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交兵，不斬來使”，自古算是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交戰雙方都不會輕易破壞，當然也不是絕對的。那如果斬了，會怎樣？後果當然很嚴重！
斬殺來使的目的往往只有一個：死戰到底！如“釣魚城之戰”，王堅斬了蒙古使者，以示死戰不降之決心！清朝時期，也曾有過“兩國交兵，斬殺來使”的事件，引發的直接後果讓國人至今心頭滴血：火燒圓明園！
火燒圓明園
首先要說一件事：雖然很多國人都把“火燒圓明園”的恥辱銘記在心，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連肇事者是誰都沒搞清楚。火燒圓明園的是“英法聯軍”，而不是很多人口中所說的“八國聯軍”，就算要報仇，也得先搞清楚仇家，是不是？否則說出去豈不是被人笑話？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推翻滿清統治，而是要滿清開放、增加他們新的在華權益，但滿清一直拒絕。滿清的意思很簡單，我用不著和你們玩，自己關起門來過日子更舒服。但英法聯軍不樂意，他們最看不慣清政府這種“油鹽不進的愚昧”。於是，英法聯軍一路打到了北京通州，逼清政府談判。
1860年9月，雙方正式開始談判。其實要議和並不難，仗打到這份上，咸豐早已沒有了脾氣和底氣，只要是洋人開出條件，只要不是封疆裂土，他必然應允。只是英方翻譯、兼談判代表巴夏禮突然提了一個要求，即各國公使要率團入北京，親自向大清皇帝面呈國書。巴夏禮的理由很簡單：你們說話不算數。
巴夏禮
一開始，你們不肯談（“六不總督”葉名琛），那隻好打到你們坐下談（南京條約，中美望廈條約），可是談完了又出現各種問題，如大臣隱瞞條款內容，捏造內容，皇帝不明所以，不肯給條約蓋戳等等（《廣州條約》奕山，《穿鼻草案》琦善，《天津條約》桂良為典型）；即使皇帝蓋了戳，也有可能是廢紙一張。（咸豐帝在白河之戰後把天津條約盡數撕毀。）
總之，我們打過來你們才肯坐下談，可是談完了又總是翻臉不認賬！所以，我們要和清朝最大的官——皇帝，親自面談！
多丟人啊！咸豐帝自然不願意親自跟洋人打交道，可是沒辦法，誰拳頭大就得聽誰的。但是咸豐提出了底線要求：“必須按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予許可。”不得不說，滿清的“磕頭外交”威力無比，無論是乾隆時期還是後世，只要一提“磕頭外交”，絕對是談判破裂。
咸豐帝
“我非中國臣，安得跪？”巴夏禮等人當然不吃清廷三拜九叩那一套，揚長而去。在“跪與不跪”這一點上，滿清是決不能讓步的。在滿清統治者眼裡，洋人本來就是九服之外的蠻夷，如果膽敢不跪，極有可能是大清“禮樂分崩，四夷瓦解”的開始，是“亡天下”之大變局。於是，談不下去了。
這時，咸豐帝忽然靈機一動，給僧格林沁下了一道密旨：“巴夏禮、威妥瑪等系（該夷）謀主，聞明常亦暗隨在內，即著將各該夷及隨從等，羈留在通（州），毋令折回，以杜奸計，他日戰後議撫，再行放還。若不能羈禁巴夏禮等，令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斷不準去留任意，有礙戰局。”
原來，咸豐不知從哪裡打聽來的小道消息，聽說巴夏禮是洋人的“謀主”，竟然突發奇想，以為只要扣留住巴夏禮等人，洋兵勢必大亂，清軍可以乘機一戰而勝。就算以後敗了，還能拿這些個人質作為談判籌碼。
僧格林沁
於是，在9月18日，僧格林沁迅速行動，將巴夏禮一行39人扣押，其中包括法國學者羅亨利、《泰晤士報》的記者鮑爾比、三名英國軍官以及部分隨從人員等。其實咸豐不知道，巴夏禮的“主要角色”不過是個翻譯官而已。
客觀來講，咸豐此舉是非常愚蠢的。“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可不僅是中國古訓，也是全世界遵循的戰爭慣例。本來就是戰敗方的大清朝，既不顧國際慣例，又無視“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古訓，在當時的時局下，這已經不是外交失據的問題，而是清廷在自尋死路。
英法聯軍得知後，迅速發起進攻，快就打進紫禁城，僧格林沁的主力被擊潰，咸豐帝一路慌慌張張跑到了承德避暑山莊。把爛攤子甩給了恭親王奕忻來收拾，清政府在英法聯軍武力逼迫下，迅速答應了一切條件，談判很快接近完成，只等雙方簽字蓋章。在洋人要求下，恭親王奕忻“奏請還巴夏禮於英軍”（《清史稿·文宗本紀》）。
恭親王奕忻
但是洋人沒想到，當初被清廷扣押的39名人質，僅有18人生還，其餘歸還的全是屍體。而且屍體受到嚴重損毀，被填上生石灰，只能靠身上的衣物辨識身份，《泰晤士報》的記者鮑爾比死得最慘，被大卸八塊。其餘等人“手腳都有深嵌入肉的繩印，手掌發黑壞死，化膿長蛆，白骨外露”，其狀甚慘。
談判團的慘狀讓英法聯軍不甘罷休，決意報復大清皇帝，給他施以最大的打擊，作為其“野蠻的代價”。“這種懲罰，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與人民無關”——（英軍公使額爾金回憶錄）。額爾金和格蘭特認為，金碧輝煌的圓明園是皇室專享，是中國皇帝的私有財產，所以是他們報復行為的“最佳執行對象”。
他們在決定要火燒圓明園之前，甚至還在北京城張貼了告示，以供百姓閱覽：“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行為， 即不能逃其所應受之責任與刑罰也。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十八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既未參預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懲之也。”
額爾金
意思很簡單：我們只幹清政府，不傷老百姓。當時的北京百姓基本就是吃瓜群眾，圍觀看熱鬧，洋人報復燒圓明園還提前預告，這事本身就很新鮮。另外，圓明園反正是皇帝老兒的園子，燒不燒和自己也無關。百姓根本沒當回事，相反還在取笑告示措辭中的“語法錯誤”問題。
於是，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聯軍在英國公使額爾金和司令格蘭特的帶領下，再次闖進“萬園之園”圓明園（之前打進紫禁城已經搶過一次），洗劫、放火，一是報復，二是掩蓋之前的搶劫罪行。最終，大火燒了三日三夜，圓明園化為灰燼。
隨後，英法等列強再次提高要求，增加戰爭賠款，新簽訂《北京條約》，不僅承認《天津條約》完全有效，而且還霸佔了大片領土，清廷“謙卑”地滿足了洋人的全部要求。
清朝官員
戰爭，是解決爭端最激烈的手段，沒有人願意打仗，能和解最好不過。負責居中談判的使者目的往往只是為了傳遞信息，為身後的國家爭取利益，把事端儘可能控制在談判桌上，動嘴能解決的事兒，何必血流成河？除非是不死不休的血海深仇，正常情況下，使者是應當受到保護的，這也是古今一致的認知。
清政府扣押、虐殺談判團的舉動，是近代中外戰爭史和外交史上非常罕見的事例，在當時明顯的敵強我弱局勢下，這種做法對於清廷沒有任何益處，只不過是給侵略者又提供了一個施展暴行的藉口而已，引發了更嚴重的後果。當時清王朝茫然不察外情，完全與外界脫節，不能不使人痛感積習之深、為害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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