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喜蛙:蘇丹《鬧城》的“鬧”故事


曹喜蛙:蘇丹《鬧城》的“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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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鬧城》的“鬧”故事(二稿)

文、曹喜蛙

清華大學蘇丹教授的新書《鬧城》,由余世存作序,賈樟柯、朱大可、楊瀾推薦已經上市。這是蘇丹教授的個人口述史寫作、個體史詩性自傳,是當代藝術史、當代設計史、當代城市史都難得的一部個人記憶,也是對宏大敘事大國崛起中知識分子個體案例的解剖剝離。

《鬧城》的作者蘇丹,1967年生於山西,著名設計師、設計教育家、當代藝術策展人,長期從事當代設計教育轉型研究、工業遺產保護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這樣一部出自一個有當代藝術、學術、批評等修養的作者之手,非常罕見。

《鬧城》的書名來自山西太原地區的方言提煉,在自序中作者說“鬧”在山西方言之中是個寵兒,它的含義幾乎涵蓋了人類的一切行為,就像我們今天口語中已上位的“幹”“抓”一般,一直步履蹣跚於鄉黨的口中,帶著濃郁的黃土氣味,是山西人說幹就幹、實抓苦幹的形象寫照,作者用它來概括山西省城太原的時代記憶非常有意義。

在我們晉南方言中,汾河下游河津的“鬧”與省城太原使用這個鬧字還有所不同,但都符合的“幹”“抓”的總原則。比如鬧元宵、鬧社火、鬧革命,我們河津人則說“鬧故事”“鬧熱鬧”,更抓住了熱火朝天的場面氣氛,這個“鬧”字經常出現在我老派山西人、老父親的口中,非常有氣勢,帶勁,乾脆。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曾是兩面旗,其中一面旗就誕生在山西昔陽的大寨,大寨離太原也不遠,大寨農業那也是山西人的鬧,也是很中國特色的“鬧”。

其實,蘇丹並不是本土的山西人,《鬧城》有過交代,他祖父祖籍安徽,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系,到他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他父親大學畢業,從南方分到北方太原的礦山機械廠,那是中國的三大礦山機械製造企業。他母親祖籍山東,1949年前生活在北京,後投親山西太原,就讀於太原師範。這裡的介紹簡單的幾句,就牽涉到大半個中國,看得出那個年月的中國動盪中國故事。

蘇丹的父母都是山西的外來者,所以蘇丹的成長環境不可能是山西某個農村,好在他有個農村奶媽,在奶媽家裡他住到二歲,不過這短短兩年使他與這片土地緊緊聯繫在一起了。然後,他就開始了有單位沒村莊的生活,這與農村孩子的成長環境完全不一樣,這也是農耕時代的村莊與工業時代的城市截然不同的脈絡。回到了太原,蘇丹就回了城市的家,只是那是單位宿舍,廠區,有集體澡堂,食堂,飢餓的遊戲,電影院,幼兒園,鐵道,車間,童伴的戰爭,扒車,沒有他奶媽的家房前屋後小小院子小小菜地,但早早就知道遠方與詩。

蘇丹從小喜歡美術,很早就知道野外作業那樣的詞,曾夢想有一份地質工作的職業,家裡父母希望他大學上建築業,而農村娃只知道結婚要蓋房子,考大學填報志願書農村孩子對建築業都還很陌生,而他們的大學夢卻與某個專業有關,但在工業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早就對這些門兒清,工業空間早就是他們獨立的樂園。不要說現在的互聯網時代的知識鴻溝,早在工業革命的環境下人與人不同的成長就不一樣,自然村只能演變成是城鄉結合處,工業空間卻成了當然的高樓新社區,早在一開始就決定了不一樣的未來。

用我老父親的話說,有吃刨食的,有吃飛食的,這些飛來的人跟鄉下人完全有不一樣的活法。那個火熱的年代,山西有一大批外來者,不僅僅是蘇丹父母鄰居太原這些外來者,他們都是來自全國各地新中國的建設者。他們使我想起北京的北漂者,他們都是離開根土的人,雖然離開根土的原因不一樣,但都是當代歷史值得關注和研究的人。我曾經用山西人的口氣開過一個玩笑,“都是打工,你看人家太原李世民歪娃也是打工的,人在西安,一下打了一歪皇帝!”“歪”在這裡是“那”的意思。事實是,李世民跟蘇丹父母都是有單位的,是有組織的遷徙者,而北漂者卻是沒組織的遊兵散勇。

