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汪芳的“方方日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究竟方方的所为是否真的像她所标榜的“中国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就可以令全国人民要凭她的一己之言就必须向政府追责，向国家问罪？
“方方日记”通篇都是在向读者展现武汉的灾难；武汉人民的水深火热；武汉的政府不作为；武汉医疗系统一塌糊涂；国家领导层的，，，等等等等。
“方方日记”一个字都没有涉及描写当时全国各地和全军按照国家的部署，从各地奔赴武汉抗击疫情的任何叙述，更没有写那些义无反顾抛家舍口赶往武汉，面对疫情会危及个人生命然而依然抢救那些遭受病毒感染受尽折磨的病人，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医务工作者，这些有的已经牺牲了的英雄们！
汪芳的武汉日记，不仅发表了，而且异常迅速地被海外出版了。国人愤怒，网上掀起了巨大的反响！痛斥汪芳为出卖民族利益，为反华势力与国家“递刀子”“递炮弹”的汉奸！
在往后，一些顶着各种头衔光环的什么“中国作协副主席”；大学学院院长”；教授”等等各种文人骚客也出来为汪芳站台，对批评评判“方方日记”的国人进行了蔑视的嘲讽！
于此让已经懒得动脑子的我不禁思绪万千，让我苦苦地思，困困地想：到底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民族气节？
到底怎样的人能称之为“英雄”？怎样的人才配是真正的英雄？
百思不得其果，我茶饭不思，到底是谁？谁？... 谁？
终于
我想起了一件许多年以前我曾经参与过的案件，... ...
四个昔日默默无闻，平平凡凡的无名英雄，35年后各自不同的人生结局。
我终于豁然省悟：其实世上本没有英雄，所谓英雄实际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甚至可能会是囚犯 ... ...
那年的某一天清晨，不顾熬夜的疲惫，我依然早早的起床了，匆匆洗涮完毕，回房从枕头底下拿起我的配枪，“咔嚓一下”退出弹夹，拉开枪栓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合上弹夹，再次拉开枪栓上膛，关上保险，把手枪插在后腰的皮带上，从家里的厨房随手拿了两个面包，急忙离开了家下楼，向清平路方向快步走去。
这时才刚刚七点钟，虽然天色还早，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都市人的脚步匆匆，人来人往的车海人流里，已经有不少的上班上学急匆匆赶路的行人，骑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往各自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赶去。
路上的车岁马龙，各色各样的人群，对此我都不感兴趣，我的脑子里闪现的，仍然是昨晚组长分配任务时：
昨天接省公安厅紧急通报：一名持枪抢劫已经被判18年的重犯周宝全，3天前从粤北监狱逃跑，2天前在广州海珠区的前进路一家酒楼被警察围捕时，打伤了我两名干警，从酒楼的二楼跳下，摔倒在楼下的烧腊玻璃柜上，划伤了臀部，但让他逃跑了。
周宝全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持枪抢劫犯，逃跑后仅3天，周宝全已经连续作案，五次持两把火药枪进行抢劫，并开了两枪，打伤了3名群众。因此，省厅报请上级批准下令：追捕周宝全时如果遇其反抗，可以当场将其击毙！
队长传达了省厅通报后，将追捕任务交给了我们大要案组。组长陈诗德连夜布置了任务：大要案组分为四个组，其中我和莫兆滚，谢国涛，吴春玲四人为一组，专门到清平路周宝全的“马子”家附近蹲守，以便发现周宝全的踪迹。接到任务之后，老莫和我们3个年轻人合计了一下，约定明天七点在清平路和珠玑路交界会合。
老莫是名老刑警，有些拳脚功夫，刑警队的人都叫他“教头”，谢国涛是警察中专刚刚毕业的刑警，算是科班出身，春玲和我一样，也是刚刚从其他单位调来的女同志。这样的大案子今天算是第一次。我问谢国涛：“你毕业后，接过这种大案子吗？”谢国涛回答说：“我也是第一次”。
