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史不分家，通過文學的表達，來執行對歷史事實的梳理，是一種語言形式。
史景遷
史景遷的《王氏之死》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形式的文學作品，是送給歷史學者的一面放大鏡。
這樣"以文論史"的觀點和著史風格，在中國史學傳統中早有定式。
司馬遷就是用"文"的筆法，來著"史"，寫下了不朽的《史記》。
魯迅在其未完之作《漢文學史綱要》中將《史記》奉為"無韻之離騷"，評價這部史作"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乎情，肆於心而未文"。
"不拘"、"不囿"、"肆於心"，將司馬遷在《史記》中傾注的個人情感表露無遺，而這種對於歷史和現實真切的體悟，也非"文"不能表達。
史景遷用文學的語言著史，正是他對史學的激情所在。
如果說《王氏之死》是一本文學作品，肯定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但如果說是一部史學資料，則充滿了新意。
一個小人物無名王氏之死
在清兵還未入關以前，郯城和它的居民們就磨難不斷，天災人禍交替出現，耗盡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機。
誰也不知道這個小縣城未來的命運將會走向何處，1668年7月，一場特大地震襲擊了郯城，時任知縣馮可參用"落井下石"來形容這個小縣城的命運。
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之下，郯縣西南歸昌集外的一個小村莊裡，婦人王氏與她的情人私奔了。
孤單，貧窮，還是因為和公爹相處不好？但沒有人知道王氏為什麼要跑。
出逃不久，王氏被情人所拋棄，不得不回到丈夫任某身邊，在熟睡之後被丈夫殘忍地殺死並拋屍。
直到被人發現，王氏都孤單地陳屍曠野，穿著她死前換上的衣服：藍色的夾衫和白色的單褲，以及一雙有些磨損的軟底紅布睡鞋。
任某殺妻之後，企圖嫁禍給鄰居高某，因為高某曾和任某就王氏發生過口角，而且高某還打了任某兩巴掌。結果任某的算計被知縣黃六鴻拆穿。
因為子嗣傳承和贍養家老的緣故，任某被輕判杖刑和枷刑。
為了安撫王氏的"冤魂"，黃大人決定用十兩銀子安葬她，但是這筆錢縣衙不出，黃大人自己也不出，任某出不起，最後判被誣告的高某出。
史景遷把這個"無名"王氏的故事寫成了一本書：《王氏之死》。
200多年以後的王氏像一顆被史景遷重拾的石子，帶領著人們進入滿目瘡痍的郯城和郯城灰暗的歷史。
如今，審視"這顆石子"並非只有故事，還有故事消散後"模糊而深遠"的歷史反應。
我們不知道王氏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多少關於清朝的事，但是有許多女人像她一樣，就像許多縣城跟郯城一樣，走過了好幾個輪迴。
三個視角呈現的生存、道德、情感
《王氏之死》裡有農民、勞役、小商販、無品級的差人以及最基層的地方官員等眾生，史景遷通過底層民眾的生活，輔以當時造成轟動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用三個人的視角展現了當時的社會面貌。
01 第一個是1668年至1670年間郯城知縣馮可參。
馮可參是一個讀書的福建人，1673年編撰了《郯城縣誌》，與其他地方誌相比，在內容或體例上沒有什麼不尋常，但是它對這個縣困苦的描述寫實而鮮明。
這源於馮可參自身苦悶且短暫的為官生涯。1674年，《郯城縣誌》編撰完成之後，馮可參回到家鄉。
彼時，靖南王耿精忠佔據福建，響應平西王吳三桂，反叛清廷，兩藩大亂。馮可參拒做叛王之臣，遠遁深山，最終死在隱居之地。
基層地方官吏，往往直接面對底層群體最真實的生活，同時又夾在上級官員和本地豪紳中間，若是隨波逐流，日子也許會好過得多，偏偏馮可參是一個具有儒士精神的人，對民有仁愛之心，也極力維護正統。這就註定了他在上級官員和地方豪紳之間兩面受氣，看到的更多的反而是老百姓的生活狀態。
所以，馮可參基於自身經歷所撰寫的《郯城縣誌》，更充滿不同於檔案的同情心，寫下的是郯城的不幸遭遇、居民的貧困以及當地士紳在紓解困境上的無能，更是時局動盪後普通大眾的生存狀態。
02 第二個是馮可參繼任知縣黃六鴻。
告老還鄉的黃六鴻在蘇州過著舒適的生活，開始撰寫回憶錄和官箴，定名：
