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像他這般經歷生活的苦難。在未成人之前，他喪父、喪母、喪妹，最尊敬的老師也去世了。“屋漏偏逢連夜雨”，家庭貧寒、失去依靠，家中的財產又被人霸佔，這樣的家境下，他仍堅持做想做的事。兩次入獄、十來次失業，讓30多歲時的他，陷入了嚴重的低谷和中年危機。38歲那年，他從接手一家破產的報紙開始，從此人生逆襲，最終成為一代宗師。
他就是張季鸞。
一
你看張季鸞的照片，這個人眉清目秀、溫爾文雅，但眉宇之間總帶著淡淡的憂愁。他的嘴角雖然掛著笑，但你依舊能感受他內心的悽清和孤獨。
——這個人，他的前半生生活實在是太悽苦了：在未成人之前，他喪父、喪母、喪妹，最尊敬的老師也去世了。結婚後二十多年沒有孩子，他鐘愛的妻子生病去世，後來續絃，兩人仍未生育。第三次結婚後，直到50多歲他才有了人生唯一的孩子。
就是這樣一個身世悽苦的人，卻又倔強天真，不畏強權，靠一支筆，名動民國，成為報界宗師。
張季鸞祖籍陝北榆林，1888年3月出生在山東濟南府。他的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是一位傳奇人物。榆林古稱“九邊之地”，此地往北是內蒙古，往南過延安就到了關中平原，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戰爭常在這裡發生，歷來為邊關要塞，這裡民風彪悍、人多尚武。這裡世代多出武將，著名的楊家將的故事，就發生在榆林。
張楚林出生於大戶人家，自由喜歡習武。在一次參加武舉考試時，因為馬受驚而墜地導致手臂受傷。他從此棄武從文。真是牛人幹什麼都牛，從文之後，他在光緒二年考上了進士，成為當地百年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
中舉之後，就有了做官的資格。張楚林因此被清政府安排到山東做知縣。他曾在曲阜、鄒平、寧陽等地做知縣。張楚林為人質樸，為官清正，因為沒有背景，也不屑於走門路，他一直仕途平平。在山東的二十四年裡，他做官的時間也不過六七年，其他時間多數賦閒在家。
1900年，張楚林在山東去世。這位窮知縣並沒有給妻子和三個年幼的孩子留下什麼財產。這一年，張季鸞13歲。他還有兩個妹妹，父親去世後，他就成了家裡唯一的男人。
1901年，張季鸞和家人，千里扶柩，“一路風雪向榆林”，將父親安葬於故土。回到家後，張季鸞發現家裡沒什麼錢了。他在回憶錄裡寫道，“到家即發現發生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
在舊社會，男孩到了十三四歲就要選擇職業了，要麼讀書要麼習業。對家境好的孩子來說，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儘可以去讀書；而家境差的孩子就會選擇一個行當，比如木匠、漆匠，從當學徒開始一點一點積累手藝。很多家境貧寒的孩子，選擇讀書，一家人為之做出的貢獻和犧牲就更大。讀書不僅要看天資，且“板凳要坐十年冷”，這十年寒窗下來，能否考上入仕也未可知。
張楚林生前與當時的延榆綏道尹陳兆璜常有詩文往來，兩個人是好朋友。朋友去世後，陳兆璜見張家貧寒，就資助張季鸞到家中和自己的兒子一起讀書。後來，又資助張季鸞到榆林當地有名的榆陽書院去讀書。
1902年，還是在陳兆璜的資助下，張季鸞來到關中禮泉縣，成為煙霞草堂的學生。這座煙霞草堂，是關中大儒劉古愚所開辦。劉古愚的學問，吸收了傳統關學“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命，為往聖續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主張“學貴於有用”。早在戊戌變法時期，劉古愚就和康有為一樣，成為中國思想啟蒙的領袖人物。人誠“南康北劉”。
和張季鸞同為劉古愚弟子的，還有後來成為國民黨元老的于右任。張季鸞在《煙霞草堂從學記》中寫到“先生書齋，冬不具火，破紙疏窗，朔風凜冽，案上恆積塵，筆硯皆凍，而先生不知也。”在劉古愚看來，讀書並不是為了做官的敲門磚，而是要實用、報國。張季鸞回憶，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張季鸞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在劉古愚眾多的學生中，張季鸞學習勤勉，很受老師喜愛。1902年冬，劉古愚要去蘭州任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當時學生們都想和老師同去，但劉古愚之同意了兩個學生同去，替他抄寫文稿。