我家住在和平路，离清平路很近，两分钟后我就到了，差不多同时间，老莫他们也都到了，老莫与大家打了招呼，作为老同志他简单的说了一下待会如果发现周宝全后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然后就分配了任务，我和谢国涛一组在周宝全“马子”（女朋友）家距离十米的人行道边上，他和春玲一组在马路对面的三轮车边上守候。发现周宝全出现，大家直接围拢包围。老莫还叮嘱我和谢国涛，万一需要开枪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同志和路上的群众，千万不要误伤群众！吩咐完毕，大家就各自开始在指定地点监视周宝全女友的家。
刑警抓获罪犯的路子很多，其中蹲守是其中一种，其实就是在罪犯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守株待兔，等待罪犯的可能出现。就像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不同的是，电视剧里的刑警们蹲守时我们看到的是有音乐伴奏，让看电影电视的您我在视觉和心灵产生共鸣而感受到他们的“英雄行为”，不过这些影视上的刑警，他们可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他们是在拍摄演戏。
我加入公安机关，是梦想成为一名从事反间谍的侦察员，那时国家安全部还没有成立，反间谍的侦察工作依然是由公安机关的专门侦察部门进行。那时候，从事反间谍工作的侦察员和警察都是一样的普普通通的警察，在警察学校的学习也仅仅一般的警察业务，而并没有像“国际关系学院”培养专门从事收集情报的专业（这是另一种特殊工作）。反间谍工作，其实和刑事警察的工作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工作的对象不一样，反间的对象是间谍，刑警的对象是刑事犯罪的罪犯。
刑警队的大要案组，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对付凶杀和严重伤害，以及一些“大案”的案子，要不，怎样称为“大要案组”。
八十年代初期，公安机关刚刚拨乱反正，一切都还没有完全恢复严格意义上的正规化，连刑警配枪也都不齐全，象我们刑警队八十多人的队伍，也仅仅只有不到三十支各式各样的手枪。老式手枪因为样式陈旧，经常会出现故障，象日本鬼子的“王八撸子”，就因为太陈旧而容易走火。我们大要案组十八个刑警，因为经常会接触到凶恶的杀人犯，所以队里“很重视”地分配了六把五四式手枪给我们组，我和谢国涛都被授予了配枪，老莫因为是“教头”他也分配了一把。
蹲守是一个很孤躁和十分辛苦的活，想想看，要死死盯住一个地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不能离开蹲守地方半步，有时连上厕所小便都不行，有时不知道需要蹲守的时间长短，没有带上食物。八十年代的小食商店不多，有时候蹲守一天都没能吃上一点东西，象今天守候周宝全，我们都不知道要守到什么时候。
在组里，我和谢国涛的关系不错，谢国涛和我同年，比我大半岁，我啊，到哪都一样，只要是同年生的，我都是比别人要小，因为我是和毛主席同月同日的一天，绝对是年底，所以，上学我总是班上最小。
谢国涛的爸爸是个小职员，妈妈是个小学教师，他显得很谦虚谨慎很有教养，短短的头发却是一个自来卷。我们都不是很高，都是一米七，属于扔到人堆里不太显眼的一种人。
今天我穿的是国防绿的确良军裤和一件湖水蓝衬衣，一双白色回力球鞋，我有些近视，带一副琇朗眼镜，谢国涛蓝裤子和一件白衬衣，我们就像在等人的两个大学生。
因为今天蹲守的对象太凶悍残忍，所以我们都有些紧张，因为双管火药枪可不是好玩的，这种火药枪是用体育比赛用的发令枪改装而成，枪管里塞满了火药和钢砂，一枪过来，那铁沙象散弹枪一样，钢砂成伞状射出，很难躲得开，作为刑警，深知这种枪的厉害，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周宝全这个重犯，住在我们区里，所以他的档案大要案组都曾经研究过，大家对他都不陌生，他身高一米七五，很壮实，有一百七十多斤重，剃一个大约半公分长的绿军装发型，一脸的凶相。喜欢穿短袖的花衬衣和人字拖鞋。
他每次抢劫时，都对被抢劫的群众杀人不眨眼地开枪，非常凶狠。但却有一个长得很清秀漂亮的女朋友，还跟了他三年，在周宝全被抓和判刑进监狱后，不知道还与否继续来往。所以这次我们是属于守株待兔的蹲守。
七月的夏天，这一天上午三十度，中午三十四度，我们虽然是在人行道上的骑楼下，从马路上沥青反射到骑楼底下的人行道，非常的炎热，我和谢国涛都额头冒汗，身上也都给汗水湿了，最难受的是我们的嘴渴得不行了，虽然，我们的斜对面就是清平路派出所，但为了不暴露，我们都没有进去派出所要水喝，以免派出所的同志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暴露我们的蹲守。到了十二点，不仅口干舌燥，肚子也都开始咕咕直响地饿了。马路对过的老莫和春玲我想他们也和我们差不多。