《福惠全書》。
馮可參的縣誌是即時記錄，而黃六鴻的官箴則包含著回憶與反思的感悟。
黃六鴻也是個標準的儒士，在這個看似崩解的世界中，他將人的身體和精神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求取的是肉體和道德的基本生存。在道德可以干預法律時，縣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王氏案中，黃六鴻能夠從輕發落兇犯任某，然後又因為神鬼之故，超額撥款安葬王氏。
黃六鴻從郯城居民自殺、縱慾、爭鬥和暴力的表象中，看到了人在這個自然絕望之地，自我墮落的本性。而這種本性，又增加了郯城的災禍。
馮可參的《郯城縣誌》和黃六鴻的官箴，都是他們親身經歷和實地考察之後的記述。這兩種史料有一定的可信度，也是構建地方歷史面貌的常用文獻類目。
然而，史景遷沒有止步於此，他還選擇了另一個視角，這成為《王氏之死》最具特色的地方，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
03 第三個就是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
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大量選取《聊齋志異》裡的故事，有引用，有詮釋，有拼接，試圖用荒誕怪離的鬼故事情節，來反映郯城人當時的真實生活和他們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
蒲松齡和他的聊齋世界
蒲松齡的家鄉淄川與郯城接壤，他的經歷也見證了郯城在十七世紀後半期的歷史。
從蒲松齡所用的語言、塑造的人物、杜撰的情節等，可以看到蒲松齡對當時社會階層的認識以及群體命運的體察。而他的《聊齋志異》雖然是小說，也是他的一種見解。
史景遷用《聊齋志異》一方面是為了讓記史不再是機械式的複述；另一方面蒲松齡和馮可參、黃六鴻一樣，他們本人也是史料的一部分。
在王氏瀕死這一情節的刻畫上，史景遷將《聊齋志異》多篇故事整合
起來，為她編撰了一個夢境，填充了在生存和道德之外的另一個對於世界的反應：情感。
透過馮可參、黃六鴻、蒲松齡，從縣誌、官箴、小說三種文獻，表現生存、道德、情感三個主題，是史景遷《王氏之死》的線索，讓郯城十七世紀磨難歷史，有了清晰的結構。讓我們有了近距離的親切感。
關注小人物的個人命運與大歷史同步起來,無意中就會進入一種歷史悲情的狀態，生存、道德、情感都成了一粒灰，但壓到每一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03 隱藏的現實社會問題是一個時代的命運終局
寫的是《王氏之死》，但王氏只出現在了後兩個章節中，更多的是郯城人的生活，這並不是無意義的鋪墊，是要通過王氏這樣一個小人物的命運，折射出整個中國17世紀的鄉村面貌，也折射出郯城人所處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
在整個歷史的記錄中，這些現實社會問題是"小的"。但是，對身處事中的每一個當事人來說，這些問題都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01 圈地是民眾失去生活來源的根源
清初實行的圈地是在政局初定、財政困竭、國家尚未統一；滿洲貴族和八旗將士的"計丁授田"制因兵入關而無以為繼；以前的莊園已捨棄的背景下發生的，其內在驅動力雖有經濟層面的因素，但主要偏重政治與軍事的考慮，即安置滿洲貴族，解決八旗兵丁的生計、糧餉等。
清初的圈地
圈地後，很多農民道田地被佔，流離失所，部份地主或農民投充到八旗莊園，或流亡他鄉，造成大量流民、乞丐的出現。
《王氏之死》中，用化名僱人耕種土地；謊報土地是住在另一地區家庭所擁有；將稅以現金或糧食的形式算在低稅率鄰居；設法謊報土地質量；宣稱在自己土地上生長的作物是別人的；完全不向政府登記擁有的土地……
這一系列的對策好似農民的"小聰明"，其實是在圈地背景下的農民失去土地的無奈，而土地是生活的唯一來源。
就在王氏死去時，康熙已即位近20年，他早已解決了鰲拜，與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的戰爭也即將收尾。
這是繁榮的開始，28歲的康熙帝不會知道，這段繁榮會延續至他的重孫，被後人稱為"康乾盛世"。
