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午間，澎湃新聞獨家報道了中國著名外交家、聯合國原副秘書長冀朝鑄於4月29日下午在北京逝世的消息。
消息發佈之後，國內外交圈、外交學界高度關注，紛紛刊文追憶冀朝鑄。1971年7月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華、1972年2月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等一系列重大事項，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翻譯工作，都是由精通英語、又熟悉中美關係的冀朝鑄擔任的。
2012年，冀朝鑄的著作《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率真的敘事風格，回顧了冀朝鑄一生的傳奇經歷及其長達44年的翻譯和外交生涯。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冀朝鑄在回憶錄中單列一章《見證中美關係》，其中就寫到了自己見證的中美秘密接觸：
基辛格於是提出採取三個主要步驟，這些步驟不至於刺激保守派的議員們，也是對中國試探性的舉措。第一，允許美國遊客採購價值100美元的由中國製造的非商業物品；第二，取消對中國旅遊的禁令；第三，允許向中國運送糧食。尼克松批准了頭兩項，但由於保守派議員的反對，沒有批准第三項建議。
正當美國要宣佈這些步驟時，1969年7月16日，有兩個美國公民的船在香港附近翻船，他們漂流到中國領海，被中國邊防軍抓住。基辛格就建議等幾天，看中國的反應，結果中方沒有任何反應。到了7月21日，美國就宣佈了上述兩條舉措，而且不要求中方做出任何互惠的表示和行動。中國方面沒有表示什麼意見，而在7月24日釋放了被抓的那兩個美國遊客。這樣雙方有了第一次善意的交流，但雙方都沒有發表任何公開的聲明。
在這之後，尼克松做了一次環球旅行，每到一個國家，他都對當地國家首腦表示，美國不同意蘇聯提出的建立一個亞洲集體安全體制的主張，對蘇聯提出美蘇獨霸世界的問題也不予考慮。他最明顯希望轉達給北京的信息是他在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的談話。1969年8月1日，尼克松告訴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說，他個人的觀點，雖然不能完全被美國政府的其他人所接受，這就是在亞洲如果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還被孤立的話，亞洲不可能取得進展，美國絕不會參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國的計劃。尼克松並且表示，希望葉海亞·汗總統能把他的這些想法轉達給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又過了兩天，在8月2日和3日，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又向齊奧塞斯庫總統重複了上述觀點。尼克松開始以為中國更希望由羅馬尼亞轉達他的口信，因為羅馬尼亞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過些時候他才瞭解到，中國寧願讓巴基斯坦作為傳達的橋樑。他和基辛格以後還認識到羅馬尼亞的通道可能是危險的，因為羅馬尼亞很可能有一些親蘇的官員。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這些行動並沒有經過國會對華政策的討論，而是臨時的決定，別人基本上不知道。除了尼克松的公開聲明，其他內容都是保密的。當然這也造成了美國政府內部的摩擦，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堅持自己的做法，因為他們認識到一旦有爭議的中國問題拿到國會里公開辯論，他們就不會成功打破美中關係的僵局。
中國沒有立刻對葉海亞·汗和齊奧塞斯庫轉達的口信作出反應，基辛格就想採取進一步措施，如撤走在臺灣海峽永久駐紮的美國軍艦，代之以美國軍艦的定期巡視，並再一次要求巴基斯坦方面轉達美方的意見。基辛格還考慮利用在華沙進行的美中大使級談判，雖然談判已經中斷一段時間了。9月9日，基辛格指示回華盛頓休假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Stoessel）在華沙的社交活動中找到中國大使，轉達美國準備和中國進行嚴肅會談的信息。
1969年10月3日，斯托塞爾大使在華沙文化宮的一次南斯拉夫時裝表演會上，看見中國的臨時代辦雷陽，斯托塞爾大使試圖走向雷陽並且轉達美國總統的口信，但雷陽馬上就避到樓下去了。斯托塞爾大使終於把躲到男廁所裡的雷陽的波蘭語翻譯找到，轉達了這個信息。為了讓中國政府確認轉達的信息確實來自美國政府而不是他個人的意見，美國國務院就在一次例行的會議上宣佈斯托塞爾和雷陽已經進行過交談。周總理事後曾和基辛格開玩笑說：“斯托塞爾幾乎讓雷陽犯心臟病。”因為雷陽沒有得到任何指示處理和美方接觸的局面，所以他想法逃掉了。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說中國和美國可能要開始大使級會談了，而且已經開始在高層秘密接觸。我和其他幾個人已被指派參加這項工作，我的其他所有工作都要服從這個工作。他還要我馬上開始看一些必要的文件。我並不感到震驚，因為我早有預感。中美兩國好多年前就已開始大使級談判，這兩個世界上的大國遲早要建交的。
從那時起，我的工作性質就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以前，我的所有工作都是技術性的，雖然也有很強的政策性，但那是保證我的技術工作的，也就是不出差錯地為國家領導人口譯。政策性方面的工作對我來說比較難，因為我可能今天為總理和非洲國家首腦做口譯，明天為總理和歐洲國家大使做口譯，第三天又為總理出訪亞洲國家做口譯。而現在，羅貴波副部長告訴我，我還是周總理的主要口譯人員，但工作重點改為中美關係。我口譯中的政策性更強了，工作任務也更重了，我可能突然被召去日夜工作，但不許告訴任何人，包括我的妻子。參加這項工作的人有我從朝鮮時期就並肩戰鬥的好朋友三劍客之一的過家鼎，還有毛主席的侄孫女王海容以及唐聞生和其他一些人，我們都在曾做過周總理第三任口譯的章文晉大使的領導下工作過。
章文晉大使是一位非常有教養的資深外交家，他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的修養很深，英文也很好。他很早就參加了革命，道德水平很高，很有同情心，他和他的夫人張穎都為周總理工作了好幾十年。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對章文晉大使夫婦有很高的評價，但周恩來夫婦一貫的作風是對他們最信任和喜歡的人要求最嚴格。章文晉在新中國成立後被任命為天津市外事辦公室主任，以後又擔當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工作，包括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駐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大使、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等。他自己非常細緻，在工作中善於抓住問題的主要環節。他也跟周總理一樣對下屬要求非常嚴格，但又對他們表示出強烈的關懷和同情心，而對不公正的現象則表現出極度的憤慨。只要他力所能及，他都會盡力去糾正這些不公正的現象。我個人得到了他許多幫助，我之所以能從一個好的英文打字員、速記員，變成一個駐外大使，當然首先要感謝周總理的諄諄教導，但是如果不是章文晉經常在我身旁助我一臂之力以及其他老幹部幫助的話，我恐怕早就跌倒了。基辛格對章文晉大使非常尊重，認為章文晉是中國最好的大使之一。
