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涉及人物广泛，上及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法律等更方面的社会状况，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要想写出这样一部巨著，作者本人付出的心血不能说不多，今天，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司马迁到底是凭借着什么写完它的。
关于司马迁的家世，只能《太史公自序》中探讨一二，他家世代为史官，对他的史学意识的培养可谓是很有帮助，另外，祖先中还从军和从商的人才，使他能够抛开时代重农抑商的思想，能够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人物。
另外一点是受父亲的影响。他出生在龙门，父亲在京中做太史令，自小就非常重视司马迁，曾请来儒学大家董仲舒为其传授知识，接受儒家思想和古籍知识的司马迁，有了深厚的知识积累。
如果说少年时代是他接触书本的时代，那么20岁以后，就是他的实践时代，他在父亲的资助下游历各地，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还了解了很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亲身体验了各地风俗，也为后来他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直接的推动是父亲的临时嘱托。他父亲一直感叹《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一直心心念念将战国到秦汉的事件和英雄人物记载下来，把修史当做自己的使命，岂料自己壮志未酬却因病离世，于是将这重担托付给了自己的儿子。
司马迁在守孝期间开始研读父亲留下的资料，又阅读了大量史书，开始着手准备父亲的嘱托，而他本人也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有了更加丰厚的历史著作当资料，他可以将自己的史书写的更为全面，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去，他也可以好好写自己的书。
岂料人祸忽至，李陵在与匈奴打仗时被俘虏，有传言说他已投降，而朝中与之交好之人都纷纷落井下石，司马迁看不过，就为其辩护，这让武帝很不满，于是也将司马迁打入了监狱判了死刑，当时可以拿钱买命，家里人受尽冷眼，终于为他保住了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惨遭宫刑，受尽奇耻大辱，他死后亦不能入祖坟。在孙德谦的《太史公义法·行权》中认为，李陵之事可能只是一个借口，更多的是武帝看到司马迁在本纪中描写了自己的不是，于是便趁机报复，可不论如何，宫刑之辱，是司马迁一生的痛处。
有人在困难中自暴自弃，极致卑微，有人在困难中逆风而上，开出了花。司马迁属于后者，一时的忍辱负重不算什么，他还背负着父亲和自己的梦想，旁人的冷眼，家人的不理解，他都熟视无睹，仍然继续着自己的漫漫修史之路。
写历史并非是一件易事，既要客观真实无隐瞒，又要生动有质量，这样才能不被历史的水花淹没，才能对得起自己活在人世是所受的耻辱，司马迁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标，写下了《史记》，并且通过”互现法“，巧妙的避开了当权者的眼睛，比如在《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统一天下的功绩，而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物传记中表现出刘邦的自私狡诈，使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另外，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学底蕴和文采，将《史记》写的非常精彩，同时又极其客观的记叙史实，“不虚美，不隐恶”，即便是评价人物，也客观公道，符合历代中国人的精神审美。
道不完的《史记》，是司马迁穷极一生的心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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