我和谢国涛两个人轮流的负责看住那个楼梯口，一边聊些以前学校里的事情，还聊些我们曾经当知青时的趣事来打发时间。
看着路上过往的行人模样和各式各样的表情，我看不出那些是好人，那些是坏人，大家都在为生活奔忙。谁都没有自命清高，谁都无法看破红尘，谁都难以笑对人生。
我和谢国涛没有聊如果在发现周宝全时我们要怎样的表现我们的“英雄行为”，其实，我与谢国涛老莫等这些刑警，我们所做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本质工作，刑警，我们的工作就是负责抓罪犯，没有罪犯我们就去找，有了罪犯我们就去抓。现在大家的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一旦发现了周宝全，就扑上前去抓他，不能让他的双管火药枪打响，不能让他的火药枪伤了自己的同事和群众，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我们从早上的七点一直守到下午两点，突然间，我和谢国涛的眼前突然一亮：只见一个身高一米六以上，披着一头长发的漂亮女孩从那个楼梯口出来，往我们这边走来，走了大约十来步时，突然转身向相反方向走过去，就在她向我们走来时，我和谢国涛都看清楚了，她就是周宝全的女朋友。
周宝全女朋友的反常走来又转头反方向走去，我和谢国涛都意识到：她在看附近有没有警察监视她家。果然，她向我们的相反方向走了大约二十步，东张西望的看了一会儿之后，就又返回走进了她家的那个楼梯口。
谢国涛很敏捷的赶紧与马路对面的老莫和春玲发出了暗号，和我一起，慢慢地向楼梯口缓慢地走过去，老莫和春玲则疾步走向前面大约五十米后，从对面马路往我们这边的人行道上过来，然后向我们的方向缓缓地走过来。
大约半分钟过去了，一个男子挎着刚才出来过的女青年从楼梯口出来了，他们出了楼梯口后直接转左很缓慢的走着，这个男人与周宝全的相貌特征十分相像，他走路有那么一点点的瘸，这和省厅通报的内容“他从酒楼二楼跳下来，砸坏了烧腊档玻璃，划伤了臀部一样。我和谢国涛对了一下眼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面前这个男人就是周宝全，我和谢国涛很迅速的向前紧走了几步，我和谢国涛再次对了一下眼神，我们突然间一下子向周宝全扑去，谢国涛比我快了那么半秒钟，“嗖”得像一支利箭地飞起来，向周宝全身后扑了过去，用左手框住了周宝全的脖子，然后向下弯腰一蹲，周宝全整个人都被掀起两脚离地，而我这时已经冲到周宝全的前面，右手迅速地从后腰抽出五四手枪，抓住枪身，向周宝全的脑袋连砸了两下，其中一下，我的五四手枪的弹夹的角尖利的象一把锥子一样，把周宝全的右眼角上方硬是拉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也就是不到半秒的功夫，只见他脑袋上的口子突然一道白光一闪，紧接着就像喷泉一般地喷射出一股鲜血，把我的衬衣和军裤喷了个满身和裤子，可能周宝全被谢国涛一挟全身动不了，我的这一枪托的打击太猛，加上他看到自己的血喷，使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整个人有些发软的向下随下他的双手，紧接着，我很快的调整了右手持枪，左手掏出手铐将周宝全铐住，然后迅速从他的腰间抽出了一把火药枪。这时，老莫和春玲也已经把周宝全的女朋友扑倒给铐住了，我们四个人随即把这两个罪犯押往不远处的清平派出所。
我们抓捕周宝全和他女朋友的过程，实际上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由于周宝全女朋友的大声尖叫，引起了路上的行人和附近的群众的围观，几分钟后，整条清平路都被看热闹的人群给堵住了，周宝全头上的伤，我手里拿着手枪满身的鲜血，使当时围观的群众有些群情激奋，对我们这群人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我们这四个便衣警察所抓获的周宝全这个罪犯是什么人，有些群众还责怪我们抓人的“血腥”的粗暴行为，在一旁吱吱喳喳的言论个不停，这些围观群众，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我们这几个刑警，几分钟前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我们刚与死神擦身而过，正因为我们满身的鲜血，保护了附近的群众没有被这个穷凶极恶的越狱犯所伤害。... ...
