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蒲輔周先生有一句名言:“中醫治病有一個秘訣，就是一人一方。”“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鎖一鑰，千鎖千鑰，務期藥證相符，絲絲入扣。如見便秘即通之下之，遇遺精則澀之固之，見熱退熱，見血止血，執通套之方以治活人者，又豈能應臨床無窮之變乎!”此語道出了中醫治病的一大學問——因人制宜的原則。
清醫家曹仁伯有一段話說得好:“學醫當學眼光，眼光到處，自有的對之方，此中有說不盡之妙。倘拘拘於格理，便呆鈍不靈。大約工夫到時，眼光中無相同之病，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不得苟同，始為有味。若功夫未到，便覺大略相同”（《琉球百問》）。
被周總理稱為“高明中醫，又懂辨證法”的名醫蒲輔周先生（1888—1975）有一句名言:“中醫治病有一個秘訣，就是一人一方。”他說:“辨證論治的真諦是什麼？是一人一方。”“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鎖一鑰，千鎖千鑰，務期藥證相符，絲絲人扣。如見便秘即通之下之，遇遺精則澀之固之，見熱退熱，見血止血，執通套之方以治活人者，又豈能應臨床無窮之變乎!”此語道出了中醫治病的一大學問——因人制宜或者說靈活性原則。
圖為 蒲輔周先生（左二）
蒲輔周認為，辨證論治的基本特點，在於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即針對具體病人和具體病情，相應的作出具體處理。“病同，其證也同，也未必用同樣的方藥，還要看體質、時令、地域、強弱、男女而仔細斟酌，不要執死方治活人。”他說:“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學醫的人，不要去死記硬背幾千幾百首方劑。臨床組方，切忌浮泛。方不在多，藥不在雜，執一可以馭萬，左右而可逢源。一首桂枝湯，能變化出小建中、當歸四逆湯許多方子，既治外感，又治內傷。”
西醫囿於一種病因——一種疾病——一種治法，同一疾病可以千人一方，顯得呆板。事實上，西醫大家張孝騫院士也說過：“疾病就像人的臉，沒有哪兩張臉是完全相同的。”確實，“人有千面，病有百變”，與西醫相比，中醫治病更講究因人制宜，有如量體裁衣，按鎖配鑰，有著高度的靈活性。清醫家李冠仙就說:“凡人有病，如鎖錯鎖，醫者治病，如以鑰開鎖。不善開鎖，雖極用力而鎖不開，甚且將鎖損壞。銅匠善開鎖，只須銅線一根，輕輕一撥，而鎖自開。故不善治病者，雖用重劑，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須一藥，即可得效。初學治病，當自審其能治則治，否則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識病情，孟浪用藥，將人損壞，雖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鎖可損也，人亦可損乎哉”（《知醫必辨》）。
其實，蒲老的“一人一方”論，脫胎於清醫家徐靈胎的“病同人異論”（《醫學源流論》）。徐靈胎說：“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唯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後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徐靈胎從體質、年齡、心境、天時、地域等多方面詳細闡明瞭因人制宜的道理。北京名醫孔伯華先生十分推崇此語，他說:“徐氏的這段論述是非常精闢的，凡學醫者都應視為座右銘。這主要是把中醫辨證的精神實質說得最簡明、詳細而具體不過了。”蒲老由此“病同人異論”而悟出“一人一方論”，似乎歸納得更經典，更通俗。他在臨床中實施得也堪稱典範。以肝炎為例，其病機總由溼熱為患。然而患者不同，用藥也就有別。對過用苦寒藥物的小兒施以甘草乾薑湯為主；對氣血兩傷者則投以金水六君煎；而對錶現髒躁者卻用甘麥大棗湯，均未採用清熱利溼的套方套藥，俱取佳效。總之，
“要根據病情，不可死守清利一法”，活脫脫地體現了一人一方的靈活原則。他用當歸四逆湯治月經不調、冠心病，用烏梅丸治頭痛、失眠、痛經和慢性結腸……都是靈活用藥的典範，一直為醫界所樂道。浙江名醫範文甫（1870—1936）也說過一段十分精彩的話，與徐靈胎觀點可謂一脈相承：“醫之用藥與大將用兵、文人操觚（寫文章）無異也，隨機應變，自抒機抒而已。看一病，立一方，有此用之而效，彼用之而不效；此用之而得生，彼用之而死者，何也？機抒不同也。”範氏所謂“自抒機抒”，就是教人要有自己的觀點和靈活的處治方法。不禁想到希波克拉底的一句話:“知道什麼人患病比知道他患什麼病更重要。”充分顯示了這位西醫鼻祖的先哲之光。隨著人類基因圖譜的全面破譯，現代醫學已經提出按不同基因、按姓氏（相同姓氏有相同基因，反之則不然）用藥的個性化用藥理念，這與“一人一方”論似乎殊途同歸，只是現代醫學在繞了一個大圈後又迴歸於傳統醫學，古老的中醫學又一次顯示了它的科學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一人一方體現了辨證論治的靈活性和個性化原則，診病講究細緻全面，尤其著眼於病人的特異性，以增加用藥的針對性。這正是辨證論治的優勢所在。清醫家曹仁伯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 “學醫當學眼光，眼光到處，自有的對之方，此中有說不盡之妙。倘拘拘於格理，便呆鈍不靈。大約工夫到時，眼光中無相同之病，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不得苟同，始為有味。若功夫未到，便覺大略相同"（《琉球百問》）。此話說得實在漂亮，值得後學玩味。這種“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的醫學眼光與“一人一方”的治病秘訣可謂異曲同工，說到底講究的是靈活處治的真諦，這或許是辨證論治的最高境界。下面舉例加以證明：
中國中醫研究院名醫冉雪峰以辨證精細、“析入微芒”而為人稱道。某年，武漢流行霍亂，有夏姓夫婦二人均受染易。同天發病，症狀都是大吐大瀉，汗出，四肢厥逆，六脈俱無，腹痛轉筋，症狀相似，似乎病情相同。但冉雪峰細心診查，發現一個是苔白、津滿，不多飲水，喜熱，吐瀉之物不很臭。另一個則是苔黃、津少，大渴，飲冷不休，吐瀉之物甚臭。因而考慮為一人偏寒，一人偏熱。前者用四逆湯溫補，後者用甘露飲清熱。三劑後，夫婦吐瀉均止，四肢轉溫，六脈皆出，二人均獲痊癒。
按: 同是霍亂，夫婦一同發病，似乎可用相同治法。但冉雪峰辯證”析入微芒”，察出同中之異，寒熱之別，因而同病異治，均獲良效，盡顯“詳察形候，纖毫勿失”功夫。這也正是中醫治病不同於西醫的高明之處。
一人一方是否與通行的辨證分型、按型選方的路子相悖呢？不然。後者體現了辨證論治的原則性，靈活性卻嫌不足，所謂既要知其常，更要達其變，既要規範，更要圓活。一者，“病無常形，醫無常方，藥無常品”（李中梓語），人為固定的幾個證型絕不可能概括臨床實際的千變萬化，先賢雲:“執死方以治活病，強題就我，人命其何堪哉？故先哲有言曰：‘檢譜對弈弈必敗，拘方治病病必殆’”(清楊西山語)。二者，有成方沒成病，孰能照方得病？人有千面，病有百變，患者之間的個體差異是任何醫書、教材都無法盡料的，學中醫，搞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是最誤事的。三國時馬謖不就因為紙上談兵而失守街亭誤了大事嗎？
一人一方論強調了知常達變的靈活辨治精神，仔細品味，或許可以悟出中醫治病的真諦，修煉出治病救人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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