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起源与演变过程

关于饮茶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是众说纷纭，争议未定。大致说来，有神农说、商周说、西汉说、三国说。

神农说

据《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的记载，认为饮茶始于神农时代，"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经·六之饮》）神农即炎帝，与黄帝同为中国上古都部落首领。然而《神农食经》据今人考证成书在汉代以后饮用始于上古原始社会只是传说，不是信史。

商周说

据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荼、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

”常璩明确指出，进贡的“芳蒻、香茗”不是采之野生，而是种之园林。芳蒻是一种香草，香茗指茶。此说法表明：生活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才是中国最早用茶、种茶的民族，至少已有3000余年的用茶、种茶的历史。

三国说

《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有"密赐荼荈以代酒"，这种能代酒的饮料当为茶饮料，足以证明吴国宫廷已经饮茶。据此，《南窗纪谈》认为中国饮茶始于三国，《集古录》则认为始于魏晋。

三国时代东吴饮茶是确凿无疑，然而东吴之茶当传自巴蜀，巴蜀的饮茶要早于东吴，因此，中国的饮茶一定早于三国时代。

西汉说

清代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指出："茗饮之法，始见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诧，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郝懿行认为饮茶始于东汉末，而萌芽于西汉。

王褒《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一般都认为"买荼"之"茶"为茶，而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说明四川在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中国的饮茶不晚于公元前一世纪。

我们认为中国的饮茶始于西汉，而饮茶晚于茶的食用、药用，中国人发现茶和用茶则远在西汉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发源地点

对这一点的探求往往集中在茶树的发源地的研究上来。关于茶树的发源地，有这么几种说法：

西南说

“我国西南部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发源地。”这一说法所指的范围很大，所以正确性就较高了。

四川说

清·顾炎武《日知录》：“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言下之意，秦人入蜀前，今四川一带已知饮茶。其实四川就在西南，四川说成立，那么西南说就成立了。四川说要比西南说“精密”一些，但是正确的风险性会大些。

云南说

认为云南的西双版纳一带是茶树的发源地，这一带是植物的王国，有原生的茶树种类存在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这一说法具有“人文”方面的风险，因为茶树是可以原生的，而茶则是活化劳动的成果。

川东鄂西说

陆羽《茶经》：“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山峡川即今川东鄂西。该地有如此出众的茶树，是否就有人将其利用成为了茶叶，没有见到证据。

江浙说

最近有人提出始于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江浙一带目前是我国茶叶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历史若能够在此生根，倒是很有意义的话题。

其实我认为在远古时期肯定不只一个地方有自然起源的茶树存在。有茶树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够发展出饮茶的习俗来。

前面说到茶是神农发明的，那么它在哪一带活动？如果我们求得“茶树原生地”与“神农活动地”的交集，也许就有答案了，至少是缩小了答案的“值域”。

发明方式

人类是怎样发明饮茶习惯的？或者说茶是怎样起源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是茶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因为做为任何一个茶学学者或茶学工作者，如果连“茶是怎样来的”都不能解释的话，那就太不够了。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多种答案：

祭品说：这一说法认为茶与一些其他的植物最早是做为祭品用的，后来有人偿食之发现食而无害，便“由祭品，而菜食，而药用”，最终成为饮料。

药物说：这一说法认为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神农百草经》中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食物说：“古者民茹草饮水”，“民以食为天”，食在先符合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

同步说：“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作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为烤煮的食物，同时也逐渐为药料饮用。”这几种方式的比较和积累最终就发展成为“饮茶”是最好的方式。

以上这几种说法中最无用的就是同步说，它把前面的三种说法加在一起，就成为了自己“万无一失”的解释了。也许这种解释就是最恰当的了。

现在我们可以论证茶在中国被很早就有认识和利用，也很早就有茶树的种植和茶叶的采制。但是也可以考证，茶在社会中各阶层被广泛普及品饮，大致还是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传世以后。所以宋代有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

也就是说，茶发明以后，有一千年以上的时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茶经》中陆羽列举了我国古代识茶的人物，如神农、周公旦和晏婴等，表明了我国是最早发现，利用茶叶的国家，他引《神农食经》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他引《尔雅》说：“槚，苦茶；”他引《晏子春秋》说：“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灸三戈、五卵、茗菜而已。”

由此可见，我国先秦茶事已始。但是，有的学者认为陆羽引用著作，都成书于汉代，况且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中下游，我国西北古代气候虽较温润，但历来不产茶，那么神农氏怎能“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他们认为我国的茶事较迟，以致外国人趁机制遣中国茶叶来自印度的说法，后来事实证明印度古代无茶。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是四川的特产，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原来我国古代四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祥地，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

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

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己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

后又战败防风氏，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登会稽，探禹穴。”

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骅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

当时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遗迹。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也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风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

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陆羽《茶经》中提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应发生我国中原。

即使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

制茶的演变过程

在原始社会，人类在山野狩猎动物和寻找植物作为食物，采摘各种可食用的花、果、叶用以充饥，而茶也是其中的一种。在人类进入农耕生产之后，便开始寻求防病和治病的方法。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汉以前的茶字作荼字）而解之”是这一事实确凿的记载，茶的作用从充饥发展到药用。

在人们利用茶的过程中，还将茶叶当菜吃。这种以茶为食的方法有３０００ 年以上的历史。据《晏子春秋》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茶的别称）菜而已。

”东汉时壶居士在《食忌》上则说：“苦菜久食为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这种茶“与韭同食”， 也是以茶作菜。