在人漫長的一生中，歡樂總是短暫，因此才彌足珍貴。張季鸞的蘭州之行未能成行，是因為當時他的三妹夭亡。1901年，父親去世；1902年，三妹去世；1903年，張季鸞的恩師劉古愚去世；1904年，張季鸞的母親去世。
母親去世那年，張季鸞17歲。他在日後的回憶中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如何的悲哀！”
二
1904年，陝西全省士子考試。張季鸞從榆林趕到陝西三原去考試。母親去世之後，家境更為窘迫，他只能依靠自己了。沒有錢坐車，張季鸞就從榆林徒步走往西安，白天趕路，晚上投宿在路邊店，還要溫習功課。
等他趕到三原的考場時，截止報考的號角已經吹響。當時的學臺是沈衛，這位教育廳長有位後來大名鼎鼎的侄子叫沈鈞儒，當時沈鈞儒已經中舉，在陝西協助叔父辦理選拔秀才。沈鈞儒日後回憶說：“考棚的大門即將關閉時，跑進來一個瘦弱的童生，手裡提著考藍，訴說著一路上趕路的艱苦，要求主考官破例准許他考試。”沈衛問他有何特長？張答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沈衛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寫出來，張季鸞不假思索，揮筆而就。
沈衛一看，這個孩子寫得不差，就准許他參加了考試。後來閱卷，看到張季鸞答得也挺好。由此，對他留下了印象。
1905年，陝西省開始推舉選拔青年學生出國留學。受沈衛的推薦，張季鸞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10月，張季鸞來到東京，先入東京經緯學堂，後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他勤奮刻苦、博聞強記，一度留日學生圈曾流傳他“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1906年秋，張季鸞經好友井勿幕等的介紹，拜見了孫中山，首批加入同盟會。但當他後來立志要做記者並以此為終身職業後，就自覺地不再參加政黨活動，由此做一個純粹的報人。他的這種風格，對當時的報界影響非常大。
留日五年，張季鸞深入研究了日本的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他的日文也學得很不錯。當時的日本學者曾評價說，中國留學生中，日文寫得流暢清麗的，首推張季鸞和戴季陶。
在日本，張季鸞關注中國的時局，曾給於右任辦的《民立報》撰寫稿件。1911年，張季鸞回國，任《民立報》的編輯。1912年元旦，辛亥革命勝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中國民國臨時大總統。受于右任推薦，張季鸞任總統府秘書，他親筆起草了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
起草文書時，他不過25歲。這成為張季鸞平生三大得意事之一。孫中山就職後，張季鸞向在上海的《民立報》拍電報，介紹就職盛況，成為中國報界的第一份新聞專電。
三
民國成立後，孫中山遵照之前的約定，辭去大總統職務，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辭職後，張季鸞也辭去工作，回到上海與友人創辦了民立圖書公司。
清帝退位，民國肇始。中國正在經歷“三千年未有之鉅變”，因此一時間各種學說林立，報業興盛。1912年，不到一年內北京就註冊了89家報紙。袁世凱就職後，為了顯示贊同共和，他也表現得極為尊重記者。特設了新聞記者招待室，每天由國務院秘書長親自出面接待。
1913年，張季鸞受于右任之委託，來到北京創辦了《民立報》的北京版。6月，張季鸞和曹成甫在《民立報》上披露了袁世凱未經過會同意，向英、法、德、日、俄五國借款的內幕，震動全國，由此引發了孫中山領導的“護國運動”。袁世凱大為震怒，下令查封北京《民立報》，逮捕了張季鸞和曹成甫。後來張季鸞被營救出獄，曹成甫卻死在獄中。張季鸞悉心撫養曹成甫的兒子曹谷冰，曹谷冰後來成為大公報的第二代領導人之一。
張季鸞回到上海後，擔任《大共和日報》的國際版主編，同時兼任上海吳淞公學教師。
