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经把汉的区域经济分为了四大区，即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谒石以北，当然这里边的地理名词与现今有着较大的区别，如山东山西的分界是以现今的河南崤山为线。这里边的山东山西即中原地带，是黄河流域，也曾经占据了国家的经济重心。
关中地带沃野千里，可以说是当时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撑，而人口资源是影响地区各项事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定居的农耕社会而言。因此人口流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汉魏时期河西地区之所以在“汉化”之余还有着“羌化”的倾向，便是因为这一时期羌人的大量迁入，形成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部族。
因此，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人口的大量流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曰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天灾人祸不止、人口流动不息。中原人口的迁徙之路可谓是一部南北交流史，以下便简单了解一下古代的三次大规模的流民南迁。
中原地区的第一次人口大流动：衣冠南渡
谈及两晋，我们一般想到的不是魏晋名士的风流，而是南北朝、五胡十六国这样的名词，背后是混乱与黑暗的象征。这一时期，由于司马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以及皇室成员之间你来我往的争权夺利，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紧随着的便是永嘉之乱，此后便是中原陆沉的悲惨状况。
事实上，这里边既有司马家族“自毁长城”的纷争，也有着很大的历史残留。中原陆沉自然是内忧外患的结果，内忧是司马成员们的 “互殴”，导致了经济、政治、文化被大肆破坏，而外患自然是北方的胡族入侵。
说起来，这事就有点儿长了，春秋战国便有夷狄虎视眈眈，不过被秦赵这等大国压制得没了底气。此后，秦汉即使有冒顿单于的崛起，有了一段“和亲”的憋屈历史，然而汉武以后一番胖揍得又是老老实实的。匈奴人是老实了，此前依附他的小部族们可就欢脱了，如河西地区的羌人便冒了头、代北地区的鲜卑也不甘示弱，可以说虎没了又来了群狼。
此后，汉末又有董卓借助西凉少数部族“发家”、曹操破乌桓、促南匈奴为“义从胡”这一类枭雄，可以说胡族的介入是时代的产物，是混乱局面下借力打力的一种利用。因此，到了两晋时期胡族的势力便十分庞大，更何况还有着慕容鲜卑这一类“拥晋”政策的“和善友邻”。
上边便谈及了古时中原地区的含义，那么既然“陆沉”了，百姓是死的死逃的逃，而北方是胡族的天下，自然唯有南迁。
《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原汉族超半数人南逃，规模达数百万之众，史称“衣冠南渡”。
王导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当时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因此王导的话可信度十足，毕竟“衣冠南渡”也非啥子好事。江左即长江流域，来自黄河流域的中原流民便达到了“十分之六七”，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
事实上，截止至南朝刘宋初年，衣冠南渡的人员数目便达到了90余万。或许有人要质疑了，90余万也不多呀，吓人一跳还以为是几百上千万呢。可是，要知道刘宋政权的巅峰人口也只有两千万，而这90余万人更是占到了当时南方地区总数的1/6。
中原地区的第一次人口大流动：安史流民
安史之乱的主战场是在河南、河北一带，这一时期南方相对稳定，因此南迁也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便有所反映，“三川北虏乱，四海南奔似永嘉”。
安史之乱既有权相杨国忠对于安禄山的逼迫，也有着地方节度使势力过度的隐患问题，因此这是一场大唐统治者与地方节度使的矛盾，即使不是安禄山也会有其他各节度使冒头。更何况，这一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的破坏使得均田小民大量的流离失所。
事实上，安史之乱引发的流民并不只有这一波，由盛转衰的大唐压根儿就控制不了尾大不掉的各方节度使，此后的五代时期就更是混乱，流民也就愈多了。
这一时期的流民很多也是举家南迁，由北方的黄河流域迁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许多墓志便可以证明，如《唐故窦公夫人墓志铭》“顷属时难流离，迁徙江介”、《唐魏州冠氏县尉卢公夫人崔氏墓记》“属中夏不宁，奉家避乱于江表”，在这里江介是今江西南昌、江表则是今江西吉州。
事实上，韩愈对南迁一事便有着深刻描述：大历年间（766—779年），这一时期恰好是安史之乱结束不久，士人们多举家避难逃至江淮一带，曾经担任过朝堂大官的便达到了千百人之多。官宦世家本来人口就多，即使是一家族只有几十人也是上万人的大数目，更何况官宦日子都不好过了，百姓不就更是遭殃。
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这一次变乱使得北民南迁达到了百余万人，使得南方人口首次超越了北方，人口分布格局自此发生了转变。
中原地区的第三次人口大流动：宋都南迁
近来《清平乐》的热播，让我们见识了大宋的繁荣绚烂，诗词歌赋、勾栏酒肆、美味佳肴等各色美好一一呈现。然而，谁能想象得到几十年后的靖康年间却发生了一场耻辱，皇帝、宗室大臣与大量百姓被虏往了北地，而宋都也只得被迫南迁。
事实上，仁宗确实是一位好皇帝，可是似乎有点“时运不济”。在位期间，黄河一再改道，而此后“三易回河”的错误更是自取灭亡。有人认为，金兵南下的猖獗便与此有关，黄河的瞎治理使得洪涝泛滥，河北之民自然难以维持生计逃离故土。就河北沧州而言，百姓便跑得只有“十存一二”，此前的千里沃野再也无人耕作，作为农耕经济重地及抵御北方辽金的地带，“三易回河”可真是大错特错，既毁了一地也毁了一国。
这是靖康之难的一点缘由，另一方面也是外部的强国环伺，如此前的党项一族便还在国朝的控制下，而仁宗时期李元昊却建立了西夏，北宋便又多了一个敌手。
靖康之难，金兵攻破了国都汴京，战火更是几乎遍及黄河中下游一带，可以说这地区的百姓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了不逃不行的地步。此后，宋高宗赵构国都南迁，大佬都溜号了，小民自然也得紧随其后，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此次人口的南迁更是恐怖，达到了两百余万，“威盛、隆德、汾、晋、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
可以说，三次人口南迁史也是重心的南移史。
人口的南迁使得在人口数量方面上南方之民超越了北方之民，而此后由于种种因素，如自然环境的优越、技术的流通、统治策略的转变、河道海运的发展等等，南方逐渐成了国家的经济重心。事实上，经济、政治、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反作用的，一方的强势极大可能带动了另一方的强势。
人口资源是影响地区各项事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定居的农耕社会而言，因此这三次人口的大规模南迁最终便造就了国家重心的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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