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安于是晋国赵氏的家臣，他是古代晋阳城的筑造者，是一位为家主出谋划策的智囊，也是一位忠肝义胆的家臣，他的死，在让人唏嘘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开了春秋末期晋国六卿政治斗争惨烈的伤疤。

今天，我们就看看董安于是如何死的？他的死怎么又与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间的政治斗争之间有关系？六卿之间政治斗争的演变历程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董安于之死

先前，董安于依照赵氏宗主赵简子的命令建造了晋阳城，来作为赵氏后方的战略据点。

公元前497年，晋国赵氏大宗宗主赵简子想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口从邯郸迁至晋阳城，来充实城内人口，便向赵氏小宗（邯郸午）的赵午索要。

赵午听取父兄所言没答应（这其中也有赵午处于邯郸赵氏宗族自身利益的考虑），便遭到了盛怒之下赵简子的诛杀，这直接导致了邯郸午小宗的叛乱。

晋国六卿之中的范氏和中行氏，因和赵午是联姻关系，于是就暗地里与赵稷结盟。

董安于的战略眼光很是精准，他很快看清了当下的严峻形势，于是忙提醒赵简子要先发制人。但是当时的晋国法律中有一条是“第一个发动祸乱的人罪当处死”，赵简子害怕担当此项罪名，就没有答应。

面对赵简子的无为之举，董安于便私自调动赵氏军队，积极迎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斗。

与此同时，范氏和中行氏听说董安于的建议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是联手击败了本受晋定公之命围攻邯郸的上军司马籍秦的军队，接着又向赵氏发起了进攻，赵简子招架不住，只得退守晋阳城。

这就是古代历史上引发晋国六卿长达八年的“范氏、中行氏之乱”。

就在晋阳城被围攻之时，另外的三卿魏氏、韩氏、智氏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考虑，联合向晋定公建议，要严惩挑起祸乱的那三个正卿，快些平息内乱。

可那范氏和中行氏不知是不是冲昏了头脑，竟然又把矛头对准了国君晋定公，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范、中行二卿溃败之下逃往了朝歌。

在这场动乱中，几位正卿也在此次内乱中注意到了锋芒毕露的赵简子家臣兼谋士——董安于。

他们意识到，董安于存在世上一天，赵氏就止不住强大的步伐，而他们的利益也会相应削弱，所以董安于这颗心头刺一定要趁此难得的机会拔去！

于是，晋国执政荀砾便向赵简子施压，说“始祸者死”，范氏和中行氏作乱，是由董安于引起的，范、中行二卿现已逃往在外，算是得到了惩罚，那还在逍遥法外的董安于该怎么谢罪呢？

赵简子这时确实异常为难，一边是自己的肱股之臣，一边是恐殃己身的施压处境，正在踌躇之际，董安于站出来了。

此时的他坦然赴死，并同时说了一段他的临终遗言：“如果我的死能够保全赵氏，换取晋国的安定，我又怎么会吝啬自己区区一条性命？谁能够不死呢，我死的都算是晚的了。”

说完，他便自缢在曾经倾力而建、尽心守护的晋阳城中，如此对赵氏殚精竭虑的臣子，竟成了晋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二、“董安于之死”与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争

从董安于的临终遗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说自己的死能够保全赵氏，换取晋国安定，自己就会死而无憾。

我们也可以看到，智氏抱着不断掉赵氏一只臂膀誓不罢休的想法，对赵氏咄咄逼人，如果赵氏宗主赵简子不同意，那么他就要步范氏和中行氏的后尘。

此次由赵氏宗族内部矛盾引发的晋国内乱，很快演变为各卿族之间的战争。

这场内乱的结果是范氏和中行氏被永久性地“扫地出门”，晋国内部政权也由六卿专政变为了四卿专政，这也在无形中加速了晋国政局的演变，为后来的“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范氏和中行氏被驱逐出境后，韩氏和魏氏经晋定公同意，召回了退守至晋阳的赵简子。虽然赵简子复出，并再次恢复正卿之位，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他来说并不容乐观。

范氏和中行氏的残余势力及齐、鲁等诸侯国的支持，使其难以完全消灭；而魏氏、智氏、韩氏与赵氏虽属同一阵营，但这三家光喊口号但无实际行动来支持赵氏，特别是智氏，赵氏与其关系并不好，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董安于之死”。