餘世存說,蘇丹是王者之名,他的這本書既是回憶,也是王的宣判,他回憶的價值既指向了當下,也指向了未來。不同的個人記憶,都是糾纏於個人的童年、青年,甜蜜或苦澀,浪漫或枯燥,荒誕或時潮,幸福或貧乏,唯一的區別是解決這些問題的觀念和知識。現在的城市化問題,小城市化問題,扶貧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是現代化前進中蒞臨的當下難題,此外還有許多更邊緣的問題需要解決。這些問題要解決,就得了解更多個人的問題,就得尋根,而很多當下問題早在在童年、青年就出現,所以關注更多的口述史不能不說是一條捷徑,這也是一個人類共同體共同學習的捷徑。

作為一個當代藝術策展人,蘇丹因為一直成長在工業革命大環境,天生就理解這些當代藝術的精髓,當代藝術與工業革命有緊密關係。

《鬧城》這本書的許多插圖非常好,這些插圖作者都是一些當代藝術家,如陳流、王興偉、李天元、劉力國、杜寶印、劉亞明、王寧、宋永平、宋永紅、於會見、唐志剛、張煒、陳文令、艾旭東、祁志龍、王宏劍、鄧箭今、白曉剛、劉野、段建寧、劉瑾、摩根、沉睡、嶽祥等,20餘位藝術家近80幅美術作品,都增強了這本書的當代藝術性,也是本書一大鮮明特色。

希望看到更多《鬧城》這樣個體記憶的書,包括北漂者的記憶,可以對照著比較研究。也希望更多有志青年多花時間看一些這樣的書,比日日留戀那些新的非寫實神怪小說不知要好多少倍。

某種程度上,《鬧城》的“鬧故事”,它的當代藝術現代性,比那些新神怪小說影視的有價值多了。蘇丹在述說不一樣的鄉愁,一種微積分的鄉愁,他的鄉愁裡還有多少與他的祖父、他的父親以及他母親的鄉愁有關……需要尋根究底的揣摩。

2020年6月14-16日於北京月牙殿

附件1:

圖書《鬧城》的相關插圖書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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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同行》 油畫,作者:鄧箭今 (《一方之言》插圖)

《第二輯 四重圍困——一方之言》(文字節選)

我總覺得方言還是一個區域的人們有意無意製造的語言障礙,它宛如無數陷阱構築的一道防禦體系,讓外來者聽不懂或產生誤解,以此佔有信息方面的優勢,從而保護本地人的利益。所以方言不僅包含音調的變化,還有許多用詞上的發明。如此,方言即是壁壘,是對同語言族群的一種保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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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一百分》 油畫,作者:王興偉 (《我的大學·夢》插圖)

《第三輯 五次逃亡——我的大學·夢》(文字節選)

中國的義務教育中分班的歷史就始於這個時期,這是在教育整體環境不佳的情況下的一種選擇,雖不合法,但是有其合理之處。它能有效組織起有限的教育資源,為國家建設提供基本的“優質人口”。但它的“惡”也是強烈且深重的,它鑄就了一種糟糕的社會風尚並代代相傳成為傳統。它的“惡”就在於放棄了教育中最重要的“善”,它功利、無情,是培育“精緻利己主義者”的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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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的糖》 素描作品 , 作者:杜寶印(《飢餓遊戲》插圖)

《第三輯 五次逃亡——飢餓遊戲》(文字節選)

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在哥哥的策劃和指揮下,我倆各自站在一隻木凳上協力搬運。先把置頂的那隻爺爺留下來的皮箱搬下來,再挪第二隻木箱。那隻木箱很大,裡面塞滿了過季的衣服被褥,而且沒有抓手,搬起來非常費力。小學語文課讀到課文中“吃奶的力氣”一句的時候,我一下子就記住了,因為有過使用“吃奶糖的力氣”的切身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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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環境》系列之二 油畫,作者:宋永紅 (《集體大澡堂》插圖)

