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運河，得先從洛陽說起。公元604年，隋煬帝即位。《隋書》記載：“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 。不到一年洛陽城建成，從此全國政治中心由大興（長安）東移至洛陽。
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
從地理位置上看，長安地偏西北，政令不易遠達四境，尤其是對東方的控制鞭長莫及，而洛陽正位於全國中心，可以容易地東控山東，南服江南，加之全國各地貢賦到京距離均等，所以洛陽很快成為全國政治、經濟中心。以洛陽為中心的物資轉運也成為當時的客觀需要。在隋文帝在位的後十年，有關請求開鑿運河的奏章，從中央到地方就有50多封。其中也不乏元老重臣高穎、楊素等人的呼籲。也就是說開鑿大運河應該是全國上下的呼聲，不全是楊廣的一時的心血來潮拍腦袋。
隋代所開鑿的運河，前後共有5條。從南到北分別是江南河、邗溝（當時應叫山陽瀆）、通濟渠、廣通渠和永濟渠。由於廣通渠之外的四部分相互聯接，因此被稱為大運河。
廣通渠，又叫富民渠，為隋文帝時所建。《隋書·食貨志》記載：開皇三年（584年）……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泛舟之役，人亦勞止。……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日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
今日揚州
這是有據可查的隋朝第一次開河。原來秦漢時期在長安北部有這麼一條從渭水通達黃河的人工河道叫漕渠，因為年久河窄，水少沙多，幾乎淤廢。隋文帝為了發展關中漕運，於584年派出由宇文愷負責的水利工程隊進行了拓寬疏浚。因為它是相對獨立的一段，所以後人對它的關注度不是太高。但它是連接長安和洛陽甚至進入全國水運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隋書·食貨志》載：大業元年三月辛亥，開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這是說的從洛陽到開封再到淮安（過去叫山陽）的一段，稱為通濟渠。
運河故城江蘇淮安（山陽）
山陽往南的兩段，基本上是南北向的，由北而南先是邗溝，再是江南河。《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587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可見兩點，一是當時的名字叫山陽瀆，之所以稱之為邗溝，是這段河溝最早是由春秋末吳國挖掘的古邗溝。二是後來（605年）隋煬帝是在隋文帝基礎上的疏浚和連接，進一步提高了它的通航能力。
《隋書·煬帝紀》：大業四年（608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隋書·食貨志》：“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永濟渠畔道口古鎮
永濟渠從洛陽經今新鄉、衛輝、浚縣、滑縣、內黃，出河南進河北，過山東到天津，再到涿郡，全長1900多華里。按照記載，永濟渠和通濟渠都是當年完工的，可見勞役之巨，工程之快。
煬帝巡遊江都船隻模型
江南河段，在《隋書》中未見明確記載。《資治通鑑》倒是記得十分清楚：大業六年（610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並置驛舍、草頓（臨時休息之所），欲東巡會稽。
可見隋煬帝原本還計劃東巡會稽山，效仿夏禹和秦皇的。《隋書》是初唐時期由魏徵等人奉皇命編修的官志，史事彷彿還在昨日，雖然新朝可能有貶損前朝的成分，但大致還是可信的。從《隋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朝及其官員在對修建大運河特別是隋煬帝在使用民力和巡遊江南上還是強烈不滿、頗有微詞的。
《隋書·食貨志》：“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千里。”
《隋書·煬帝紀》：大業二年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太府丞雲定興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旄之用者，殆無遺類。
隋煬帝當了十年的江都總管，又大動干戈地帶領文武百官姬妾眷屬巡遊江都三次，特別是第三次出遊時，正趕上楊玄感起兵造反，將龍船水殿悉數燒燬，隋煬帝仍執迷不悟，下令把燒燬的船隻又重新造了一遍，可惜的是這次巡遊再也沒能回來。正像白居易在《隋堤柳》詩裡所說的“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了。
閱讀更多 岳飛故里海納百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