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7日，我發出了作為中圖網文案編輯的第一篇文章：
一個社會越是談性色變，就會有越多的性暴力。
不論是當時寫文章的我，還是評論區的書友們，都以為這件事情已經鬧得“足夠大”，我們會得到一個結果。但大半年過去了，當微博首頁被鮑某明刷屏，我再次想起這篇文章時，才意識到它沒有後續了，那個案子至今也沒有開庭。我們沒有等到結果，甚至沒有等到一個答案。
這其中或許涉及很多法律上的專業問題，可能這還不是最終的結果，但它提醒我們的是，很多事情會以另一種方式“過去”，這不應該。
每次看到類似的案子，我都忍不住想，這是一個勇敢的受害者，她出聲了，報警了，求救了，那有沒有不那麼勇敢的受害者呢？這個沉默的群體是不是更龐大呢？
再次翻出去年的文章，我的看法依舊沒有變。
要打倒一個人渣，哪怕他有錢有勢，哪怕他道貌岸熱，哪怕他學法懂法，哪怕他奸詐狡猾，這總是可能辦到的事情，起碼有一條路可以去走。如果一個人的聲音不夠大，就十個人喊，十個人的聲音還不夠大，就十萬人、百萬人一起喊。
但重要的是，這一個人渣被審判了之後，怎麼讓那些沒有出聲，沒有求救的受害者也被看到？為什麼她們不出聲？不求救？怎麼救救她們？
歸根結底，我們要怎麼打破在生產這樣人渣和這樣受害者的環境。
問題又回到了最初：一個社會越是談性色變，就會有越多的性暴力。
不論對男孩還是女孩，性教育都同樣重要。因為性侵害的本質，其實是一種權力壓迫，只要是某種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就有可能遭受侵害。
大人對小孩，老師對學生，上級對下級，男性對女性，整體對個體……
這些原本應該純粹的關係，因為客觀存在的階級，可以輕而易舉的變成權利壓迫，進而成為性侵害發生的土壤。而受害者無力抵抗，這甚至跟被害者是否勇敢、是否聰明無關的。
而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個體對性越避諱，就越無法出聲。一個環境越是對性避諱，就會有越多這樣的暗處，被捂著，被掖藏著。
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有這樣一段描寫：
這是教師李國華第一次性侵自己的女學生。這個叫做餅乾的可憐女孩哭過之後回到家，獻身給自己青梅竹馬的男朋友。被問出經過後，男友抽菸，三根菸的時間就決定跟餅乾分手，因為她“髒了”。
餅乾沒人喜歡了，她選擇了跟老師李國華在一起。一年後，新學年，李國華又從隊伍裡挑選了一個女生，比餅乾還漂亮，餅乾哭著求他不要分手。
從此二十多年，李國華髮現世界有的是漂亮的女生擁護他，愛戴他。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自己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一個個小女生是在學會走穩之前就被逼著跑起來的犢羊，那他是什麼？他是最受歡迎又最歡迎的懸崖。
房思琪也是李國華的獵物。書中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對話。
思琪在家一面整理行李，一面用一種天真的口吻對媽媽說：“聽說學校有個同學跟老師在一起。”
“誰？”
“不認識。”
“這麼小年紀就這麼騷。”
思琪不說話了。她一瞬間決定從此一輩子不說話了。
為了合理化自己的遭遇，為了讓自己的罪惡感減輕一些，思琪努力去愛李國華。
每天讀書，一看到可以拿來形容她和老師的句子便抄錄下來，愈讀愈覺得這關係人人都寫過，人人都認可。
這是一種令人絕望的自我保護。她無力對抗壓在她身體上的李國華，更加無力對抗壓向她精神的社會觀念，她只能不斷地壓縮自己改變自己，發現永遠無法和解後，只能在巨大的痛苦中毀滅自己。
小說的後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害怕消費任何一個房思琪。我不願傷害她們。不願獵奇。不願煽情。我每天寫八個小時，寫的過程中痛苦不堪，淚流滿面。寫完以後再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寫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實發生過的事。而我能做的只有寫。女孩子被傷害了，女孩子在讀者讀到這段對話的當下也正在被傷害。而惡人還高高掛在招牌上。我恨透了自己只會寫字。
去年那篇文章的結尾，放在今天依舊合適：
我一直認為，作為生理上的弱勢群體，對女性和孩子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遭遇壞人，要永遠懂得：你沒有錯，更不會髒。
我也一直幻想，這會成為社會共識。
如果能夠有這樣的社會共識，被侵犯的人，就不會無法出聲。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被鄰居大叔欺負了，就像被同桌欺負了一樣，也是要告老師告媽媽的，那些肆無忌憚的手，是不是會縮回去一些呢？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作者：林奕含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社
豆瓣9.2分，驚人而特別的小說，小說作者既具有高度敏銳的感受力、又是一個近距離目擊者，使這整件事像一個“倖存的標本”那樣地被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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