《第四輯 空間往事——集體大澡堂》(文字節選)

節前的澡堂總是人滿為患,池子裡的人像火鍋裡的肉,池子外邊,眾多的身體簇擁在淋浴噴頭下伸長脖子,如飢似渴地爭搶那忽冷忽熱、忽急忽緩的細流,如一群群拔光毛掛起來的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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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臉》系列之三 素描,作者:王寧 上:遊商、售貨員、採購員、放映員,下:文藝工作者、武術大師、運動員、民兵(《記憶中的面孔》插圖)

《第五輯 老臉:八十年代群像——記憶中的面孔》(文字節選)

記憶中經常浮現許多故人的面孔,如果從識別的角度來看,沒有哪兩張臉是絕對相同的。但是這些千變萬化的臉又具有某種共性,這是特定時代的文化投射所致,也是每一個個體在表情、神色、行為、舉止、語言上對環境做出的反應。同時社會對每一個人的安放大多是雙向選擇的結果,社會身份也是一種模具,模具之間也存在血統關聯。對這些面孔進行社會性的、文化性的識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當我們對識別完畢的這些臉加以社會學分類,最終我們會看到一張“舊”社會的臉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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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書推薦 | 《鬧城》—— 一座工業樂園的鄉愁

《鬧城》

蘇丹 著

一個藝術家的童年往事,

一座城市和一代人的記憶

2020.06.16

全網發佈

楊瀾、賈樟柯、朱大可、餘世存

傾情推薦

“蘇丹教授的《鬧城》是一本拿起來就要一口氣讀完的書。這不僅因為他把我們對於一個時代的記憶,從視覺、聽覺、嗅覺、觸覺上都激活了,還在於,他帶領我們用藝術家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青春,看到真實背後的荒誕,殘酷背後的溫情。書中藝術作品的選擇和對記憶的藝術化處理,都讓人著迷。”

——楊瀾

蘇丹的私人記憶,以家庭樹、鄰里和校園為軸心,藉助有序的時空羅織豐富的細節,細膩地再現了60—80年代北方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圖景。在一個公共敘事被任意刪除和塗改的語境中,這種高品質的私人記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只要這種文本足夠多,就能填補“宏大敘事”所帶來的歷史空白。

——朱大可

太原道上的蘇丹先生,為我們證明了觸鍵寫作的流暢快感,互動交流的寫作延伸。這是一次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寫作試驗,也是一次行為藝術。蘇丹賦予芯片情感,在虛擬世界裡重建了故鄉。

——賈樟柯

把記憶寫下來,既需要作家之筆,也需要史家之筆,還需要藝術家之筆、思想家之筆、科學家之筆。蘇丹是藝術家,又是評論家,他的文筆有多重屬性,也有多重意義。跟我們常見的文人回憶不同,蘇丹筆下有專業眼光,空間意識更是他的當行本色。書中的鄉愁雖然也有自然風光,但更多是工業化下的條塊分割,是強烈的空間感而非自然感,是變動感而非歲月感。

——餘世存

“蘇丹是王者之名,他的這本書既是回憶,也是王的宣判。”

在近代以來的中國人都只能給外人提供材料的時候,在回憶、自傳也多半是提供材料的時候,蘇丹還給予了判詞。如說到山西人的方言,作者感嘆“方言即是壁壘,是對同語言族群的一種保護方式”;如說高考,“蔓延在考場內外的焦慮,還有驟然響起的冷酷鈴聲——這種由政策、制度、規則、格局、文化積習以及控制時間的道具共同營造的空間氛圍炙烤著個體的身心,它是許多人一生都難以忘懷的”……

這個自傳或回憶錄因此跟我們漢語學界同類著作有所不同,蘇丹有他的理性和節制,但他更施行了敘述者的權利:審判,他不是讓歷史在回憶裡仍處懸而未決的狀態,他賦予其價值,他努力對敘述材料進行分別、進行研討。