1915年3月，袁世凱稱帝，當了83天的“洪憲皇帝”後病死。也是在這一年，張季鸞任《民信日報》總編輯，他幾乎天天在報紙上罵袁世凱，1916年2月，內務部下令查封《民信日報》。
1915年，張季鸞還擔任了《中華新報》的編輯，當年12月20日，當局以“言論悖拗”查封此報。1916年9月，北京的《中華新報》創辦，由張季鸞等主持。
袁世凱當政的1912年到1916年間，全國有60多名記者被捕，24人被殺。即使環境如此惡劣，報人們的諤諤風骨卻並未被摧折。反映這種“不自由，毋寧死”的形態，當時有個段子說：
“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
1917年6月，北京《中華新報》自動停刊。張季鸞再次失業。1917年秋該報復刊。1918年，張耀曾任《中華新報》社長，張季鸞任總編輯。這一年，《中華新報》轉載了一篇通訊《嗚呼三大借款》，評級段祺瑞政府擅借外債之政策。段祺瑞政府將張季鸞等人逮捕入獄，拘押了半個多月。經國會抗議、張耀曾等人多方營救，張季鸞才出獄。
出獄後，張季鸞回到上海。此時的他生活潦倒，家中“典質俱空”。
1919年，張季鸞出任上海《中華新報》總編輯，沈鈞儒為主筆。這是張季鸞報業生涯中較為平順的一段時間，他在這家報紙工作了五年時間。一直到1924年冬，《中華新報》因經營不善倒閉。
民國著名報人邵飄萍當時評論到：“《中華新報》其執筆之一張一葦（張之筆名）君，頭腦極為清晰，評論亦多中肯，勤勤懇懇，忠於其職，不失為賢明之記者，且自身殊少黨派之偏見，唯該報經營方，似未得法，故銷數仍未大增。”
失業之後，張季鸞受《國聞週報》之邀，每週寫一篇時評。但是他認為一週一篇文章不足以傳達自己的思想，寫了幾篇就不幹了。
1925年，陝西人胡景翼任河南軍務督辦。胡與張是好友，經過胡景翼的推薦，北洋政府任命張季鸞為“隴海鐵路會辦”，這可是當時的肥差。然而好景不長，1925年4月，胡景翼染病去世。張季鸞非常傷感，因而辭職，“不幹這個勞什子，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
此後，張季鸞跟隨於右任從開封流落到天津。于右任輾轉前往莫斯科，張季鸞則因為家室拖累，沒有同往。在天津，他沒有固定工作，就寫評論、訪新聞，投給上海的報紙。《新聞報》經理汪漢溪每月寄給他一二百元，請他為報館寫稿。
這時的他，已經年滿37歲。這個留學日本、當過總統秘書的中年人，陷入到生活的泥潭之中，經濟困頓，前途黯淡，不知路在何方。他留學回國已經十幾年，換過的報紙已有十來家。兩度從政，兩次入獄。這時的張季鸞，頭上已經有了斑斑白髮。他索性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少白”。
張季鸞在給友人的詩中寫到：
鐵硯磨穿劇可憐，壓殘金線一年年；
半生虛度無他技，只結區區翰墨緣。
四
1926年，張季鸞迎來了命運轉折的一年。這一年，他與胡政之、吳鼎昌合夥開辦了新記大公報公司。他的開掛人生從這裡啟動，張季鸞由此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胡政之曾留學日本帝國大學，作為老大公報的記者，曾經去報道過巴黎和會，是中國最早的國際記者之一。後來時局動盪，大公報停刊。
吳鼎昌早年也留學日本，回國後任大清銀行的總務科長，民國初年，他做過天津造幣廠廠長和鹽業銀行經理。段祺瑞執政其間，吳鼎昌任財政部次長。1920年直皖戰爭後，段祺瑞下野，吳鼎昌也被免。政治失意的吳鼎昌萌生出一個心願，“拿五萬元開一個報館，準備賠光，不拉政治關係，不收外股。請一位總經理和一位總編輯，每人月薪三百元，預備好兩人三年的薪水，叫他們不兼其他職務，不拿其他的錢”。
胡政之找到原大公報老闆那裡，一萬元買下了停刊的報紙。接著他召集報館的原班人馬，邀請他們回來上班。
三公報三巨頭，中間的是張季鸞。
一位董事長，一位總經理，一位總經理。這三個都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失意者，湊在一起合辦了大公報新記公司。吳鼎昌出錢，張季鸞和胡政之兩人出力，以勞力入股。三人約定，“如有不同意見，服從多數；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張季鸞決定。”
