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楊靖
編輯 | 趙路
一
1918年暴發的世紀大流感造成全球5億人感染，死亡人數在5000萬以上，遠超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實上大流感也是戰爭提前結束的主要原因——因為各國都無力補充兵源參戰。
被稱為“西班牙女郎”的大流感並非源自西班牙，而是西方列強汙名化的產物：僅僅因為一開始西班牙感染人數最多（高達800萬，連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未能倖免）。日後的醫學研究表明，最早的病例恰恰出現在美國的軍營。
1917年秋冬季節，赴歐參戰的美軍大多駐紮在狹窄而閉塞的營地，最適合流感病毒傳播。
隨隊的軍醫認為初發症狀與普通流感並無二樣，因此並未循例上報。當然，在當時情勢下，即便上報，也不可能引起軍方及美國政府的重視，因為當局最關心的是如何打贏世界大戰。
1918年夏，隨著越來越多的士兵返回國內，病毒開始在全美各地蔓延。當最後一波（前後共三波）流感在1920年春消退之時，美國軍民死亡人數高達67.5萬人。不僅死亡人數令人震驚，疾病的傳播速度也令人無法想象——除了大西洋個別小島，幾乎每個城鎮都受到疾病的衝擊。
更可怕的是，在傳播過程中流感病毒已經發生變異，正如美國醫學協會前主席維克多·沃恩醫生通過在費城地區調查所發現的那樣，“這次疫病就像戰爭，它專殺年輕人和身體強壯的成年人……那些喉嚨嘶啞的男人要麼很快痊癒，要麼一命嗚呼”。醫院的病房很快變成太平間，“讓人感到疾病的兇殘”。
不堪重負的紅十字救護隊每天只能回應一小部分求救電話，因此學生、教師、退休人員、家庭主婦都被動員充當志願者。移民社區受到的打擊最大：惡劣的居住環境、生活貧窮和種族歧視使得這部分人更經不起疫病的衝擊。
作為大流感的親歷者，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回憶說：“在費城的太平間，屍體三五成群地堆積在走廊上和幾乎每個房間裡。他們身上蓋著骯髒、血跡斑斑的被單。大部分屍體沒有塗過防腐劑，也沒有被冷藏。有些屍體開始腐爛……”1918年10月堪稱美國曆史上的“至暗時刻”：20萬美國人在這個月死去——1918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因此比平常減少了12年。
大流感之所以造成如此慘重的損失，主要與一戰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滿足軍事需要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參戰國首要的事項，戰時物資供應情況與生活條件的惡化（如食品配給制度等），致使人體免疫力下降。
此外，公共衛生部門被納入軍隊系統，醫療資源優先分配至軍隊，導致普通民眾在享用醫療資源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更重要的是，戰爭期間，為鼓舞士氣，各種和平集會、集體募捐等活動在各地輪番上演，加上頻繁的軍事調動，不僅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也使得流感傳播範圍不斷擴大。
當然，戰爭很大程度上也影響到美國國家公共衛生政策及其決策效能。疫情出現後，為防止造成恐慌，政府刻意隱瞞疫情並封鎖消息，禁止發佈任何相關統計數據，即便在疫情蔓延時仍矢口否認患病率和死亡率。
政府甚至要求紐約市衛生部長科普蘭等醫學權威出面向公眾保證：不存在大面積流感暴發的危險。上述誤導使人們放鬆了警惕，最終釀成嚴重後果。
至於流感出現的原因，當時許多人將其歸咎於世界大戰，認為戰爭中使用的毒氣、屍體腐爛後產生的瘴氣、炮彈爆炸後產生的二氧化碳汙染了大氣，從而促使流感病人死亡。
也有人將病因歸咎於煤礦的粉塵、跳蚤、汙水，堅信惡劣的環境是流感生髮的土壤。
最聳人聽聞的是，1918年9月，《紐約時報》刊登一位美國衛生官員的談話，宣稱病因源於德國人不遠萬里的“投毒”。這種無稽之談，除了煽動仇恨，對緩解疫情並無絲毫幫助。
二
很顯然，流感殺傷力如此之大，其根源在於美國自身的醫療水平落後、醫療設備簡陋以及人手嚴重不足。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十年，美國醫學界流行的仍是歐洲傳統的放血療法。即使在歐洲醫學發生變革之後，美國醫學仍舊遲遲未有改變，其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尤其落後。
在歐洲，醫學院要求所招收的學生具有堅實的化學、生物及其他學科的基礎，然而在美國，直到20世紀初，醫學院的門檻還是比名牌大學低得多。
不少醫學院規定，只要繳納學費，任何人都可以跨進醫學院大門，並輕而易舉地獲得文憑。如此培養出的醫療“水軍”，在大流感中自然會被打回原形。
事實上，醫療人員短缺的情況不僅僅出現在費城，也出現在美國其他城市。為彌補醫生空缺，除返聘退休醫生外，一些醫學專業的學生學業尚未完成就直接進入醫院，從而影響到醫生的整體素質。
為美國海軍服務的護士在疫情高峰期間不止一次將活著的病人包進裹屍布——即便如此，大量屍體仍無法得到及時處理。
