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轰动朝野的一大公案，列晚清四大奇案之首。事发浙江省余杭县，绰号“小白菜”的毕生姑嫁给了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后葛品连死亡，在余杭县令刘锡彤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动用酷刑，逼迫小白菜与举人杨乃武承认二人通奸，用砒霜毒死了葛品连。他将此案件上报给杭州知府陈鲁，陈鲁上报给浙江按察使蒯贺荪，蒯贺荪上报给浙江巡抚杨昌浚，于是小白菜被判凌迟处死，杨乃武被判斩首示众。但此案在清廷高层的干预下，查明葛品连是自己病死的，并非中毒身亡，于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冤情才得以昭雪。一大批官员被革职。
那么，杨乃武与小白菜为何能够翻案？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博弈、地方京官的作用、舆论的引导等方面进行分析。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回顾
小白菜的名字叫毕生姑，因为喜欢穿上白下绿的衣服，得绰号“小白菜”。1872年嫁给了葛品连，就称作葛毕氏。夫妻两个以每月800文的租金，租了举人杨乃武的房子，1872年4月24日，夫妻两个正式搬进来居住。从此三个人生活于一处，抬头不见低头见。谁能想到，一场冤案就要发生，并历经曲折才得以昭雪。
- ① “同食教经” 惹下流言蜚语
婚后，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仍旧在豆腐店做事，每日早出晚归。这小白菜在家闲来无事，就在家里读读经书，但她识字不多，正好房东杨乃武是举人，一肚子墨水，小白菜就常常向他请教。在封建社会，两人这样的举动，在外人看来，就有点过于亲密。当时人的怀疑是正常的，现在我们看到房东和女房客一个桌子吃饭，一个桌子看书，还不是会指指点点？
杨乃武在教小白菜读书，两人的相处，惹下流言蜚语。
1872年7月，葛品连回家后看到杨乃武与小白菜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心里怀疑二人有奸情，就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之前也看到过两人在一起吃饭，儿子又这么一说，母亲觉得保不齐俩人真有奸情，没管住自己嘴巴，就到处去宣扬。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邻里街坊都觉得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甚至大家都在传说“羊吃白菜”，即是指杨乃武跟小白菜的关系不一般。这为后来葛品连死后，杨乃武被牵扯进来埋下了伏笔。
杨乃武也听到了这样的流言蜚语，他采取的手段是把房租涨到每月1000文，想用这种手段让葛氏夫妇搬走。果然，葛品连嫌租金高，1873年闰六月，带着小白菜搬走了。
街坊邻居怀疑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有不正当关系。
- ② 葛品连病逝，牢狱之灾降临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873年10月7日，葛品连感觉身发寒热，并有膝上红肿症状，小白菜让他不要去豆腐坊了，但葛品连不听。10月9日，葛品连起不来床，开始呕吐，他以为自己得了“流火症”，要小白菜拿出1000文钱请他的继父喻敬天代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服用后并未见好。小白菜见丈夫病势严重，就叫来了自己的婆婆，婆婆以为儿子得了痧症，就用万年青汁、萝卜子汤灌服，但未见效。母亲无奈，也就回家了。晚上，小白菜听到丈夫喉咙中痰声连连，但是就是吐不出来，赶忙询问，但是这是丈夫已经无法说话，小白菜大声呼喊，叫来了婆婆，连忙再请医生，但葛品连还是在当晚去世。
第二天，葛品连的嘴巴和鼻子里流出了一些血水，婆婆就怀疑儿子是中毒而死，她就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于是年近70的余杭县令刘锡彤带着仵作一行前来验尸。在来的过程中，随从告诉刘县令，坊间都在传言，是小白菜和举人杨乃武通奸，谋害了葛品连。刘锡彤也听信了这个传言。仵作验尸发现，尸体口、鼻内有淡淡的血水流出，身上起了十余个大泡。但这些特征与《沉冤录》所记载的中砒霜的症状并不相符，根据该书记载，死者中砒霜之后的特征是：“牙根青黑，七窍流血，嘴唇翻裂，遍身小疱”，但在先入为主的情况下，
仵作、随从和县令都认为葛品连是中砒霜而死，因为银针呈青黑色。
葛品连去世，县令刘锡彤带仵作来验尸身。
一番拷打之下，小白菜被迫承认与杨乃武通奸，毒杀亲夫。刘锡彤派人去抓捕杨乃武，杨乃武来到县衙，否认与小白菜毒杀葛品连。因为杨乃武是举人，知县无法用刑，就一面向杭州府报告案情，一面请求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
被革去举人身份的杨乃武面临的是一场场的酷刑，他实在经受不住，就被迫承认自己和小白菜谋杀了葛品连。我的疑惑是，这个县令刘锡彤也是举人出身，面对同样是举人出身的杨乃武，为什么不慎重查访，而是一味动用酷刑呢？行文至此，我感叹一声，封建社会，数不清的冤案皆因酷刑造成。
小白菜在遭受酷刑逼供。
想到一则笑话，说英法俄三国特工要在森林里寻找一头熊，看哪国先找到。英法两国特工钻入森林去寻找了，俄国特工捉了一只兔子，这只可怜的兔子说，“别打了，别打了，我是熊。”
棰楚之下，什么口供拿不到？又有多少冤案不得昭雪！
清代刑罚。
- ③ 浙江各级官员草率定案，拿人命当儿戏
杭县令将小白菜和杨乃武屈打成招，将供词和案件详情呈报杭州知府陈鲁。
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初六日，杭州府做出判决，判处小白菜凌迟之刑，处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案件呈到蒯贺荪面前时，这位按察使大人不大敢相信。他觉得杨乃武毕竟是举人，这功名得来不易，岂会为了一个女子，甘心赔上自己的大好前程？于是亲自提审杨乃武和小白菜。这两人早已经被酷刑吓怕了，面对蒯贺荪时，以为“供认在先，势难翻异。”两人都怂了，就签字画押，承认谋杀。蒯贺荪见自己并没有用刑，二人就承认了，就觉得此案没有问题。他按照程序将此案上报给浙江巡抚杨昌浚。