新記大公報從1926年9月1日出版，宣佈“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被國人稱之為“四不主義”。聲明稱，“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其實，即使是在當時，這樣的辦報宗旨也很有風險。就是在1926年，民國著名報人邵飄萍因發表時評，被奉系張作霖殺害。張季鸞慨然相助，把邵飄萍的遺孀祝文秀和她的母親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張季鸞每月饋贈對方100元，這在當時相當於一個高級編輯的月薪。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政變，國共分裂。4月29日，張季鸞寫出社評《黨禍》，抨擊蔣介石殺戮青年、殘害進步。社評說：“青年血氣方剛，不論其思想為左傾為右傾，凡能如其主張敢於冒險力行者，概屬民族之精英，飛投機取巧者可比，輕加殺戮，無異殘害民族之精銳，將成為國家之罪人！”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宋美齡新婚。蔣在報紙上刊發文章說，“餘確信餘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餘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餘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今日始也。”
次日，張季鸞在大公報寫了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斥蔣“累累河邊之骨，悽悽夢裡之人，兵士徇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點”等等，還罵蔣“不學無術，為人之禍”。這一罵，罵得大公報一紙風行，洛陽紙貴。
大公報之所以成為民國最好的報紙，也不僅僅是隻會罵。報館在天津有地利之便，便與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合作開辦《經濟研究週刊》《經濟週刊》《統計週刊》，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在當時是中國最好的經濟學院，經濟學家何廉、方顯廷等教授做了大量的第一手經濟調查，把當時中國的工業和手工業情況進行了摸底，他們把所得到的學術成果用通俗的表格和文字形式陸續在《大公報》上發佈，第一次全方位地報道了中國經濟之情況。南開經濟學家們和《大公報》的合作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天津《大公報》停刊為止。
大公報關注鄉村改革試驗。晏陽初所代表的一批從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大學留學歸來的經營開始農村改革試驗之後，報館專門派記者去採訪發回長篇報道，後來在報紙上開設了《鄉村建設週刊》。
張季鸞很擁戴知識分子，願意給他們高稿酬。他與胡適交好，於是在大公報推出“星期論文”，邀請“胡博士和他的朋友們”為報紙寫評論，宣傳新文化、新思想。胡適、傅斯年、蔣廷黻這些人都是“星期論文”的作者，最後，“星期論文”擴大到兩百多個作者，以胡適圈子為核心，基本上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學術界的自由主義這一脈絡的精華。
順便提一句，自稱為“鄉下人”的沈從文，也是在《大公報》的副刊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邊城》，這篇白話文小說開“一時風氣之新”，清新淡雅，寫出一種如夢似幻之美。而發現沈從文價值的，正是從舊國學出身的張季鸞，而且張的白話文寫得還不怎麼好。由於張季鸞的賞識，沈從文進入大公報作副刊做編輯，後來，這個“鄉下人”去了西南聯大做當教授。
後來成為“長安畫派”代表人物的趙望雲，他從藝專肄業，在1933年成為《大公報的》通訊員，寫下了大量涉及農村報道的通訊，發表了很多生活寫生畫，贏得了“平民畫家”之稱號。
心胸開闊、兼容幷包，讓張季鸞終成報界一代宗師，但他也有溫和親切的一面。當時的年輕人許君遠北大畢業後加盟大公報，後來擔任了《中央日報》任副總編輯。他回憶與張季鸞同事時寫到：
“只要你是他的一個忠實的同志，他全一律的把你看成他的最知己的朋友。吃喝玩在他面前用不著拘泥，用不著扭捏，儘管大方，儘管放肆。他高興這樣，他不以為忤。”
五