讀本書讓我油然想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句詩,“我在今夜做王,我在今夜實現審判”。蘇丹是王者之名,他的這本書既是回憶,也是王的宣判。他回憶的價值既指向了當下,也指向了我們中國生活的未來。

我看重蘇丹的工作,他把回憶當做尋求意義的努力。不少言路、思路可圈可點,如果穿越到作者筆下的鬧城裡,當時人的面貌一定是主旋律或主旋律的副本,一定是以為生活在開天闢地的新天地裡;蘇丹為之定讞說,在悠久的中國歷史上,那只是清明上河圖的粗糙版。我相信這一定論或呈堂證供,它比主流的自證更有意義。

——餘世存 《序:我們的“清明上河圖”》 “感恩上蒼賜予我特別的記憶能力,能讓我精準還原那些曾經發生過的場景,再現那些喧鬧和悲鳴。”

微觀社會的形態以及人性是這個時代里社會景觀中的一些凌亂的細節,它們和宏大的理想經常處於矛盾狀況。人們一直在衝突中被和諧,在和諧中衝突著。本書描述了很多這樣的空間關係和生動的故事,還有許多人物的言語肖像。感恩上蒼賜予我特別的記憶能力,能讓我精準還原那些曾經發生過的場景,再現那些喧鬧和悲鳴。我希望自己的敘述表現這種矛盾性在生活中“鬧”出來的荒誕,當我們嘲笑這些荒誕和錯亂的時候,也會察覺這許多荒誕的故事背後都滲透著的當事個體經受的曾經的苦難。我們習慣於用時間來否認這種“曾經的苦難”,也擅於用集體記憶來覆蓋“個體記憶”,這是一種比較消極性的文化,不利於我們清醒地回顧歷史,面對問題。

……

記憶是一部挖土機,挖得越深就會觸及更加細密的記憶神經,人性的惡和善也就會在這些細節的觸碰中得以重現。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我的記憶中,善和惡一直都沒有缺席,我一直在尋求一種超越了“愛”和“恨”的書寫,在回憶中控制自己的情緒,把筆端變成鏡頭。龍城舊憶就是這樣一幅既氣勢恢宏又一地雞毛的歷史圖景,它的碎片經常浮游在我的腦海之中,拼合這些碎片出於一種責任,對自己在於重新認識,對歷史則是避免它被掩蓋或篡改。

——蘇丹《自序:龍城之“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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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城》作者】 蘇丹,生於1967年,山西太原。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曾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現任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知名設計師、設計教育家、評論家和藝術策展人。主要從事當代設計教育轉型研究、現當代藝術博物館策展理論與實踐研究、創造性的非遺保護路徑研究,以及工業遺產保護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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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評論作者:曹喜蛙,本名曹喜斌,1966年3月8日生,山西運城河津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媒體人,互聯網哲學家,詩人,藝術評論家,策展人。1988年在《北京文學》發表詩歌處女作,1992年開始北漂,先後在《詩刊》《星星詩刊》《中國詩人》《詩選刊》《詩歌月刊》《紅豆》雜誌等發表詩歌,組詩《核武器與癌》獲得過全國哲理詩大賽一等獎,詩歌《愛因斯坦肖像》入選過北京大學出版社全國中學教輔書,有詩歌入選《北漂詩選》《中國網絡詩歌年鑑》《中國詩人生日大典》《中國大灣區詩匯年選》等選集。從1998年開始,到2008年完成互聯網哲學構建後,2010年開始側重藝術評論,2013年獲得雅昌藝術網年度最佳藝評人,2015年任中央數字電視國學頻道主編兼美術館館長。迄今,已在《文藝理論與批評》《傳記文學》《美術報》《中國美術報》《中國美術館》《中國文化報.美術週刊》《收藏與投資》《大河美術》等專業報刊發表文章。2016年5月開始為獨立學者,兼李可染畫院宣傳部副主任、人民大學休閒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優制諦酒文化沙龍名譽會長,被80後、90後的青年藝術家譽為中國第二代當代藝術教父。著有《贏在互聯網》《和明星去旅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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