一邊是"康乾盛世"的繁榮富庶和康熙的雄才大略；一邊是郯城百姓天災人禍、王氏默默無聞的死。
歷史以一種獨特的手法，道出了當時社會的真相，也為清廷的終局埋下了禍根。
02 混亂的社會治安是爭鬥與暴力的根源
郯城存在著內外兩種暴力形式。
外在的暴力是盜匪集團的猖獗，以及滿人入關後帶來的兵禍，始終貫穿著郯城半個世紀以來的苦難。
內在的暴力形式，史景遷則用《聊齋志異·崔猛》來表現。
崔猛出生在大戶人家，為人剛烈，好行俠仗義，對作惡之人屢屢施加私刑。苦主之一的李申感念崔猛的恩德，跟隨在他身邊為奴。
最後，崔李二人搗毀山匪老巢，建立地方團練，維護治安。
崔猛在大環境下的個人行為，完全用個人的意志在控制。因此，暴力背後所展現的民與民的關係，是郯城區域內群體自治的結果，也是個人脫離了整個社會，百姓脫離了官方的結果。
形成這種脫離的原因，就是社會治安環境的混亂，爭鬥和暴力僅僅只是表象而已。
03 不能懲惡揚善的法律在道德和人性之下顯得"力不從心"
《王氏之死》中《寡婦》是單獨的一章，寡婦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以一個群體來反應生存鬥爭背後牽涉的財產保護。
《大清例律》規定："婦人夫亡……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並聽前夫之家為主。"
這樣一來，為了盡奪家產，欺辱孤兒寡母之事屢有發生，《大清例律》看似有道理的法律，其實存在太多的不完善性。
法律的約束和漏洞影響著人們生活產生各方面，使實際案件會有不同的結果，這些不同的結果則會導致個人婚姻乃至個人命運的改變。
這就牽扯到懲處、管理、規則和人性。
古代的監獄，獄吏以多種方式虐待囚犯，目的是逼囚犯付給保護費；囚犯會打同牢人作為報復，或者偷其他囚犯的食物；官吏們會因害怕人逃脫而殺了主要嫌犯……
黃六鴻基於自身的修養，用道德和人性彌補法律的漏洞，辦法就是嚴密看守、公正對待、定期檢查和鍛鍊身體。把女囚和男囚小心地隔離開，建立雙重的保安制度，效仿保甲登記制度，五人一組，每一天由其中一人對其他四人負責，五天一輪迴。
然而，當泛道德化的價值觀被加入本就不平等的法律併成為制度後，必然將造成扭曲的不公正。
如寡婦改嫁，本為鼓勵寡婦完成從一而終的貞烈佳話，卻從此剝奪了寡婦選擇生活的權利，將寡婦在夫家推向了一個弱勢地位，反而激勵夫家人員逼迫寡婦改嫁的行為。
被道德綁架的制度，沒有人人平等的前提，便產生了道德風險。
在道德和人性面前，這樣的法律就顯得力不從心，無論獎還是懲，都將是一個錯誤的結局。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所有的必然事出有因，悲慘的事情只是因為悲劇像一把鈍了的刀，想要殺死人卻一刀殺不死，這便是歷史中最為痛苦的事情。
然而，悲劇從一開始就註定是痛苦的事，也是時代的終局。
04 小人物也有內心世界，也是歷史的書寫者
王氏如果僅僅只是無知貧苦的村婦也就罷了，可恰恰她是那個時代眾生相的代表。
郯城的興衰絕非個案，仔細看過一圈圈年輪，所謂盛世不過是政客和歷史書寫者們關心的詞，普通民眾最細微的心靈世界沒有人會關注。
人的出生，死亡，時間地點多不詳，沒有記錄。
"我們通常找不到驗屍官驗屍，行會交易，……出生，婚姻，死亡等記錄"。
史景遷試圖通過王氏，使中國底層民眾的模糊面目清晰起來。
在大的時代背景下，即使如縣令黃六鴻、或是半地主半土匪叱吒風雲的王二，甚至脫開郯城記述故事的蒲松齡，莫不是弔詭命運的臣服者。
他們縱然有生活中的幸福婚姻、炙手可熱的權力或者聰明才智的本事，對於生而為人的劫難坎坷、他人之惡，仍舊在劫難逃，而史景遷在說的正是這一點。
撇除時代的桎梏，不難看見在天災人禍，邪教橫行之下，能左右普通人命運的，更是人性的善惡。
史景遷起名之處，就概括了這一切的深意："歷史前進，景象依舊，時代已變" ，提供給人們的方向，就是通過這些小人物來看歷史，讓他們也成為歷史的書寫者。
誰是歷史的書寫者？
"王氏的屍體整夜躺在雪地裡。當她被發現時，她看上去幾乎好像活著一樣：嚴寒給她死去的臉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
這一場雪，不僅是王氏的最後宿命，同時也是她所身處的社會的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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