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ichard Baldwin
COVID-19疫情遏制政策首先关闭了中国的工厂。 由于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都依赖中国的输入，因此中国产业中断通过“供应链传染效应”冲击了其他国家。随着中国已全面掌控了了第一波疫情，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制造大国的病例激增很可能造成反向供应链传染，工业等同于再感染。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国际合作可能会降低供应链传染的多次浪潮阻碍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风险。
COVID-19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与过去100年里其他流行病造成的影响截然不同。这一次冲击了世界上所有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图1），而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这些国家正进入一种非常奇怪的衰退类型，可能被称为“ COVID疫情震荡”。
图1 前十大制造业国家（2015）和COVID疫情病例（31/3/2020）占比图
资料来源：作者对经合组织TiVA制造业总产值数据的详细阐述。
注：该数据显示了2015年各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
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主要不是由病毒本身造成的。正如鲍德温和韦德·迪·毛罗所指出的，都是人类对病毒的应对反应。主要有两个冲击:
第一个冲击来自于旨在降低感染率的遏制措施。使工人远离工作环境，但这些措施明显减少了产量。
各国为了避免医院承受太大的压力，遭受灾难而拼命努力，依靠封锁经济来减缓疫情的进展。COVID-19具有很高的传染性，以至于在其流行病学曲线加速阶段，需要住院治疗的人数激增。这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很快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以美国为例，2020年3月29日，新增病例19332例，累计远远超过中国。美国的病例每2到3天就会增加一倍。按照这个速度，大约5％的美国人将出现症状，其中20％的人需要住院治疗。这意味着全国约有100万张床位(其中许多床位已经有人)的医疗系统要处理大约300万例严重的COVID-19病例。
医院负担过重，无法提供许多病人生存所需的医疗服务。简而言之，不堪重负的医院意味着不必要的死亡。因此，看似极端的遏制政策（封锁等）与医院不堪重负无法提供人们生存所需的护理的噩梦相比，并不极端。然而，这些政策却是关闭了制造基地和维持其运转所需的物流。
如图1所示，当2020年1月中国出现疫情威胁时，反应迅速而有力的发达经济体已经能够极大地减少其在新冠疫情案例中所占的比例。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但也包括中国。这些国家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吸取了教训;西方发达经济体则不然。
如图2所示，最近几周欧洲边境口岸的过境延误直接加剧了工厂关闭。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实施了COVID-19旅行限制，过境延误正在减缓急需投入物资的交付速度。
图2 28个欧洲国家的过境延误实时数据（小时）
资料来源：基于Sixfold（www.sixfold.com）的数据计算。
注意：此图绘制了28个欧洲国家/地区，每3天周期内虚拟变量的平均过境时间回归估计量数据。由于货运卡车出行限制，周日不包括在内。
第二个冲击来自预期冲击，损害了对成品的需求。
正如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那样，冠状病毒冲击使消费者和企业对购买东西持谨慎态度——至少是对那些可以推迟购买的东西。
制造业受到三重打击
世界制造业受到了三重打击。
- 由于疫情集中在世界制造业中心地带（东亚），并在其他工业大国（包括美国和德国）中迅速蔓延，直接供应中断正阻碍着生产。
- 由于受影响较小的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从疫情严重的国家获得以及随后彼此之间获取必要的进口工业原料变得更加困难和/或更昂贵，因此供应链传染效应将加剧直接供应冲击。
- 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需求中断：i）宏观经济总需求下降（即衰退）；ii）消费者的观望和延迟购买；iii）企业投资延迟。
毕竟，制成品总体上说是“可以推迟的”，因此更容易受到“突然停止”的需求冲击影响，正如我们在2009年贸易大崩溃中所看到的那样。当然，所有受影响国家的服务业都受到了沉重打击，餐馆和电影院排空，但制造业受到的打击最大。
我们还没有太多数据关于制造业受到的直接冲击或需求下降的影响，但我们可以利用最近的、危机前的数据，通过观察供应商关系网络，提前考虑供应链传染效应的问题。
说明与贸易有关的传染效应
国家之间通过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因此贸易是国际传染效应的重要媒介。或者，用一个不希望发生的类比来说，当贸易模式很简单时，传播媒介也就很少。
在需求方面，一国收入下降将减少其从贸易伙伴的进口量。
反过来，这种下降意味着其贸易伙伴的出口减少，从而总需求减少。这就是需求冲击传播的方式。
在供应方面，一个国家的生产出现供应中断，其对贸易伙伴的出口就会减少
反过来，进口下降意味着总需求转向本地产品（如果本地公司生产的产品能很好地替代进口产品），或者供应短缺（如果本地公司生产的产品不能很好地替代进口产品，例如某些进口的制造零件）。