当我和谢国涛，老莫与春玲把两个罪犯押进派出所时，我第一眼看到派出所大厅正对着的一面用来检查警容风纪的镜子里所显现自己的样子，那一刻，我将永远都忘不了，我的眼睛，居然是鲜红鲜红的，不是被周宝全的鲜血喷射染红，而是我自己眼睛里的眼白充血了。
根据医学的解释，是因为我当时的兴奋程度使得我身体的肾上腺素成几何数字的激增，使我的眼白完全充血了，才会出现两眼血红这种近似于疯狂样子，实际上当时的我，已经是近似于疯狂了，又有谁知道，这是和一个“你不打死他，他就会打死你”的罪犯的生死拼搏啊！怪不得，当时连派出所所长也都怪我们把犯人打的鲜血淋漓，让群众围堵在派出所门前。
很快，老莫马上与刑警队队长报告了我们抓获周宝全的消息，也报告了我们被围观群众包围在派出所，派出所所长误会而责备我们的情况，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紧紧地抓住周宝全和他的“马子”，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消息很快和迅速的层层上报，分局长很快的坐着当时刚刚才分配来的新警车（全国当时还没有专门的警车，广州市是全国第一个进口警车的城市，我们这次行动，是全国第一次使用警车警笛），拉响警笛，来到了派出所，驱散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把这个全国通缉可以就地击毙的重大罪犯周宝全押上了崭新的警车。
眼看着周宝全被战友押上警车后，我整个人突然感到有点虚脱了，又渴又饿地坐在派出所办公室的椅子上半天动弹不得，谢国涛和我一样，也倒在了办公椅上，我们一直从早上七点直到下午的两点四十分，没有进过半滴水和半粒米，加上刚才精神高度紧张还没有缓过来，直到谢富星副局长过来与我们握手，对我们表示祝贺和鼓励时，我们四个人才缓过精神来。
是的刚刚完成了任务，大家松了一口气，可是，我们这四个同生共死的刑警战友，彼此都没有什么感谢的话可说，大家都知道，这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而已，队里，组里其他同事，其实和我们一样还在其他的点蹲守着（那时候还没有对讲机和电台），只是我们这个小组正好遇上了周宝全躲在女朋友的家里，让我们给擒获了，也恰恰因为周宝全昨天被追捕时他刚刚受了伤，我们才得以迅速捕获。
我们四个人刑警在面对周宝全的时，根本来不及思考任何问题，时间仅仅是一瞬间，更不可能去想什么党的教育和组织的培养，以及人民的嘱托等等。我和我的战友，当时唯一想到的是：抓住他，不让他开枪，不让他伤害到我们自己和同事。
周宝全被押走后，副局长看到我和谢国涛全身都是血，吩咐我们先回家把衣服换了，好好休息一下，下午，分局为我们在广州酒家设宴庆功，并安排了汽车送我和谢国涛回家，毕竟我们的满身鲜血，不方便在路上行走和让家人担心。
这就是我们这些普通刑警很平常和正常的一天。
在当时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形势下，周宝全很快的就被法院宣判了死刑并立即执行。我们大要案组也因为抓获了周宝全而荣立了集体三等功。老莫，春玲，谢国涛和我，还是和平常一样，开始和重复我们的刑警生活。
我在刑警队工作不久，又连续参与破获了几个公安部的重大案件，过了一年，我就被调到反间谍部门开始新的工作，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因为工作关系我没有再与刑警队的同事们再有经常的联系，因为分属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工作性质，纪律把我们分开了，我知道，我和我的这些老战友，老同事，不会再有横的工作联系了，我还是时常的想念他们，因为我们曾经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和罪犯搏斗，曾经相互保护过彼此的生命。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努力地工作，曾经破获几起海外敌对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特大案件，其中一起是解放39年来全国最大的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案件。不久为了学业，我离开了十分热爱的工作来到了澳大利亚开始了我的留学生学习。毕业之后，我留在了澳洲，现在我已经提前退休。
30多年过去了，老莫我想他早已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了，因为他比我们要年长近三十岁。
