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石音
两书本人均有涉猎，史记精读通书，竹书属于范范涉水，兴趣而已。
小点两项，以抛砖引玉，铺路小石子。
①治史的态度不同，出发点不一样。司马公《史记》，基本秉承了孔子的儒家立场，符合汉武尊儒的大背景。
孔子，所谓儒家的创始者，他的所有努力都在于稳定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治六艺五经，“韦编三绝”，实际上是把上古遗留文献作了大量的删减，同时润入自己的观点，包括史观。这里应该有文篇排版的次序，有删减不符合儒家理想观的篇章，甚或有为其宗旨而宁可引入野史而抛却某些正史的可能。一切为了需要，历史没有绝对客观可言，是个小姑娘，各有打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角度看，焚书，孔夫子做得更早，更高明。没有不敬的意思，太平社会，我们总体上都算儒的一部分。
《竹书》，这类书的出现，是挑战当时社会秩序的需要，从理论上找理由，正当性，以服务于想挑战当时统治者的目的。象《韩非子》等这类书，都是同类，如出一辙。
再如，孔子推崇的文武周公，周文王姬昌，他演易，研究《易》，把先天易改为后天易，“天行健“，形成理论，以“革天命”，伐商。他可不是真只为做个算命的先生，他是要人命的！
总而论之，两种治史态度，都是出由自身需要。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
②上古史料，现在是找不到书作的，太过久远。但是，我们可以推，推上古人的生态，史存。怎么推？人之为人，以人，人性的思维和手段来推理。
上古观念，直朴，《诗经》依悕有这个影子。比如“德”这个字，在上古，可能并不包含现在的道德良知等诸多泛义，这个德是很具体的，比如，首领能狩猎，能播五谷，能修兵戈抵御野人等等，这都算作“德”。《史记》，某某德衰，“神农氏衰”、“周德衰”，衰的，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德”，多半实际上是统治的前提，武力不能及，武力的衰退。
治史，或者说是玩味历史，致良知，听从内心，然后作判断，任何史书，都只能是参考工具，做为参考而存在。
那怎么看舜？哈哈！萝卜青菜！
长公子扶小苏
《竹书纪年》记载舜篡位代尧，而《史记》则记载舜帝受尧禅让。我认同《竹书纪年》，怀疑《史记》，原因如下：
第一：有韩非子的论述佐证。《韩非子•说疑》中记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第二：舜帝死在苍梧九嶷山。试想一下，四千多年前的苍梧，蛮夷瘴疠之地，既非政治经济中心，又非军事边关要塞，年迈的舜帝去苍梧干嘛？要知道，唐朝的柳宗元才贬谪到永州、柳州呢！而且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没有同行，从后面追从舜帝到了君山，听到舜帝死讯，抱竹大哭，双双投洞庭湖自尽。这就说明，舜帝是被大禹追赶或者押解到苍梧的，舜帝不是禅位于大禹，而是被逼退位的。同理，舜帝也是这样对待尧帝的。
第三：你再看看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说的八个字：“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曹丕一语道出了尧舜禹禅让的真象！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正值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已经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司马迁无论如何只能这样写史了。
还是孟子说得到位：“尽信书，不如无书”。
云润春天
《竹书纪年》是战国魏国史书，自西晋由盗墓贼“不准”发现出土后，一千多年来，关于它的真伪、版本及学术价值争论不休。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内容，与《竹书纪年》存在不小的差异，他在《史记》中坦言，五帝时期的历史，所有文献言之不详，他根据各家资料，自行舍去编撰。
也就是说，司马迁承认《史记》关于《五帝本纪》的内容，存在不可靠性。那么《竹书纪年》可靠吗？也很难说完全可靠，史学家发现了《竹书纪年》中很多明显的错误，它与《尚书》、《国语》、《春秋》的记载也存在较大差异。即便《竹书纪年》的版本真伪，学术界也一直没有定论。
因而，《竹书纪年》历史价值虽大，但是也不能迷信。关于舜帝的记载，《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出入就很大。
基本概况上的差异
1.自然状况
《史记》记载：舜，名“重华”，冀州人，有虞氏，黄帝八世孙，父“瞽叟”（瞎老头），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象”。
《竹书纪年》记载：舜的母亲叫“握登”，当年看到天上的彩虹，“意感”而孕生舜（难怪瞽叟一直想害舜，原来不是他生的）。舜天生异象，第一个特征就是“重瞳子”，即双眼仁（项羽、重耳都是重瞳人），所以取名“重华”。
舜的相貌是“龙颜大口，黑色”，威猛吓人。身长六尺一寸，如果按古代尺寸换算，大约不超过1.5米，接近侏儒。如果按商代比例换算，六尺一寸还不到一米！
按《竹书纪年》描写，舜的这个形象有点吓人！
2.基本履历
在舜受命之前，两本史料记载大致相同，主要集中在三件事：一是舜多次遭受父亲、后母和弟弟的迫害，凭借智慧逃生；二是百官向尧举荐舜做接班人；三是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便考察。
在受命之后，《史记》有舜代政时期的详细描述，《竹书纪年》则一笔带过。
3.年龄及在位时间考