浙江巡抚杨昌浚。
杨昌浚对此案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候补知县郑锡滜去余杭县暗访，但是这个郑锡滜将暗访变成了明察，他一到余杭就去找到了县令刘锡彤，这样的“暗访”当然不可能找到什么疑点。于是杨昌浚也踏实了，1874年2月6日，杨昌浚就以杭州知府拟定的罪名将此案上报给朝廷。
应该说，浙江按察使和浙江巡抚在面对这起案件时，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怀疑精神。但可惜的是，按察使蒯贺荪并没有深究，巡抚杨昌浚所托非人，于是在浙江地方层面，这起冤案就成了铁案。
- ④ 浙江籍京官提出中央复查此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昭雪
1874年4月，杨乃武开始了自救行动。他在狱中写好申诉材料，交给姐姐杨菊贞，进京告御状，都察院接到申诉材料，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但此案在浙江既已办成铁案，那么浙江层面的复审也就是重新再走个流程，结果自然还是维持原判。9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携带呈控材料再次去北京告状，她得到了杨乃武好友的帮助，浙江籍十八位京官联名呈控，这些京官自然关心家乡这起大案的审理情况，一直在推动朝廷复审此案。
杨乃武在狱中写呈控材料，开始自救。
1876年9月17日，刑部上奏将葛品连尸体运到北京验尸，上谕批准。为了防止尸体被掉包，刑部要求沿途州县在棺材上加贴封条。
1877年1月22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经多名极具经验的仵作验尸，确定葛品连是得病而死，并非中毒，此案遂大白于天下。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情得雪。
1877年2月16日，朝廷发下谕旨，对涉案官员进行了处理。余杭知县刘锡彤被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遍葆诚、候补知县郑锡滜等被革职；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被即行革职。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至此结束。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能够昭雪的原因
本文认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能够昭雪，离不开下面三种因素的作用。事实上，这是冤案昭雪的关键。
- ① 朝廷与地方的博弈：通过彻查此案敲打地方督抚
我们看看此案发生的时代背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军的八旗和绿营无力应对。清廷不得不借助湘军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由此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湘军重要将领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皆官至总督、巡抚等大员，逐渐形成总督和巡抚事权过重的局面，清廷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征求地方督抚的意见，督抚们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影响和干预中央决策。
清政府曾几次振作，想加大中央集权力度，收回督抚权力，但都未获成功。现在，清廷中央面临一个难得的机会。此时主政浙江的杨昌浚是湖南人，恰好属于湘军，1869年就担任浙江巡抚，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浙江杭州，案件又存在疑点，正好为清廷中央提供了敲打地方的绝佳机会。
朝廷权力的下移，在司法审判权——死刑裁决权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按照《大清律例》，全国各地的死刑案件，由案发地的州县进行初审，经层层转解后，由总督巡抚以结案报告的形式向皇帝专案具题，同时将具题副本“揭帖”送往刑部。皇帝将巡抚总督报来的专案具题批交刑部，由三法司核定，主要是检查有无冤情，定罪量刑是否恰当等，再共同提出意见，向皇帝回奏。然后，皇帝做出终审裁决：或立决、或候监、或重审。这种死刑审核制度，保证了皇帝握有对全国臣民的生杀大权，维护了皇帝的绝对权威。
但这种权威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到了“就地正法”的挑战。战乱时期，“就地正法”被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地方督抚的重要事权。现在不经皇帝批准，地方督抚就可以行使死刑终身权力了。
“就地正法”制度实行以后，对于全国各地被“正法”的人数，清廷中央无从掌握，这一大权旁落到地方督抚身上。这使得原本属于皇帝的权力下移。
朝廷想重拾失落的死刑裁决权，重拾旧制度的威严，于是通过此典型案件，敲打杨昌浚，以杀鸡儆猴。朝廷在杨乃武案上，一连下发了十三道谕旨，清晰显露了朝廷干预此案到底的决心。
朝廷令杨昌浚复审案件，杨昌浚提出种种理由狡辩，三法司直接指出，这是：
长外省草菅人命之风，其失犹小；启疆臣欺罔朝廷之渐，其罪实大。现在诸事内轻外重，势已积成。
“草菅人命”“欺罔朝廷”“内轻外重”，这些词语，都毫不避讳地说明了，中央权力的下移以及中央对收回死刑终审权的渴望。御史王昕建议朝廷严惩杨昌浚等官员，“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
基于以上原因，朝廷对此案显示了极大的关心，甚至不惜代价将葛品连尸体运到北京验尸，使得冤案大白。浙江巡抚杨昌浚也被革职。
- ② 浙江籍京官与浙江地方官的交锋：“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
