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大使，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資深外交家，曾任中國前駐法國大使，國際展覽局主席。1971年，成為中國駐聯合國第一批代表團工作人員。
這些年來我搞過官方外交，也搞過民間外交；從事過多邊外交，也從事過雙邊外交；我既擔任過中國的外交官，也擔任過國際展覽局的主席，算是國際公務員；我在體制內從事過外交，退休後又從智庫的角度觀察中國外交。要談當外交官的感受，我覺得可以說，這是一個迷人的職業。
外交之所以迷人，一是因為同各國傑出人士打交道，二是每天要面對新問題。搞外交接觸面很廣，打交道的對象都是各國的優秀分子。你每天都得學習和思考，非常充實。
搞了一輩子外交，回頭再看，如果有第二次生命的話，我還會選擇做外交。
長期搞外交的人，對於中國的地位可以說特別敏感。蘇東坡詩云：“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外交人員就像鴨子，兩隻蹼子在水裡面，水的溫度我們是最先感覺到的。譬如，你出現在外交場合，人家給你排在什麼位置，人家對你的態度和重視程度都反映出對你國家的看法。
沒有一種職業像外交官一樣，能深切體驗各自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榮辱起伏。在我近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中，有25年是在國外度過的，那正是新中國從貧窮逐步走向富強的時期。
1998年12月16日，出任中國駐法大使的吳建民（中）與時任法國總統的希拉剋（右二）合影
1998年12月16日，我向希拉剋總統遞交國書後，記者進來照相，希拉剋讓我站在中間，在我的兩旁是總統和外長。
我覺得不好意思，推讓說，總統應該站在中間。希拉剋說：“不，不，大使在中間。”我推讓了兩次，希拉剋都很堅持。恭敬不如從命，我只好在他們中間站定。
1964年6月6日戴高樂總統（中）接受國書後與新中國首任駐法國大使黃鎮及法國外長顧夫·德姆維爾合影。
這時，我腦子裡突然浮現出1964年6月中國首任駐法國大使黃鎮向戴高樂將軍遞交國書的照片。當時也是由外交部長（顧夫·德姆維爾）陪見。黃鎮大使站在戴高樂的右側，德姆維爾站在戴高樂的左側。我是第八任中國駐法大使，34年過去了，我居然站在了總統和外長的中間。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個國力迅速增強、以自身發展給全世界帶來好處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自然隨之水漲船高。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位於巴黎第八區的喬治五世大街，這條大街連接著香榭麗舍大街和塞納河上的阿爾馬橋，堪稱巴黎的“黃金地段”。19世紀時，這條街上住的都是貴族或大商人，有王子、侯爵等。
喬治五世大街上的中國駐法使館
使館所在地11號樓曾是法國糖業大王勒伯第的私宅。1936年下半年，時任國民政府駐法大使的顧維鈞先生以500萬法郎的價格買下了這幢四層樓房。從1937年3月1日起，這棟樓正式成為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館址。
1964年新中國同法國建交，這棟樓作為外交資產，屬國家的財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繼承權。第一任大使黃鎮到任後，經過一番交涉，喬治五世大街11號便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大使館的館址。
外交家 顧維鈞
我聽說，在顧維鈞買這棟樓之前，發生過一些可笑而令人心酸的故事。1932年10月，顧維鈞被任命為中國駐法國公使。當時兩國不是大使級外交關係，雙方在對方只設公使館，原因是當時許多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沒有資格派大使。國家弱，就被人瞧不起。
顧先生抵達巴黎的第二天就到公使館上班了。
公使館在巴比倫路的一棟樓裡租了兩層，樓裡還有許多其他房客。沒想到他第一天上班就遇上一戶房客家裡死人，正出殯呢，大門上掛著黑紗，真不吉利。
還有一天，他坐在辦公室裡，忽然桌上的電話鈴響了，對方要預訂當晚的電影票。他告訴對方這裡是中國公使館。人家說：“電影院也在你們這裡。”原來公使館旁邊就是電影院，屬於同一個房東，也許電話線也是合用的。
如今我們享用著使館各項便利設施，很難想象當年顧先生哭笑不得的樣子。顧先生是很有才華的外交家，無奈生不逢時，為一個腐敗的政府服務。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
1935年年中，法國同意將中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顧維鈞是首任大使。他在法國努力開展工作，交了不少朋友。但縱然他有三頭六臂，也難扭轉乾坤。
滄海桑田，如今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慶幸自己有更好的條件、更大的平臺來為祖國服務，也時常感慨，外交人員的境遇和命運，是如此深切地與祖國的地位和實力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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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吳建民
圖片 / 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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