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杜甫《春日江村》）
杜甫晚年在江村，览物有得，遂有这首借景抒情的佳作。其中，也喻示文艺创作者对诗意栖居的寻觅和向往，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时空意识和宏大的审美格局。对此，当代著名画家朱全增先生拥有自己的品读心得，并将这种审美心得融入其山水画创作中，从而造就自己清峻朴茂、泠然和雅的山水写意文本，显示出较高的审美格调。
从艺数十年来，朱全增先生一直立身在深于探索、勇于尝试的学术前沿，主攻花鸟的他，亦擅长山水。在他心目中，花鸟和山水虽然题材有别，但在审美的内在意义上并无二致，画到高度都是心象自然，传神写照，全然可以相互借鉴，两相贯通而为之。于是，他创造性地致力于花鸟和山水的结合，将山水画的构图、笔法、空间处理等要素巧妙地融入花鸟画，开拓了其花鸟画的格局；同时，他又以花鸟画的状物专精、细致传神之长，运用于画山水，独具一种会心造化、写我心象的峥嵘与巍峨，这就使他在花鸟画领域之外别构一种大气而灵奇的写意山水气象。对他而言，花香鸟语与水色山光相映成趣，各尽奇妙。
在朱全增先生的山水精品《幽居》中，我们看到他为山水写照，是以生态美学的整体观来统筹一切立意布局和笔墨操作的。游目骋怀，力求心灵与造化之间的交接与与融通，别造情景合一之境；而观物取材，巧于取舍、提炼，尽量捕捉那种蓊蓊郁郁、淡冶高华而的生态亮点，以精微笔墨，得意境整合、升华之妙，从而透出多维的时空格局，进而凸显出一种灿然盈然的生命气象，带有心象自然的审美况味，彰显自我绘画语言，耐人品读。
大自然事物新陈代谢，生生不息，昭示着一种蓬勃遒劲的生命力。朱全增先生长年游走于南北各地，对触动其心灵的诸多山水风光，力行审美内蕴的挖掘。他先是把目之所见，贮于胸间，再通过契合其意念的有讲究的笔墨手法，化为心象，力求心象传达。如此以来，他进行线性写意，在技法上以笔线造型为主，以皴擦为辅，由骨法用笔而带动线条的自由开合、组织、畅舒，轻逸，宛转，而不露剑拔弩张，无荒率粗糙之弊。根据具体的主题表达的需要，其线质或丛聚一片，或单线出入；或空勾夹叶，墨气铺排，或青绿浅绛，杂色渲染。在构图上，有的迹象繁复，杂而不乱；有的意象简淡，层次分明，总体上做到意象连缀而分层，由高转深，由深转近，再由平远横向延展，显得虚实相生，明晦氤氲。画面意象，或林梢出没，或灌木丛生，或水流潺潺，从中看得出其置陈布势，一般是三进向乃至多进向，意味深厚，气象博大，总体上顺其自然地构造出一种轻烟淡峦、平淡天真、深远空濛的美学佳境，给读者以较大的心灵的震撼和想象，也拓展了审美空间。
《十里山泉起清风》、《林深泉幽》、《潇洒红河》、《骚人胸中有渭川》等画，是朱全增先生在云南红河、陇川一带采风多日之后所画的竹海图景。那里，少数民族聚居，动植物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原始生态美，仿佛一个世外桃源。创作时，作者不是刻意的大破大立，逞露才气，而是悠然漫然地述其耳闻目睹、神驰意飞。通过拿手的写之能事，他从写生到创作，由写实到写意，以状物写实蕴藏于写意的水晕墨彰之间，其色彩格律介于笔线之动，画得精微点化与磅礴之势兼备，浑厚而淡荡，郁郁而空灵，动静而相成，诗情绵渺，以意韵为胜。显然，这是经作者真情投入、诗心熔铸而成的一道活泼泼的气机泠然的生命景观，可品味到一种苍茫润泽之气，升腾欲动。而那藏匿于意象间的作者的独到体悟，可视为其豁达开朗的人生境界的写照。这，就形象地诠释了一句论画格言——“山形树态，受天地之生气而成；墨滓笔痕，诧心腕之灵气以出，则气之在是也……洒然出之，有自在流行之致，回旋往复之宜。”（清·沈宗骞《芥周学画编》卷二”）
谈起山水画的创作体会，朱全增先生说：“作品一定要有依据，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大自然，通过出去写生也好，还是搜集这方面的素材也好，回到自己的画室，真正地把它重新整理，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不是有意讲求的是学习古人的那些技法，什么披麻皴，什么斧劈皴，什么雨点皴，光学那些东西是不够的，关键的是如何出新，把画面画得接地气，来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喜欢，这是一个画家真正要做的事情。”
中国山水画体量浩大，观象天地，包蕴山海，以笔墨之功揽万千气象于画面。而山水画传世杰作的独特魅力，在于写意精神。对此，朱全增先生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因其“心象自然”的美学旨趣使然，他的笔墨施为浑然是围绕写意精神来展开的，追求景与神会，抒怀心象，象显心境，从而逐渐突破传统定式，达到生活与艺术的和谐交融。可见，朱全增先生会佳景，写心象，气遒举的表现，是他一生的追求。（上官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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