然而，世界贸易已不再简单。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供应链，也被称为全球价值链，成倍增长。这使冲击的传播复杂化。制造业的连锁反应将取决于各国对其他国家制造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直接的部分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当Mini Cooper在英国生产时，该公司从中国购买轮胎，从日本购买发动机，这是直接影响。但是，日本的发动机可能涉及从中国采购的零件，因此，Mini的制造商可能会因日本从中国进口零件而间接遭受中国市场供应中断的影响，这就是间接影响。
一种方便的可视化方法是使用社交网络分析（图3）。上面一组图显示了最终产品增值贸易的贸易模式（例如，增值出口是指扣除任何进口输入物价值的出口）。气泡的大小表示增值出口的规模大小，连接线的厚度表示双边流通的重要性，箭头表示流通的净方向。为清楚起见，双边小额贸易流量被设定为零。
图3 2017年最终产品出口网络图（上）与全球价值链贸易图（上）的比较
来源：世贸组织（2019），图1.15。
注：国家/地区以标准ISO-3 alpha代码显示。
关键在于，全球价值链贸易(下图)的区域化程度远远超过最终产品贸易。事实上，这三个工业制造强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主要的联系，至少在这个抽象的层次上是这样。这表明供应链传染效应主要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图3上面的一组图清楚地显示了中国，美国和德国这三个制造业强国的主导地位。它还显示了高度区域化的世界最终产品贸易国家，主要的连接是在欧洲，亚洲或北美。唯一真正重要的区域间流动是三大制造业巨头之间的流动。
需求冲击可能会通过最终产品贸易传播扩散
由于上面一组图着重于最终产品的出口，因此很好地表明了需求冲击可能如何扩散。“ COVID疫情震荡”首先在2020年1月和2月使中国的收入骤然下降。这无疑减少了中国从世界其他地区的最终商品进口。接下来冲击的是德国，现在冲击的是美国，而中国刚刚开始缓慢复苏。
图3的下面一组图侧重于供应端连接。显示了多次跨境贸易中间产品，例如，出口到嵌入电子组件中的美国计算机芯片，然后再将重新进口到美国。在鲍德温和冈萨雷斯（2012）文中，称之为“进口到出口”。关键在于，全球价值链贸易(下图)的区域化程度远远超过最终产品贸易。事实上，这三个工业制造大国之间没有任何主要联系，至少在这种反复的供应链贸易中没有。这表明，在破坏复杂的生产网络方面，主要的传播将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虽然图3有助于说明与需求相关的传染（上图）和供应链传染（下图）的基本概念，但它从根本上简化了贸易流程以阐明概念。对于鲍德温和富浦（2020）所说的供应链传染，更详细的联系是什么？图3只注意了最终产品交易（上图）或复杂的来回交易。对于传染效应来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供给(生产)对其他国家的生产的完全依赖风险。
各国的制造业之间如何相互联系？
在供应方面，对各国国内生产的破坏取决于该国对外国生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随着多国生产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间接接触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虑因素。例如，从韩国进口的零部件很可能包含来自中国的零部件，而中国的零部件又可能包括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因此，在短期内，美国，韩国或中国制造的中断可能反过来会扰乱那些所谓使用韩国制造零部件的商品生产。
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并运用一些线性代数技巧，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国之间的风险敞口（即直接和间接风险敞口）。通过查看每个国家的制造业生产情况以及所有制造业部门输入数据的总和，可以得出每个国家的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的总风险敞口。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国家对列国家制造业的总风险敞口。
资料来源：作者对OCE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的阐述（可在https://www.oecd.org/sti/ind/inter-country-input-output-tables.htm在线获得）。
注：这些数字是列国家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直接和间接投入的增加值份额。为了清晰起见，将低于0.5％的数字归零，对角线的“自我供给”也归零。例如，GBR（英国）制造业总产量的4.8％依赖于中国的制造业投入（直接和间接）。
图中的数字是表示横行国家的制造业产出由纵列国家的制造业投入的增值组成的百分比的份额。该图将整个制造业结合在一起。例如，中国（CHN）这一列下的英国（GBR）那一行中的数字4.8％，表示英国制造业总产量的4.8％依赖于中国制造业的直接和间接投入。图中的颜色是利用“热图”原理，其中矩阵中的最大数字为暗红色，而最小数字为浅绿色，中间数字为黄色（为清晰起见，将小数归零）。
