氣已經漸成，譬如劇中提到晏殊的名篇《解厄學》， 講的其實就是控制自己，省身，慎言，節情。
倡導理性風範，當然就需要對情感加以抑制。
趙禎自小，他的老師們，同時也是臣子們，對他的期望，必然是“克己復禮”、“內聖外王”，做個最守規矩的皇帝。
可是他廟號“宋仁宗”裡的這個“仁”字，卻偏偏不是一個理性範疇的評價，而是偏感性的。
所以什麼是“仁”？慈民愛物，曰仁；功施於民，曰仁；寬信敏惠，曰仁；慈心為質，曰仁；惠愛溥洽，曰仁。
這樣的總結評價，恰恰說明了，趙禎在帝王應有的理性風範之外，也擁有豐沛的情感。
而《清平樂》一劇，在充分表現宋仁宗的情感與理性的碰撞這一角度，是非常有其創新性的。
趙禎生母靜容病重過世一段，他愧於未能盡孝，在大朝會之時幾近崩潰，但能強抑悲痛，完成職責，靠的是理性；而盡責之後，卻也暗自傷心，砸傷內侍，呆坐水榭懷念生母，獲青梅竹馬的苗娘子安慰，二人共寢，整段都是情感上恣意的宣洩，平靜下來之後，他定位苗為親人，是理性的迴歸，對情感輸出的有效控制。
其中一個細節，他聽到晏殊回稟生母喪事處置，其情、理之掙扎，盡在端坐無力仰頭的那一瞬間。
再比如來看第三集中趙禎的朝堂戲，他有兩次站起，從簾後走出闡述己方論點。
第一次是爭遼使位次之事，因為他被程琳懟了，再加上對程琳之前給太后獻《武后臨朝圖》的不滿，趙禎這個起身是帶著怒氣的，很急很突然，身體前傾，此為肆情。
第二次，是為己方辨友王曾圓場挽尊拔高立意，需要總結陳詞、梳理全場脈絡，他的這個起身，就氣定神閒、居高臨下、儒雅得很了，此為據理。
趙禎向太后侍藥和二人言語交鋒一段，更是情理交纏的極致，太后終於不吝表達恨與怨，趙禎卻只是在講理，他以大義之理，解太后怨懣之情，在最後，因多年之情分，他也終於不忍，完美理性的面具有了裂縫，真心實意的講，“我希望你康復。” 他很明白太后的心情，那不是驕傲與蠻橫，而是真切的恐懼和孤單。
之後，趙禎與熙春一段，是始之因情，佚於理法。這段相遇，他理解熙春的實際情況，能夠體諒她的苦衷和難處，關照了她的尊嚴，給她最好的支持，然後，讓她自己做主，二人初見，他也是端端正正的問：“那你自己呢？你自己願意嗎？” 雖有情，更守禮。
至於終於登場的帝后之間，情理之糾結與來往，更是極有趣味。是做妻子還是做皇后，說白了就是重情還是重理，曹後本人在感情與理法之間掙扎，趙禎卻是，初因曹後於理於禮已趨完美，加傳聞貌醜，引致無趣和抗拒逆反，後因驚豔於其人而生情、繼而因其不馴，生征服之心，這樣無法完全掌控的情感，對一個一生被要求以理為先的君王，是未知的、是危險的，同時也是新鮮至極的。
王凱，以豐富有層次的演技，細膩生動的體現出了一位君王的感性與理性，值得品味，回味無窮。
非常期待後續的劇情發展，還有，王凱領銜的一眾演員們，如何繼續演繹情理糾葛，盛世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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