《史记记载》，舜二十岁闻名，三十岁被举荐，五十岁代理天子政务，五十八岁即位（尧去世），六十一岁正式登基（上古必须先王去世，三年丧期后，才算新王登基元年），在位三十九年，驾崩于苍梧。按这个推算，舜活了一百岁。
《竹书纪年》记载，舜在位五十年去世，与《史记》记载差了十一年。但《竹书纪年》只记载了帝王在位时间，没有年龄记录。五帝中，黄帝在位一百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帝喾在位六十三年，尧在位一百年，舜在位五十年，禹在位五十二年。都长得吓死人，不可信。
得位方式上的差异
差异最大的在舜得位的方式，《史记》记载尧禅位于舜，而《竹书纪年》则披露了舜夺位的本质。
以上记载就是上古君位的禅让之风，要受到众人举荐，尧按照遗风，先令舜代行天子之权，八年，后又摄政二十年。尧去世后，舜正式受禅登基。
可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在时间节点上相同，但是表述的内容，和透露的本质完全颠覆了《史记》！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意思是尧发动了政变，抓捕了尧，并将他囚禁，自己由此获得了帝位。丹朱是尧的儿子，被后稷放逐于丹水。要被囚禁的事情，大约发生于尧七十二年，七十一年，要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七十三年，舜在文祖庙正式承受帝位。
一百年，尧驾崩于陶唐，三年丧期过后，舜正式登基，即舜帝元年开始。所谓尧考察舜二十八年，就是指从尧七十三年至一百年期间，舜接管政权的二十八年，此时尧已经失去人身自由。
失位方式上的差异
跟舜受禅于尧一样，舜禅让禹，在历史上也存在争议，《史记》记载：
对应与《竹书纪年》，有“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复九州”的记载。两个史料都说明，舜帝最后十七年，政权掌握在禹手上。但是都没有明确说，禹也是通过政变方式获得权力。
历史上，孟子有舜夺位的观点，也没有对舜失位发表见解，而韩非子则明确说舜是被禹所逼失位，不过不见其证据。所有人为禹篡位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条理由：
1.舜四十九年居鸣条
苍梧山就在鸣条，舜就死在了那里。当年舜的年龄应该是九十九岁，或一百零九岁。这么高龄的老人，出那么远的门不合逻辑，应该是被逼，甚至被流放。
2.选定候选人时间太早
按《竹书纪年》记载，舜十四年，就确定了禹作为接班人，并由禹行天子事，三十三年禹正式受命。这些时间节点，与舜取代尧如出一辙，明显不正常。
3.其他证据
还有人以鲧遇害，以及大禹治水经历，这些西细节分析证明舜与禹之间，存在的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怨，不过略有夸大的嫌疑。
总的来说，禹取代舜只能说存在“篡位”的疑点，没有确切记载。
记载差异的原因分析
为何两本史料，在同一个事件的记载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
1.上古历史口口相传失真严重
文字从什么时候诞生尚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商朝时期存在甲骨文，从这个事实可以推断，上古时期文字很可能没有诞生，至少书写工具和书写方式非常困难。所以，上古的史料只能口口相传，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比如《竹书纪年》中的五帝年龄，动辄一百多岁，在位好几十年，在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的上古时代，显得太夸张。《竹书纪年》中曾经说，从皇帝到尧帝，中间有三十世，而史料留存的仅有少昊、颛顼、帝喾。很可能人们把其他帝王的事迹，附会在了五帝身上。
2.史料真实性辨析困难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编撰，距离尧舜禹时期至少两千多年，很难保证其真实性。另外《竹书纪年》发现人“不准”是个盗墓贼，他进入墓室后，竟点燃竹简当火把，烧毁了大量史料。
竹简本来在墓中五百年，就已经出现大量自然损毁，可想而知，当时出土的《竹书纪年》残损一定是非常严重。
《竹书纪年》、《尚书》、《春秋》等史料，至少历经两千多年，在漫长的历史中，很多资料出现过遗失的情况，后经历了后人的编撰整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最原始的记录，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3.后世政治需要和作者个人目标篡改
伪书在古代层出不穷，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基本确认是伪书，真正的《尚书》可能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了。那么《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等史料记载，很难保证其真实性。
《竹书纪年》也是这个情况，今天我们看到的版本，至少有古本、辑录本和增补本，谁也说不清哪一个更接近原貌。
另外，史作者在选择史料和创作过程中，因为个人的目的和政治需要，也会对史料加以修订，未必真实。比如《史记》中的尧舜禹禅让，很可能是司马迁出于维护王道正统思想，描绘一个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体系，而将相关情节故意修改成更符合其理念的禅让。
司马迁的思想中，有强烈的反专制基因，对汉武帝的独裁霸道非常反感，内心深处，希望社会回到帝位禅让制结构，恐怕是寄托自己的情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