从以上数字中展现出来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作为制造业中间体在进口方面占主导地位。中国确实是世界的工厂，它是整个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中心。中国的制造业投入占所有主要国家制造业产量的3.6％以上。而对于韩国，这一数字超过16％。显然，疫情导致中国制造业中断显然将对全球制造业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德国制造业投入对于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以及韩国和台湾都很重要，正如德国专栏（DEU）中许多黄色单元格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德国也很依赖来自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制造业投入。美国制造业的投入对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很重要，但重要程度较低。只有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制造业投入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供应链贸易的区域化。三个大区域框（北美工厂，欧洲工厂和亚洲工厂）中的许多单元格都是有颜色的，而这些框外部的大多数单元则没有。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最后两行）的重要性显然是由于加工过的石油产品。
很明显，这些数字事实显示了，美国，德国，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供应中断将对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者和企业产生巨大影响。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会有影响，但影响程度较轻。
供应链“传染”和“再感染”
COVID-19首先重创了中国。重要的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湖北省是许多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区。但是在1月和2月，COVID-19只是中国遇到的疫情疾病，当时非常中国化的应对方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当局迅速坚决关闭了全省，以减少疾病的传播。因此也关闭了对世界制造业非常重要的生产和运输路径（如图4中的CHN列所示）。
中国的供应中断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出的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供应链传染”。中国的供应中断正影响着其他国家。在鲍德温和韦德·迪毛罗有关韩国COVID疫情应对经验的章节中指出，供给方面的传染对韩国工业的影响严重。“韩国的产业也与中国的产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和供应的中断使得韩国尤其困难。由于国际物流暂时失效，削弱了许多企业的实力” 郑先生说道。
图4表明，生产中断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对于墨西哥和台湾地区而言，中国制造业投入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达到两位数。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但冲击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第一轮传染效应并不是结束。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看似极端的封锁在医学意义上起到了作用。中国已经经历了其冠状病毒的加速期、高峰期和减速期。目前正在从疫情冲击中恢复过来；例如，欧洲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这种疾病。随着遏制政策的放松，中国似乎也正在从经济冲击中复苏，至少初步迹象表明是这样。这应该会恢复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并放宽阻碍出口的遏制政策。
但就在中国制造业开始复苏之际，欧洲(尤其是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关闭以降低感染率。在欧洲，遏制政策比中国开始得晚得多，有迹象表明，至少在最先受到冲击的意大利，这种遏制措施正在发挥作用。相比之下，美国仍未对这一威胁做出完全反应。截至3月底，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达数万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供应冲击都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和欧洲，因此，现在供应链传染正在反向冲击。源自中国的供应冲击现在正 “重新感染”中国工业，中国从美国和欧洲进口的物料受到反向COVID疫情遏制政策的限制。如图5所示。
图5说明医疗和供应链的传染和再感染。
资料来源：作者对经合组织TiVA制造业总产值数据的阐述。
总结
COVID-19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不同于过去100年来其他大型流行病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当今供应网络的复杂性，全球制造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与贸易相关的危机将波及那些产出直接或间接依赖彼此制造业的国家。
与以往的危机不同，第一轮传染效应不可能是故事的结局。随着COVID-19依次冲击全球主要价值链中心，供应链反向传染：最初起源于中国的供应冲击，随着中国对其他国家投入的依赖而逆转。
国际间协调对于增加遏制政策的例外情况选项可能会有所帮助。所有国家都对基本商品的禁售政策做出例外规定。认识到贸易伙伴对关键投入的依赖程度，应能拓宽“基本”的定义。这将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利己主义问题。美国可能需要中国和印度来保持其“活性药物成分”工厂的开放，而中国和印度可能需要美国来保持其半导体工厂的开放。
本文由机工智库朱萍翻译，@机工战略提供情报支持，转载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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