1931年5月，大公報發行了第一萬期報紙。日發行量超過五萬份，每月廣告收入過萬元。此時的大公報成為國內一流報紙，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發文稱讚說，“期望他打破中國最好報紙的記錄，在世界最好的報紙中佔據榮譽地位”。當然，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建議大公報“不妨用白話文”，後來張季鸞採納了這個建議，社評改用白話文。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時社會上仇日情緒高漲，民眾多呼籲與日本“決一死戰”。張季鸞也痛恨日本人的行徑，但他沒有像如今的愛國青年一樣“不買日本貨”，也沒有煽動青年起來遊行砸爛用日貨同胞的頭顱。他召開了全體編輯會，把“明恥教戰”作為日後的編輯方針。
“明恥”即是“知日”。1931年，北大校長蔣夢麟說，中國人對日本人的瞭解，日“輕日”、“師日”、“親日”、“仇日”，就是缺少“知日”。1932年起，大公報推出記者王芸生所寫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王芸生奔波於京津之間，遍訪故宮博物院和各家圖書館蒐集資料潛心研究，後來這個專欄一直連載了兩年半。
後來，大公報推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一共七卷。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把這本書當做案頭書。日本人對此書也很重視，很快將其翻譯到日本。
大公報當時並沒有鼓吹與日“決一死戰”。總經理胡政之後來揭秘說，日本人速來重視大公報的評論，他們這麼做也是為了迷惑日本人，不叫他們早下決心。張、胡相商，決定“寧犧牲報紙銷路，也不向社會空氣低頭。”其實，他們才是最堅實冷靜的民族主義者，與“愛國賊”恰成對照。
但是，這份良苦用心卻沒有得到群眾理解，尤其是東北流亡學生更是抵制。經常有人投書到報館指責他們不抗戰，還有人向報館扔炸彈。張季鸞都曾收到過郵寄來的炸彈。
1933年，在“九一八事變”兩週年之際，大公報安排通訊員陳紀瀅寫下了三萬多字的《東北勘察記》，並配上了圖片：偽滿皇宮、偽滿國務院、長春街景等。文章刊發後，日本外務省指令日本駐華公使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稱《大公報》“虛構事實，破壞兩國感情”。《大公報》言辭駁斥：中國從來不承認所謂地方滿洲國，東北是中國的合法領土，在中國人自己的領土上報道新聞，何來“破壞兩國感情”之說！
1935年，25歲的範長江以大公報特約記者的身份，發表系列西北通訊，後來寫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其中，有7篇報道涉及紅軍和共產黨。張季鸞在當時頂住壓力，沒有按照國民黨文宣部門的要求，稱共產黨為“共匪”。解放後，範長江任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蔣介石看到範長江寫《動盪中之西北大局》後，深感不快，為此，他把張季鸞叫到官邸加以指責，兩人大吵一頓。張季鸞不為所動，堅持在《大公報》連載範長江的通訊。此後，範長江寫過《毛澤東過甘入陝之經過》、《從瑞金到陝北》、《陝北共魁劉子丹》等著名通訊。
更為傳奇的是，正是這段時間大公報對陝北蘇區和紅軍動態的報道，讓張聞天等領導人無意中看到，中央紅軍由此決定到陝北發展新的蘇區，1935年10月，他們到達吳起鎮，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不聽蔣介石的話，報紙的很多言論讓國民政府很尷尬。當時的國民政府宣傳部長經過密謀，決定出錢收買大公報。某天深夜凌晨1時，張季鸞還在報館上班，收到一張十五萬元的匯票。當時的一元錢能買30斤大米。張季鸞把所有沒下班的人員都交到了總編室，拿著這張匯票對大家講，“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
打壓無效，收買不成。這樣的硬骨頭依然得到蔣介石的尊重。範長江在解放後對張季鸞的一位親戚講過一個故事：某年夏天蔣介石在南京宴請高官和國際友人，時間已到﹐還有一位客人未來。大家不知是位什麼重要人物。忽然﹐蔣介石陪著一位身著布履長衫的小老頭進來﹐蔣向大家介紹﹐這位是張季鸞張先生，並請張季鸞坐在左首上席。兩人談笑風生，蔣不停地為張季鸞斟酒、佈菜。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這件影響了中國歷史走向的大事，成為當時全世界關注的焦點。12月12日當天，張季鸞就知道了這個消息。報館同事回憶：“他看了顏色悽黯，在屋裡繞了幾個圈子，卻仍然一語不發。”