1969年12月11日，斯托塞爾受邀來到中國大使館，以前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都是在一個第三國提供的場所。這是建國後受邀請到中國大使館的第一個美國高級官員。這次會見時，斯托塞爾就提出正式恢復華沙會談。
中美大使級會談美方是接到華盛頓國務院指示的，美國國務院的官員非常吃驚，總統和安全助理那麼積極主動地尋求改善和中國的關係。他們唯恐這樣做會威脅到美國和蘇聯的關係，認為只有美蘇關係才是世界和平與戰爭的關鍵問題。美國親蘇派的頭頭，就是原美國駐蘇聯大使勒外林·湯普森，是國務院首席蘇聯事務專家，他甚至提出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美中接觸的所有過程都向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通報。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雖然聲稱自己不同意湯普森大使的觀點，但敦促美國總統好好考慮這一提議。這些意見卻都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否決了。
同時，國務院根據一貫規定，向美駐海外重要的大使館以及同美國友好的國家政府通報斯托塞爾和雷陽的會見情況。這個做法很讓尼克松和基辛格擔憂，尼克松因而嘆氣說這樣做會使美中關係胎死腹中。由於他們的關注，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制訂和控制就逐漸轉到白宮。
1969年12月19日，美國宣佈進一步放寬對華貿易限制，解除到中國的美國遊客只許買100美元物品的禁令，還允許美國在海外的分公司同中國做買賣。幾乎在同時，羅馬尼亞外交部第一副部長Gheorghe Macovesco和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阿哈·里拉利（Agha Hilaly）告訴基辛格，美國放寬對華貿易限制的信息已經轉達給中國。羅方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說中國方面很有禮貌地聽了他講的情況，並告訴他說中國對同西方建立正常關係很感興趣，但除此之外沒有具體的行動措施可以轉達給美國。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大使則轉達給美方更多的口信，包括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帶給美方的中國人願意沒有任何先決條件地恢復華沙會談的信息。
1970年1月20日，中斷兩年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35次會議在華沙恢復。在這次會議上，美方第一次正式宣佈，美國正考慮向北京派一個正式代表，以便直接正式討論，或者接受中國政府派一個代表到華盛頓來。雷陽就唸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的聲明，說：“我們願意考慮並討論美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設想和建議，因而真正有助於減少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從根本上改進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這些會談可以繼續在大使級一級進行，可以在更高一級進行，或者由雙方接受的其他渠道進行。”
1970年2月20日，在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36次會議上，中方正式接受美方提出的派一名使節到北京去的建議。那時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就如何處理今後同中國會談問題而產生的矛盾更加激化了。美國國務院堅持在雙邊問題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的情況之前不可能派一個代表訪問北京，尼克松和基辛格則認為中國首先對討論全球勢力均衡的問題感興趣，他們也認為這個問題是關鍵的首要的問題。因此二人考慮採用其他途徑深入地和中方討論這個問題，而不是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上，因為如在大使級會談上討論就要通過國務院。這時中美雙方還在繼續研究第137次會議的時間，但由於美國入侵柬埔寨，中國就宣佈預定的1970年5月20日舉行的第137次會議是不適宜的，至於何時再開始會談要通過雙方協商解決。
1970年10月1日，我接到通知，和往年一樣被派到天安門上做主要翻譯。
那天和往常一樣，我在天安門城樓的國家領導人身後站著，隨時準備接受任務。我突然看見周總理帶著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夫人向毛主席走來，我趕快走上前去為毛主席和斯諾做翻譯。毛主席對斯諾和他的夫人表示熱烈的歡迎，向他們解釋遊行隊伍是怎樣進行的等，還告訴斯諾說，在國慶節慶祝典禮結束之後，他要好好和斯諾談一次。第二天，所有的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毛主席和斯諾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這是史無前例的，因為以前只有各國國家首腦和共產黨書記才有可能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毛主席一起照相。這一次在神聖的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和一個普通的外國人，而且還是個美國人在一起照相，是非常不同尋常的。這件事明顯說明，毛主席本人表示對中美關係很有興趣，但就像基辛格後來自己承認的那樣：“我們這些比較粗枝大葉的西方人完全忽略了這個舉動。”雖然如此，美方的粗心並未造成什麼損失，因為那時中美兩國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中美接觸在戰略上的必要性，也認識到建立兩國直接對話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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