吴春玲，一个普普通通的刑警，从参加刑警工作一直战斗在刑警队，并没有被提升为领导干部，但在公安部规定中，在刑警岗位工作连续并超过30年但没有变更过刑警岗位的刑警，退休一律按照副处长级别光荣退休，因为，人民记住这些战斗在生死线上的刑警！
谢国涛，一个曾经很优秀的刑警，后来被提拔成为领导干部，因为工作需要又转业在政府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直到将近退休时，我从网上得知我的这位战友，却倒在了领导岗位上，因为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成了一个贪腐罪犯，从人民的英雄成了一个囚徒。
我为谢国涛可惜，作为他曾经的战友，曾经一同出生入死在一起的战友，我为他惋惜，但是，我知道，三十五年前的那天，我和他在一起，他那义无反顾和勇往直前地向周宝全冲过去，紧紧地框住周宝全，让我有机会把周宝全打倒，是因为他知道抓周宝全的危险，所以比我要快那么半秒！从心里上来说，他不顾一切是在保护他的战友，在尽一个刑警神圣的职责！
冲向周宝全的那一刹那，谢国涛无疑和我们都一样，是一个英雄，一个在人海茫茫之中的无名英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他犯罪了，就不承认他曾经是个英雄。
城市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没有与时俱进，被自私与冷漠所阻隔。生活中的现代元素越来越多丰富，却总是觉得缺少点什么，其实缺少的就是善良与本色。城市的文化精英越来越多，城市英雄越来越少，就是因为人们过于算计个人的得失，人性的本然被物欲所蒙蔽，沾染上了太多的尘埃。
人的本性没了，善良的心也早已麻木，任凭这些所谓的文化精英丑恶放肆的在我们身边表演。今天的汪芳之流的这伙文人的表现就印证了这一点！
普通人，英雄，罪犯这本来就仅仅是单位个人所承受的一个名称而已，普通人在你的工作之中或者你的工作范围里，当突发事件发生那一霎那间，人的本能根据你本身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会不知不觉的使你产生出英雄行为，甚至会出现让人充满敬佩的英雄行为！这些就是曾经经历过生死所悟道的英雄情怀。
英雄本色，本色即是英雄，其实，有善举，肯良性，显本色，即是英雄。君不见武汉疫情发生时那些舍家忘我，义无反顾地奔向武汉的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那些准备献身的子弟兵；那些各行各业的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百姓，那些个让“火神山”医院十天平地拔起的农民工兄弟，他们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他们都奉献了自己的血汗！
在武汉，在抗击疫情的时候，钟南山，张文宏，一个个的医务工作者的忘我牺牲，（实际上已经有牺牲的医务工作者）我以为他们都保持了本色！都可以被称之为英雄！
至于那些如汪芳等有着“高贵头衔”的什么“家”，什么“主席副主席”什么教授校长名衔的“文化人”，在这些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平民英雄面前，就显得那么卑贱丑陋！因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民族，口中追求所谓的“民主自由”却践踏了正义！他（她）们以自己的私欲写下和叫喊着“中国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来向祖国与中华民族呕吐着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还想着成为“拯救”中国人民的英雄。无耻啊，无耻到极点！
人可以用不着顶天立地，但做人绝对要堂堂正正，人可以用不着做什么高官显贵，但绝对要做一个善良的好人。要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的人才是英雄，是英雄才会显露出本色，让我们本色的生活，去做一个本色英雄，做一个平民英雄。
我想我更珍惜和敬重我们这些平民英雄。
我们普普通通，我们曾经不畏生死，我们曾经把自己的生死至于度外。
这就是真正值得炫耀的英雄！值得后人敬佩的社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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