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虎
4月12日，财新报道了高管性侵养女案一事，当事人鲍毓明通过中间人用书面方式回答了记者提问，他构建了与受害女孩之间“父女恋”的关系。这个自辩激发针对他的新一轮强烈愤慨。烟台公安自11日表示“全面调查”以来，尚无新的案情通报。这一饱含争议的案件如何收场，仍需等待。
这件案子的争议性之所以巨大，是因为它囊括了女童权益、父权压迫、司法权力几大主题，而在具体案由上又直指这些主题交叉的模糊地带，无法援引明晰的法条，从而导致社会与执法机关在看待此案时存在冲突。舆论的善意无法被法律规定顺利接纳，每一个关心此案的人，都能感受到棘手的一面。
此案仍有许多疑云源自事实稀缺，这让外界在评判鲍毓明、受害女孩及其母亲三者的关系时，面临信息不对称，要么代入自身经验冒昧揣测，要么将它放在简单的认知框架下强作解人。鲍毓明的动机，与受害人母女的认识过程，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定性，在不同立场下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
根据财新报道，鲍毓明与受害女孩母亲认识，始于含混不明的“收养”协商。鲍毓明见到显然违背“收养”资格的受害人后，没有收手，继续主导这一关系的进展，其动机显然不单纯。受害人成长背景也可能复杂严酷，卷入生存驱动型的家庭选择无力自拔。她对鲍毓明究竟是童养媳般的依恋，还是将虐恋合理化，都是难解的谜团。
近30岁的年龄差异，经济能力、社会关系、情感认知及处理等方面的巨大悬殊，卡在受害人年满14岁的关键年龄发生性关系，形成事实上的强势与迫害，这也成为外界恶评鲍毓明的主要依据。他们的性关系究竟是一种罪行，还是不道德行为，更是左右此案是与非、罪与非罪的最大分歧。
在本案被公开曝光之前，烟台警方认为鲍毓明对受害人不是犯罪，一是他与受害人发生性关系是在年满14岁之后，无法按照强奸罪的从重条款定罪；二是基于双方的关系认定，将其理解为恋人纠纷。事件众所周知后，上述每一条理由都被重新审视，在渴求争议的解读中分崩离析，这更是催生争议的地方。
财新披露了一个重要细节，南京警方通过走访受害人接生婆，否定了她身份证日期与实际生日不符的说法，而骨龄检测更直接，与鲍毓明发生性关系时年满14周岁。这个事实佐证了鲍毓明作为律师的精明计算，他逃过强奸幼女的从重条款，而舆论主流试图用这个条款重罚他，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张力助燃了争议。
鲍毓明在受害人年逾14岁的节点与她发生性关系，而现有的法条无法针对性约束他，这最让受害人的支持者心意难平。所以，后者试图以事实监护权、信任型监护权等概念，将鲍毓明固定在违法位置，将他拖入强奸未成年幼女的法条下。显然，这些都存在问题，鲍毓明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监护人，这是确定的事实。
我国的法律划分，将14岁作为一个定罪的年龄线，与低于14岁的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自愿都构成强奸罪。可一旦超过14岁，就意味着脱罪。鲍毓明一案的争议，也让公众再一次聚焦这一具体条款的内容，以及它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对14岁规定的商榷，既爆燃了争议，也提供了新思路。
有建议认为，可以鲍毓明案为典型进行新的立法，堵住鲍毓明式的算计，终结类似的暗黑现象。就像美国那样，若14-18岁少女和年级相仿的男生发生性行为，可以承认其性自愿权；可一旦与年龄差距巨大的男性有性行为，即使本人清楚表达了自愿，这个男性也构成犯罪并从重量刑。
这样的借鉴是鲍毓明案可以贡献的，是否纳入立法考量则需要更多的工作。可以想象，如果遂行这样的立法条款，就不会有受害人见到鲍毓明之后的遭遇，而鲍毓明这样带着其他目的的网络猎艳，也会得到有效震慑。可是，因为他山之玉无法引入众人关注的案件，鲍毓明一案的争议始终无法平息。
对鲍毓明一案的愤怒，来自于他得不到惩罚的已有现实。讨论刑罚中14岁的设定是否合理，成为纾解这些怒火的一个方式。跳脱一点看，如果要问罪鲍毓明，也并非没有条款可以引用。奸淫幼女并非独立的罪名，它隶属于强奸罪的从重条款。与其争论鲍毓明是否奸淫幼女，不如讨论他是否构成强奸罪。
鲍毓明就“性侵养女事件”回应南风窗记者
有媒体报道受害人方面说法，说她与鲍毓明一直生活在一起，所以构成事实上的监护人——这个逻辑指向仍希望借用“奸淫幼女”的从重条款，而这很可能走不通。根据财新的报道，鲍毓明自述与受害人四年间一共相处不过几十天，平时靠手机联系，日常关系不稳定，这些客观因素是否为一般意义上的强奸提供了条件？
迄今为止，所有的争议都围绕这点：鲍毓明对受害人的所作所为，是否只能做道德谴责，而刑罚拿他没办法？出于对鲍毓明脱罪的担忧，舆论更多地指向警方办案的质量，试图用滔天舆论来施压，将鲍毓明引导到问罪的路上。受害人的14岁之争成了攻防重点，但选择这个争议点，很可能也有失焦的意味。
强奸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受害人与鲍毓明发生性关系时年满14岁，这应该是所有争议都承认的事实，也应该成为讨论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可以建设性思考立法修补漏洞，也可以思考鲍毓明与受害人的不稳定关系——即使是不伦之恋——中是否产生了相应的土壤促成了强奸。
总之，鲍毓明与受害人及其家庭的故事，还可以有进一步的事实发掘。受害人作为无法自主选择人生的少女，陷入底层破碎家庭的生存选择，她经受的这些既有短暂的温情也有实质上的迫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遭遇和迫害也腐蚀了受害者，导致了更加微妙的悲剧。衷心希望围绕本案的争议，能最终成为解救受害者、促其自我解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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