由於缺少疫病專業知識，此後的堆積、焚燒、掩埋等遺體處理手段簡單粗暴，反而加劇了病菌的滋生與傳播，對此沃恩醫生曾不無感嘆地說：“我們對這次流感的瞭解並不比14世紀佛羅倫薩人對黑死病的瞭解更多。如果疫病繼續以加速度傳播，它能將人類文明輕而易舉地從地球上抹去。”
美國政府及衛生部門在疫情蔓延之時的確採取了果斷的針對性舉措，如在各大城市宣佈關閉劇院、咖啡館等公共場所，強制感染者居家隔離，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全力救治傷病人員等，但囿於醫療基礎的薄弱，收效甚微。
以研發疫苗為例，政府召集以美國科學院主席W.H.韋爾奇為代表的一大批醫學專家進行“攻關”，到10月中旬科學家宣佈研製出疫苗樣本，美國政府據此生產出200萬份疫苗，結果發現根本無法治癒病毒，相反可能危及生命。
這也導致時任美國國家衛生總管魯珀特·布魯代表政府“敦促公眾注意，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防治流感的特效藥品和有效的治療方法，鄰里街坊間流傳的所謂秘方往往害大於益”。
此外，布魯還向當局要求授予衛生部門更大的權力，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抗擊疫病。
與衛生官員的視角不同，具有遠見卓識的科學家意識到戰勝疫情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分配，而是現代醫學科學體系的建立和公共衛生制度的完善。
他們注意到，儘管醫療人員採取了使用面罩、檢疫隔離、清潔衛生等許多方法來預防流感，但由於大部分人醫學知識的貧乏和盲動而錯失控制流感擴散的機會，也暴露出公共服務機構在戰爭背景下缺乏正確應急措施與應急系統“失靈”的問題。
針對後者，他們呼籲政府動用國家力量，全面介入公共衛生問題，採用立法等手段形成一整套預防措施——可以說，大流感最大的後果之一就是引發了公共衛生機構的改革。
由此，在大流感的洗禮下成長起來的各級衛生部門開始採取科學的預防和施救舉措，並取得良好的成效。此外，鑑於病毒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肆虐尤甚，從1920年起，政府開始大力推進郊區城市化運動（其進程延續至今），這一運動不僅極大地改善了城鄉居民生活，也是控制疾病傳播的重要手段。
除此以外，以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威廉·詹姆斯等為代表的科學家早在1900年前後便預見到流行性疾病的出現，並嘗試在實驗室及臨床實踐中構建和完善相應的知識體系，從而促進美國的醫學在已有的基礎醫學基礎上逐漸發展為現代醫學。
大流感期間，勇挑重擔的是以W.H.韋爾奇為首的一批醫學科學家，其中大多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他們是美國現代醫學的探索者和奠基人。
美國病理學家韋爾奇（William Henry Welch）
在新的制度推動下，醫學研究取得極大進展，從而在全美範圍引發了以霍普金斯為範本的醫學教育改革。
這次改革非常徹底：在20年間，原有的150多所醫學院中，近100所被撤併。至此，美國才真正擺脫傳統醫學的陰影，邁入醫學新時代。
在這一進程中，作出巨大貢獻的還有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研究所的保羅·劉易斯和海軍少校米爾頓·羅西瑙。前者率先研製出一種針對脊髓灰質炎病毒的疫苗，後者領銜編著的公共衛生教科書被陸軍和海軍軍醫奉為“聖經”。
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醫學基礎科學取得突破性進展，美國現代醫學亦由此步入正軌。
從這個意義上說，1918年堪稱是美國現代醫學的起點。
在世紀大流感之後，美國投入大量資金及社會資源提升整個國家的醫學水平，同時也建立起全新的公共醫療服務體系：很多專業性的醫學研究機構先後成立，大量臨時醫院被改建為永久醫院，現代醫療制度通過立法形式被確立下來。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流感在客觀上也迫使美國醫學更加快速發展，同時不斷深入的研究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得主（迄今僅哈佛大學便有41人獲此殊榮）——如1953年，美國分子生物學專家、“DNA之父”詹姆斯·沃森（1962年獲獎）在美國細菌學家奧斯瓦爾德·埃弗裡破解流感病原體之謎的基礎上，闡明瞭DNA的雙螺旋結構——人類生命科學的新紀元由此開啟。
作者系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原文發表於《中國科學報》 （2020-04-9 第5版 文化）
製版編輯：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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