12月13日，張季鸞寫了一篇社評，題目是《西安事變之善後》。張社評中還說：“解決時局、避免分崩”，“國家必須統一、統一必須領袖”，“各方應迅速努力於恢復蔣委員長之自由”。在當時的南京政府裡，就分為以何應欽、汪精衛為首的“討伐派”和擁護蔣的一派。根據時局張季鸞判斷，如果蔣介石被殺，國內再無人能統一各個方面，則極易被日本各個擊破。12月18日，張季鸞寫下第三篇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南京政府把18日的《大公報》加印了4萬份，用飛機空投到西安市區。東北軍將士看後，很多人“既感動又洩氣”，由此思想動搖，大受震撼。接下來，經過中共和南京政府幾方面合力，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1939年，汪精衛計劃投向日本，指使手下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與日本代表在上海進行密談，並草簽了《日華協議記錄》，聲稱汪要脫離國民政府，成立親日的“新政府”。得此秘聞，杜月笙和張季鸞聯手策反了汪精衛干將高宗武、陶希聖，勸說他們脫離汪偽集團，抽汪偽臺柱；並在大公報公佈了“汪偽密約”，讓汪精衛的賣國行徑大白於天下。
六
大公報老記者徐鑄成曾回憶張季鸞“揮毫寫社評”的情況：報紙的評論版在第二版的下部，廣告多了，版面便會被壓縮。張季鸞動筆前，先問排字房留下多大版面。有兩千字他就寫兩千字，有一千二他就寫一千二。有時候來了重要新聞決定要易題重寫，張先生就寫一段拿去付排，接著寫下去，邊寫邊付排，最後打出小樣來再潤色。如果來了新聞必須修改社評時，他會劃去一段，補上一段；劃去幾個字，補上幾個字。排字房不用硬擠，不會影響行數。
十幾年的辛苦操勞，讓張季鸞成為名動天下的一代報業宗師。
而生活中的張季鸞並不是不苟言笑，他常遍約好友，縱酒行樂。日本人矢原謙吉是民國時代的名醫，他當時在華北行醫。他與張季鸞、張恨水都是好朋友。在他的著作《謙廬隨筆》中，有記載三人交往的歷史。矢原謙吉對張季鸞充滿敬意，他是“九一八”前夕來到中國的，前後呆了近八年。他文中說，張季鸞每次從天津到北平，都必於深夜打電話給矢原，邀其到“東來順”等名飯莊痛飲，而“八大胡同”之一的韓家潭也是張季鸞最常去的地方。
根據矢原謙吉的記載：“是時也，張有紅袖為枕，間亦略以阿芙蓉助興，而其談鋒遂愈晚愈健。餘嘗婉勸其保重之道，首先與吞雲吐霧絕緣。張聞語顧左右而言他，曰：阿芙蓉亦如老七，餘僅為逢場作戲耳。”所謂老七，是一名妓女。如果老七偶爾不在，張季鸞則為之不歡。有時興起，張季鸞乾脆就在老七處伏案揮毫，頃刻千言，寫就《大公報》的社評。
三十年代，北平的紈絝子弟多枉法胡為者，為此一家報紙以“養不教，父之過”為題，撰文抨擊。張季鸞與張恨水看到這個標題後，大加嘲笑。笑過之後，張季鸞忽然對矢原等人說：“讀此標題，使我得一聯矣。上聯曰‘父之過’，你們能對下聯否？”有人對以“子不語”，張季鸞搖頭說：“欠妥，欠工。實未如‘媽的×’之恰當也。”
1937年，這一年張季鸞50歲。百餘人前往祝賀，他的終生好友、國民政府監察院長於右任獻詩：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日日忙人事，時時念國仇。
張季鸞全家福。
也是在1937年，張季鸞老年得子。聞聽喜訊，他的親友和一些交好的黨國要員，贈送了許多貴重的金銀飾物，作為賀禮。張推辭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並說：“抗戰期間，前方將士為國灑熱血犧牲，後方民眾死於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幾萬家，我張某不能為得一子而收此巨禮。”
到了1939年，香港各界舉行國慶大獻金時，張季鸞慷慨解囊，把這一大包金銀首飾掃數捐出。妻子想留下一兩件作為紀念，也被他勸阻說服。
還是在1939年，大公報發表社評《持久抗戰與加強遊擊》，文章提出支持共產黨提出的游擊戰爭路線。大公報還陸續刊登了周恩來、林彪等一些共產黨高層的文章。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最佳新聞服務獎”。這是中國報紙唯一一次獲得這個國際獎項。在此之前，全世界新聞媒體中，獲得這個大獎的只有發達國家的幾份大報。