晋代时，用茶叶煮食之法，称之为“茗粥”或“茗菜”。 居住在中国西南边境的傣族、哈尼族、景颇族等至今仍有吃“竹筒茶”的习惯。

后来，人们在鲜茶叶生吃或生煮羹饮过程中，青草气难除，且滋味苦涩，经不断摸索，发现把茶叶加工后烹煮饮用，不仅清香鲜浓，而且有利于保存。

随着饮茶的普及，其饮用方法不断发展变化，从西汉至明代，出现了煮茶、煎茶、点茶、泡茶饮用方式，而明代开始的泡茶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所谓煮茶法，是指茶入水烹煮。最古老的“焙茶”就是把嫩芽从茶树上采下直接放在火上烘烤成焦黄色，再放进茶壶内煮饮。至今，云南南部佤族和傣族同胞仍有“焙茶”这种煮饮习俗。从西汉开始才有关于煮茶的文字记载。

西汉王褒《僮约》： “烹茶尽具。”西晋郭义恭《广志》： “茶丛生，真煮饮为真茗茶。”东晋郭璞《尔雅注》： “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

也有在茶中加入其他配料的煮饮法，三国张揖在《广雅》中记载了当时制茶与饮茶的方法：“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掺和之意）之。”唐陆羽《茶经·五之煮》载：“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煮之百沸。”唐皮日休《茶中杂咏》序云：“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沦蔬而啜饮者无异也。”

当时煮茶，往往加盐、葱、姜等佐料，饮茶类似喝蔬茶汤，又称作“茗粥”。 唐杨晔《膳夫经手录》也有相似记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宋代苏辙《和子瞻煎茶》诗有“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挎满口”之句。

明代陈师《茶考》载：“烹茶之法，唯苏吴得之。以佳茗入瓷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数沸蟹眼为节。”此种煮茶方式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较流行。

唐代以后，制茶技术日益发展，饼茶（团茶、片茶）、 散茶品种日渐增多。饮用方式以煎茶法为主。陆羽《茶经》记载：“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 饼茶的煎茶程序有备器、炙茶、碾茶、罗茶、取火、选水、候汤、煎茶（投茶、搅拌）、 酌茶。

也有将饼茶舂成粉末放在茶瓶中，再用开水冲泡，而不用烹煮饮用方法：“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阉茶。”

这种煎茶法在中晚唐很流行，受到当时诗人元稹、卢仝、白居易、陆龟蒙、皮日休、李群玉等的赞赏，专门写了煎茶的诗，如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有“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之句。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诗有“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之句。

唐末宋初又出现了点茶法，点茶法是将茶碾成细末，置茶盏中，以沸水点冲。从蔡襄《茶录》、 宋徽宗《大观茶论》等书看来，点茶法的主要程序有备器、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择水、取火、候汤、备盏、点茶（调膏、击拂）。

点茶法盛行宋元时期，宋人诗词中多有描写。北宋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诗有“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之句。北宋苏轼《试院煎茶》诗有“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之句。

宋释惠洪《无学点茶乞诗》诗云：“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北宋黄庭坚《满庭芳》词也有“碾深罗细，琼蕊冷生烟”， “银瓶蟹眼，惊鹭涛翻”之句。

点茶法盛行于宋元时期，直到明朝前中期仍然存在。朱元璋十七子、宁王朱权《茶谱》序云：“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瓢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汤将如蟹眼。

量客众寡，投数匕入于巨瓯。候汤出相宜，以茶筅摔令沫不浮，乃成云头雨脚，分于啜瓯。”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饼茶，遂使散茶独盛，饮用方法也改为冲泡。

明代陈师《茶考》载：“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

明清以壶泡为主，即置茶于茶壶中，以沸水冲泡，再分到茶盏（瓯、杯）中饮用。据张源《茶录》、 许次纾《茶疏》等书记载，壶泡的主要程序有备器、择水、取火、候汤、投茶、冲泡、品茶等。

现今流行于闽、粤、台地区的“功夫茶”则是典型的壶泡法。由于直接冲泡不仅操作简单，饮用方便，而且可以更好欣赏茶的优美姿态，故此法沿用至今。

在茶饮发展的悠久历程中，不同民族依据各自迥异的民族传统风俗，以及不同的自然环境和饮食结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茶习俗。

总的来说汉族以散茶直接冲泡，不加任何佐料的清饮方式为主，如潮汕的啜乌龙，四川的盖碗茶等。而少数民族，则以加入其他佐料的调饮方式为主，

如：云南撒尼族的铜壶茶；傈僳族的油盐茶、雷响茶；彝族的核桃米花茶；白族的三道茶；布朗族的青竹茶；佤族的烧茶、竹筒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广西壮族的打油茶；湖南土家族的“擂茶”； 西北回族的三炮台盖碗茶；新疆维吾尔族的奶茶；蒙古族的奶茶；哈萨克族的米砖奶茶；藏族的清茶、酥油茶、奶茶、糌粑茶等。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对茶的保健养生功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实生活中以茶作佐料甚至以茶作菜肴已成为餐桌新宠，如：“龙井炒虾仁”“茶香鲫鱼”“贡芽豆腐羹”“龙井汆鸡丝”“樟茶鸭子”“绿茶番茄汤”“茶香熏河鳗”“毛峰熏鲥鱼”“碧螺炒银鱼”“铁观音炖鸡”“茶香牛肉”“红茶牛肉片”“冻顶焖豆腐”“茶叶炖猪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