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街道繁華而擁堵，讓我想起100年前的今日。
翻開歷史，一百年前的那段光陰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燦爛輝煌的時候。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蔡元培、胡適、梅貽琦、羅家倫、傅斯年、朱自清 、周作人等,把中國的文人定格在那個時代。彼時青年憂國憂民，自願為中華之崛起拋頭顱灑熱血，在血氣方剛的魯莽中，終於成就了一場轟轟烈烈載入史冊的運動，並以此事件把這一天定為五四青年節。
彼時的宋氏三姐妹，林徽因，張愛玲，陸小曼，一群時至今日依舊被世界牢記的名媛才女，向我們詮釋了女性之美，即便才華橫溢，依舊努力刻苦學習。即便風華絕代，感情世界依然乾淨純真，優雅的談吐，方寸間適當的進退，入我眼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不屑於敷衍。一群穿著旗袍與學生裙的女孩子上街遊行也喊口號，目光清澈，自信善良，時至今日，我們看多了被慾望蠱惑的眼睛，被手術刀雕刻的美女，被潛規則後在舞臺上大講理想抱負家國情懷的女領導，不禁開始懷念一個乾淨的，純粹的民國。
眼前晃出一個不能容忍脫下旗袍換上中山裝的女子，她走得乾淨利索，一個優雅的背影，她以理性優雅剪斷了那段眾人眼中悲情的愛，民國在她決絕的背影中悄然死去，一切風花雪月的故事戛然而止，所有獨立思考的人或東西，轉眼已是前世今生。
那個為了保存明清建築四處奔走的女子，那個因為幾段傳奇愛情至今依舊令人仰視的女子，那個無論經過怎樣的亂花叢依舊保持心靜的女子，在終身為她不娶的才子身邊不越雷池，方寸間的尺度把握，令人贊仰。四月怒放的花朵，成就了她的一身詩意，只有生在民國，她才能如此乾淨，如此人心，如此才華橫溢。
百年以後，我們的青年在抖音與文化碎片間已慢慢淡忘了他們，這片土地根據自己的需要長出了一茬茬睜眼說瞎話的文痞，長出了一批批反智的網絡大咖，卻再也沒有長出一個稱得上大家的文人，再也長不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再也長不出一段純粹為愛，卻不索取的堅守。
翻開五四運動的那段歷史，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誌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民國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914年11月7日佔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得知併發布該，此舉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即加入了協約國。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洋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藉口。
民國軍警怕學生的狀況沿襲了晚晴，即使有上方的命令，軍警在學生面前依然縮手縮腳。他們尊學生為老爺，說我們是丘八，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
在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下，連大總統徐世昌最後也服軟了，面對被捕的學生，徐世昌派官員前去道歉，學生不買單。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學生才肯出來。到後來，簡單的道歉已經不能滿足學生的要求了，甚至預備汽車燃放鞭炮也不能把這幫大爺們請走，於是當時的總務處長只好向學生作揖懇求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趕快上車吧！”在如此待遇下，學生們才選擇昂然回到學校，享受英雄歸來的榮耀。
1919年5月25日，大總統徐世昌頒佈命令，要求對上街的學生“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但學生不為所動，依然上街遊行抵制日貨。據當時的學生領袖匡互生回憶，軍警不僅不再抓捕學生，而是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演講，“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當時的軍警也很為難，要維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結果只能窩窩囊囊，被動的接受學生的進攻。
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老人回憶，當時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和中南海，要求見大總統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見，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出來奉勸學生：“總統不在，可以把請願書留下；時間已經很晚，希望學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覆。”但學生堅決不肯，一直耗著，接著開始有民眾加入到請願行列，最令人感動的是一些洋車工人，他們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錢都拿出來給學生買燒餅、茶水。
另據《檔案春秋》文章的記載，學生在與軍警對峙的過程中，處於完全進攻的態勢，警察想維持秩序，而學生想辦法挑事。
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又出面奉勸學生，態度可說相當人道，吳說，待會天氣要熱了，大家還是早點回去睡午覺吧。學生的回答更調皮說：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體哦。吳回答說：客氣客氣。在得知學生只是為了宣示愛國之情，為外交作後援後，這位維護秩序維護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五四運動並不是一種暴力遊行、純粹反政府的運動。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學生都儘量與軍警避免衝突的產生，而多數軍警也以“不作為”的方式暗中支持學生的運動。可見當時的中國人並不是良心已泯。
讀著讀著，忽然淚流滿面，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圍，如此寬鬆的生存狀態，難怪思想之花轟轟烈烈綻放。對文化的敬畏，使軍閥們更像文官，用人的純粹標準，成就了一批百年名校，成就了一批大家。青年代表一個國家的狀態，年輕人有擔當有朝氣，才是國之發展的根基。
如果有選擇，活在民國，即便不能成為風景，天天看看風景也是一種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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