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遙遠的史前時代，人類就在同地球上其他有形動物的鬥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成為這個星球的主宰，然而直到19世紀末，人類同微生物的鬥爭，卻一直如同瞎子摸象，充滿著艱辛和神秘。 微生物這把無形的“達摩克里斯”之劍，雖不曾動搖人類在地球上的“霸主”地位，卻以其獨特的方式影響著人類歷史的發展，塑造著人類社會的性格。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戰爭、災荒、疾病，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和災難。雖然我們今天已難以復原和盡述它們對人類的危害，不過對其在歷史上的重大影響卻多少可以想象。事實上，疾病，特別是其中危害重大的傳染病，不僅在歷史上給人類文明的發展製造了種種的屏障和災難，就是在今天，仍有肺結核、瘧疾、麻疹、痢疾、艾滋病和像肺炎和流感之類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等六種傳染病，它們依然威脅者全人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健康與生命。最近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稱:“全世界每小時有1500人死於傳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數是兒童和具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本來可以通過預防手段避免死亡，所需用的代價比購買幾瓶阿司匹林所花的費用還要少。”
然而，長期以來，同人類關係極為密切的疾病，卻很少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儘管各種歷史資料和研究汗牛充棟，但疾病史卻似乎一直被人視為自然而然的現象而成為史學界的漏網之魚。令人欣喜的是，自1980年以來，情況開始有所變化，在世界，特別是西方史學界有關的探討日趨增加。這一狀況的改變，應該說與麥克尼爾
《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一書的出版不無關係。該書出版於1970年，作者麥克尼爾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曾以著作《西方的興起》而蜚聲世界史林。1998年，中國臺灣的楊玉齡將其譯成中文。在二十多年前，該著無疑是部極具開創性的論著。英國牛津大學的托馬斯教授曾在書評中指出:“他(指麥克尼爾)是第一位把歷史學與病理學合併起來，重新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者;也是第一位把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給它應有地位的史學工作者。”
圖為《瘟疫與人》封面，源自網絡
麥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對眾多人們習以為常的歷史現象所作的解釋，往往與以往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乃至社會史的分析大異其趣。
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歷史中，1520年，科爾特斯只帶了不到600名的隨從，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克帝國，箇中的原因，麥氏認為過去種種解釋都不夠充分，最為關鍵的因素還在於“新大陸”居民遭遇了從未接觸過而西班牙人卻習以為常的致命殺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茲特克人把科爾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連那位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克人首領也死於那個“悲傷之夜”。正是傳染病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幫助西班牙人消滅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肉體，還最終摧垮了他們的意志和信念。
又如，過去人們將公元前430—429年雅典和斯巴達的爭霸戰中雅典的失敗歸因於政治體制的不同。然而，麥氏卻指出，雅典陸軍在這段時間，曾因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折損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
正是瘟疫改變了地中海後續的政治史。同樣，在1870年爆發的普法戰爭中，瘟疫也至少部分決定了戰爭的勝負。當時，天花使得兩萬法軍失去了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於作了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當然，麥氏全新的觀察並不只是為了給某些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歷史的不確定性。實際上，作者採取的是一種真正從整體上審視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歷史觀，本書主旨乃是“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循環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並把傳染病在影響人類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提高到超過一般人所界定的更公平的地位”。
從這一視角出發，作者對人類歷史發展中出現的一些重要現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長的詮釋。比如麥氏指出，非洲熱帶雨林和鄰近大草原溫暖溼潤的氣候和豐富食物十分有利於人類最初成長，但同時也孕育極其複雜多樣的致病微生物。在這片生態體系最難纏、多樣的地區，“人類為了縮短食物鏈所作的嘗試依然美中不足，而且持續以染患疾病的方式，付出超高代價。而這一點比所有其他因素更能解釋，為何和溫帶地區(或是南美洲的熱帶地區)相比，非洲文化發展一直顯得落後”。
又如，作者認為，在另一個微寄生物特別複雜多樣的地區———印度，由於豐富的微寄生耗去了當地農民相當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統治者從他們身上攫取的物質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顯得如此稀薄。正是這種表面富足，實則貧窮的現象，讓印度的國家結構總處在一種脆弱而短暫的狀態之中。同時，嚮往來世的人生觀的形成與奉行，也就勢在必然了。
以上所舉不過是作者眾多匠心獨具的歷史闡釋中非常普通的寥寥數例。在論述其他諸如羅馬帝國的崩潰、佛教和基督教的興起、歐洲的擴張、印度種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國的崛起等種種的歷史現象時，麥氏均能透過一般的因果解釋，體認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這些顯然表明，疾病，特別是其中的傳染病，乃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基本的參數以及決定因子”。
圖為天花病毒感染者的皮膚，源自網絡
在當今世界，疾病儘管直接關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但人們習以為常，很難想象它會對一系列重大事件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現在乃至過去的一些經驗，一般會使人把疫病當作一種純粹自然的現象，因此也就難以引起注重人類社會行為的歷史學者的關注。
此外，在史籍中，此類資料的零散而不夠豐富可能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由於過去相關研究的缺乏，人類疾病史上的眾多細節問題必然還不夠清楚，在這種狀況下，要完成這樣一部從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歷史關係的大作，無疑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技藝。作者正是憑藉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藉由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其深入的分析和流暢的筆觸，把傳染病如何在人類歷史上，影響到整個人類的遷移、民族的盛衰、戰爭的勝敗、社會的榮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興滅、政體的變革、產業的轉型、文明發達和科技的進步等等，作了完整的論述，堪稱經典。
圖為威廉·麥克尼爾，源自網絡
全書除《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外，共分六章。
第一章《狩獵族群的行蹤》，介紹史前時代人類在征服自然過程中與傳染病的關係及傳染病對人類文化形成的影響。
第二章《古文明世界的疾苦》，探討了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間人類所遭受的疫病以及與疫病逐漸調適的過程。
第三章《歐亞疾病的大熔爐》，論述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間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東岸、印度和中國間的貿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運作穩定，這暗示著在交換物資的同時，傳染病也一併交換。由於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產於印度或非洲的傳染病在東西方相繼造訪，使其在公元三世紀前後，出現了疫病的多發和人口的減損。而後，大約在900年左右，歐亞大陸發展出了相當穩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成長。
第四章《蒙古帝國打通路徑》，闡述1200年至1500年間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這一時期，蒙古騎士東西征戰，使得鼠疫桿菌等致病微生物輕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東西方傳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輪的疫病大流行在歐洲以及中國等地出現。特別是歐洲的黑死病，影響至深，直到1500年前後，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陸續達致。
第五章《闖入美洲新世界》，討論十六和十七世紀世界疫病狀態。主要探討了歐洲人在征服美洲過程中， 由其引入的傳染病所起到巨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根絕其社會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遠甚於武力等人為因素。在這一時期，世界各地的傳染病模式還出現了均質化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與人類共生模式更趨穩定，疫病主要以兒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現，流行頻度增加，殺傷力減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規模成長，和疫病隔離群落的加速崩解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疾病形式逐漸形成。
第六章《近代醫學大放異彩》，探討十八世紀以後的人類疾病史。隨著天花接種的發明推廣、近代醫學和公共衛生制度的出現和發展，使人類第一次能夠通過科學原理在衛生行政上的運用，徹底打敗由於類似的科學原理運用到機械運輸上而導致的逾越傳統地理疆界的傳染病。但疾病與人類的競爭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還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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