我在读晚清史料过程中，常常感受到京官是制衡家乡地方官的重要力量。宣统二年，山东登州府莱阳县发生民变，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造成莱阳人生命财产，损失很大。孙宝琦的做法，激起了山东籍御史王宝田的怒火，他上折参劾孙宝琦，朝廷令陈夔龙赴山东查办，陈夔龙查完之后，上奏“孙宝琦派兵弹压，实出于万不得已。”朝廷听信，不再追究。
但山东籍京官不肯罢休，柯劭忞等山东京官再次上折，详细列举官军焚杀人民情况，请求朝廷再派公正大员，彻底查办。山东京官的力量，让山东巡抚孙宝琦不敢在莱阳肆意妄为，自请将自己开缺。
在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中，浙江籍京官也在关注家乡事件的发展，并在关键时刻挺身帮助杨乃武 。我们要知道，杨乃武是一名举人，举人是可以做官的，浙江籍京官大多是举人、进士出身，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同乡举人沉冤莫白。
于是，在翰林院编修夏同善的倡导下，浙江籍京官内阁中书汪树屏、罗学成，翰林院编修许景澄，户部主事潘自疆，吏部主事陈其璋等18人，联名写了一份呈诉，举出了杨乃武一案中的可疑之处，还增加了他们从家乡听到的消息，请求朝廷将此案交给刑部审理，并昭示天下，“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朝廷允准浙江籍京官的请求，要求：
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要证，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确情，期于毋枉毋纵。至案内各犯，着杨昌浚派委妥员，沿途小学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至于咎戾。
朝廷本意即想彻查，浙江籍京官又有此上奏，于是中央顺水推舟，令刑部审案。至此，杨乃武案终于迎来转机。可以说，杨乃武的举人身份，对于得到浙江京官的帮助，从而沉冤昭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③ 《申报》营造了社会舆论：让天下人得知杨乃武的奇冤
《申报》第一号，宣称“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是英国商人创办。《申报》在其第一号中，强调自己是新闻纸，除了刊登政治新闻外，“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杨乃武与小白菜，集合了才子、佳人、谋杀、冤案等信息，自然会得到《申报》的关注。
申报馆。
据统计，《申报》刊发了70多篇关于本案的报道，有力推进了本案的审理。它使得浙江及周边各省市，以至于京城都知道了杭州余杭县的这起案件。《申报》对于杨乃武案昭雪所起的独特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公开案情，引起朝野特别是朝廷官员的关注，使得案件在社会关注的舆论氛围中展开。 由于《申报》的报道，杭州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杨乃武与小白菜，而且众口一词地认为杨乃武是冤枉的。浙江籍18名京官就在联名呈诉中写道：“查此案事阅两者，久腾物议”“何以成信讞而释群疑。”京官们大多订阅《申报》，该报的相关言论，肯定影响了这些官员。
二是登载了杨乃武的呈控状，让其被冤情由广为人知。1874年4月，杨乃武在狱中写好了呈控状，《申报》“访得底稿，因再录供众览，以表奇冤。”，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至此，大多数人通过《申报》了解了杨乃武之冤。刑部交给皇上的奏折中，不少内容即来源于此。此文刊登后，朝廷上下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杨乃武的舆论环境。
1877年5月7日，《申报》刊文《余杭案犯尸棺解回》：
前由刑部提讯之葛品连尸棺及在案一起人，兹已讯结，故昨日招商局利运轮船到沪，带有葛品连、沈体人尸棺两具，均经封条封固，并有余杭县仵作沈详、门丁沈彩泉由原解委员押回，当即解交上海县衙门寄禁，另行起解，递交原籍云。
《申报》最后一篇关于此案的报道。
这是笔者在《申报》上找到的其关于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的最后一篇报道。该报完成了它在本案中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使命。
结论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时三年半，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本文认为，此案之所以能够昭雪，并非因为“朝廷圣明”，其背后十分清晰地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地方京官以及士绅与地方官的交锋、社会舆论的影响。可以说，正是这些因素交互作用，才使得冤案昭雪。如果没有这些因素，杨乃武和小白菜极有可能不会被翻案。
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感叹：“此案所以称为轩然大波者，良非无故。盖其中有科名门第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各方勾心斗角之态可掬。”可谓点评到位。
1.陆永棣：《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冤案昭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
2.吴蔚：《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3.高阳：《杨乃武与小白菜》，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
4.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
5.《申报》，上海书店，1983年4月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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