1941年，張季鸞生前最後一篇社論叫《我們在割稻子》，是他和王芸生一起完成的。那個時候日本人的飛機經常到重慶上空偷襲。據統計，1938年到1943年，日軍先後出動九千多架次飛機隊重慶進行了二百多次空襲，累計投彈二十多萬枚。在重慶，大公報的報館六次被日軍飛機炸燬。
為了鼓舞群眾的抗日士氣，張季鸞在文章中寫到，“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敵機連連來襲之際，我們的農人在萬里田疇間，割下了黃金之稻。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七
寫完這篇社論後的十八天，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他終究沒有看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張季鸞平生不事積蓄，臨終時身邊只有10元錢。見此狀者無不感動涕零。他的遺囑最後幾句寫道：“至關於餘子之教養，及家人之生計，相信餘之契友必能為餘謀之，餘殊無所縈懷，不贅言。”
當時，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年僅4歲。大公報的同仁和各界人士在感動之下當即紛紛解囊，湊款約合五萬美元，以其子張士基的名字存放在香港匯豐銀行。
在去世前一天，蔣介石還去醫院看過他。因此，蔣介石在唁電中稱：“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遠在香港的杜月笙，專程趕來弔唁。只見他扶棺痛哭，連聲呼叫：“四哥！四哥！”悲痛萬分。據杜老闆的左右說，從沒見過他這樣“如喪考妣”。
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王明、博古、吳玉章、林伯渠聯名唁電：
“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匯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肅電至悼，借達哀忱。”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唁電：
“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1942年4月，張季鸞靈柩由川入陝，下葬在西安市長安區杜曲鎮竹林村。9月5日，陝西舉行了公祭張季鸞大會。蔣介石親臨大會至祭。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誌哀。
據當地村民回憶：當時的公祭，城裡來的戲社搭臺唱了好幾天大戲，周圍幾個村的廚子都被請來村裡，以便接待前來弔唁張季鸞的賓客。公祭開始前，五六十個穿著軍裝的人組成的軍樂隊進行演奏，天空中的飛機低低地盤旋在陵園的上空。發來弔唁的書信成堆成堆地摞著，陵墓周邊人山人海，前來看熱鬧的人把周圍幾百畝麥地都踏光了。
公祭後，國民政府在竹林村為張季鸞修建了40畝的陵園。
八
1984年，文革結束後，張季鸞之子張士基來到香港，去銀行尋找當年眾人為他捐助的5萬美元存款。但是他發現，這筆存款早已被人冒領了。
1988年，是張季鸞百年壽誕。大陸沒有舉行紀念活動，在臺灣，舉行了隆重紀念活動。張士基由此去了臺灣參加活動。90多歲的張學良接見了張士基，並從頭到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張季鸞當年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
季鸞公園裡的張季鸞雕像。
2010年，國內一家媒體發表了《一代宗師，與豬為鄰》。文章講述張季鸞墓地已經被毀壞殆盡，墓地旁修建了磚瓦廠和養豬場，張季鸞墓岌岌可危。
2014年，榆林市政府修建了季鸞公園。經高層批示，張季鸞墓被遷到季鸞公園內的月亮灣，這裡面臨榆陽河，背靠紅山，風景俱佳。一代宗師，終於魂歸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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