可以说，董安于之死促成了赵氏和智氏两家的和解，同时这也是赵氏向以智氏为首的其他卿族妥协的结果。

三、晋国六卿之争的演变历程

通过“董安于之死”事件，我们看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六卿斗争的惨烈程度，那么问题来了，晋国六卿之争是怎样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六卿就争得你死我活吗？背后有哪些原因？有什么影响？六卿内部政治斗争的结局如何？理解这个问题能帮我们更好得明白“董安于之死”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问题。

晋献公时期，为了避免“曲沃代翼（晋国公族小宗篡夺大宗国君之位）”这样的内乱再次发生，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君之位，献公想方设法诛杀了桓叔、庄伯这些庶族的群公子，公族势力开始遭到了沉重打击。

接着，随着“

两者的自相残杀削弱了公族的力量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异姓异氏卿族的依赖，而等到公族反过来受到这些卿族的冒犯、甚至攻击时，却再也没有血缘关系的公族来支持，这点恐怕也是公室没有想到的。

这一制度的实施，为之后异姓卿大夫和异氏氏族登上晋国政坛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强烈的“副作用”，即晋国在后来时间里都没能成功形成强宗大族。可以这样说，春秋时期晋国公室衰落而卿族擅权，与晋公族早已衰亡脱不了干系。

公族没了，政权该运行还得运行，于是那些异姓和异氏卿族便在这期间得到了重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在最初时为晋国政坛输入了新鲜血液，保证了时下政权的活力与稳定，维护了国家政权的良好运行和发展等积极作用。

而这些异姓异氏卿族在被吸收到晋国政治集团中的同时，也意味着晋国摒弃了自西周以来的“亲亲上恩”的治国策略，换而代之的是以“尊贤上功”、军功事功为标准的治国策略。

春秋初期，此制度的实施当然对晋国公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这些卿族的发展，他们与公室和国君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的利益冲突，两者出现冲突的前期，后者还掌握着主动权，比如可以削其爵位、收其采邑；但到了春秋中后期，随着两者之间政治权益斗争的日益激烈，主动权慢慢地向前者倾斜，后者的土地和人们逐渐被瓜分，直至前者的完胜，“三家分晋”就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

2、六卿制

公元前633年，晋国举行的被庐之蒐（sōu）正式确定了三军六卿制度

六卿，最初指的是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和下军佐等六人，后来泛指在晋国军队中担任过将佐的卿族。

从前文“董安于之死”中，我们看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六卿的身影，他们分别是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和中行氏。

但从被庐大蒐到三家分晋，这期间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担任过六卿的家族有很多，除了以上六个，还有先氏、狐氏、栾氏、郤氏、胥氏、士氏、步氏等十多个家族。他们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在争权夺利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不流血的战争（政治）”与“流血的政治（战争）”。

六卿制军政合一的特性使得晋国的内政与军权更加集中，此制度的施行为晋国争霸大业起到了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国逐渐形成了六卿轮流执政的固化模式，这种正卿领导下的六卿议政政治模式比较合理，它对平衡各卿族势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尽大可能地避免了专政独裁的发生，有利于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正确决策。

六卿制的存在也确实为晋国霸业为之奋斗和努力着，比如决定霸业走向的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这些战役中，都凝聚着六卿努力的汗水和血水。

六卿的努力促成了晋国的强大，而强大后的晋国也随之反哺了六卿，而随着这些异姓卿族势力的不断壮大，利益的驱使使其不再专注于助晋争霸或维系其霸权，而是更加专心于经营自己卿族的发展，在切实改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春秋中后期卿族之间，以及卿族与公室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前文提到的“董安于之死”就是这些矛盾产生的结果之一。

六卿制的存在，对处于不同时期的晋国公室和国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他们（六卿）起初是肱股忠臣，自身壮大后不满足于当前利益，而与公室争权夺利，随着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开始处于劣势的他们逐渐占据了优势，这一君臣力量天平的失衡，最终导致了晋国君权名存实亡。

结语

我们以“董安于之死”的例子，引出了其与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间的政治利益斗争的关系，最后再说到晋国六卿之争的演变历程。

从春秋时期晋国各卿族的政治势力此消彼长来看，“三家分晋”之前，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栾氏、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等卿族相继被灭，而更强大的卿族也随之不断崛起，与此同时晋悼公之后的晋国国君更是不是被杀就是被换。可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背后是六卿之间权力的不断更替与兼并，更是削弱晋国公室势力的无形利器！

其实就算不是“董安于”，也会有“李安于”、“孙安于”，这是六卿之争的必然结果之一，我们也看到了每一场权利斗争无不流淌着两种东西：鲜花与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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