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常说的百科全书，大约相当于我国古代的类书。成书于汉代的《尔雅》，就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百科性辞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修纂过类书，其中以北宋官修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最为著名。但气魄之雄伟，内容之宏富，却要算明代的《永乐大典》。
明成祖朱棣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永乐大典》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新中举的进士解缙任中书庶吉士，他经常在朱元璋的身边。他见到明太祖很喜欢观看刘向的《说苑》、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但他认为这两部书在内容和编纂方法上，都有不少问题。《说苑》“溺于妄诞，所取不经”，《韵府》“钞缉秽芜，略无可采”，表示愿意邀集“志士儒英”，修纂一部新的类书。朱元璋很赏识解缙的志向和才能，因为其他原因，没有进行。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又命令侍读唐愚士搜集“经史百家之言”，想编一部《类要》，就在这年的闰五月间，朱元璋病故。
《永乐大典》的修纂，开始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间。明太祖死后，因太子朱标早卒，依据封建帝王传位的惯例，帝位应当由嫡长孙朱允炆继承。朱允炆很年轻，看到叔父们都握有重兵，据守四方，深感这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于是采用了亲信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削夺藩王的兵权。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封燕王。他以“靖难”之名，起兵反抗，并于建文四年(1402年)率兵攻入南京，赶走建文帝，自己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为明成祖。这次事变，实际上是叔侄间的帝位之争，依照封建正统观念，有点“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朱棣想利用纂修类书，炫耀文治，藉以笼络人心，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同时，后来还流传着建文帝匿藏在僧庙里的传说，《永乐大典》决定重修时，把僧人姚广孝请出来，并征召了不少的僧人道士，这也反映了明成祖的意图所在。
明成祖刚即位，就命令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来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交待了编纂宗旨。他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这里提到的《韵府》指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回溪》指宋人钱讽的《回溪史韵》，都只有二十余卷。明成祖认为这两部书“采摘不广，记载太略”，而他要求编纂的类书，是要把天下古今各类典籍，不厌浩繁，混熔于一书之中。
解缙等召集一百四十七人，匆匆编纂，第二年(即永乐二年)的十一月就编成了《文献大成》。明成祖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新修纂，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绘图、圈点等工作。
《永乐大典》修纂时，制订了凡例，全书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将自古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辑入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志乘等达七、八千种。永乐五年(1407年)，《大典》定稿，妙广孝撰写了《永乐大典表》进呈。明成祖审阅后，非常满意，并亲自撰写了序言，赞扬《大典》“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向全国各地征集了一大批各色善书人，开始清钞，到第二年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与以前历代修纂的各种类书相比较，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在编纂方法上。我国古代类书的编纂方法有分类的，有按韵相编的，也有以数目字来编纂。一般官修的大型类书，以分类编纂的为多。象《太平御览》分五十五部，部下又分五千四百二十六类。宋代另一部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分有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由于类目纷繁，往往容易把同一条资料拆散，有时又会造成同一条资料重复出现，给编制体例上带来混乱。查索者如不熟悉分类部目，检索也很困难。《永乐大典》采取按韵与分类两者相结合的“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纂方法，即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按每韵下分列单字，在每一单字下详注该字音韵、训释和它的篆、隶、楷、草各种书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等随字收载。明成祖称赞这种编辑方法是“揭其纲而目毕张，振其始而末具举”。查索者只要“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无所隐”，检索非常方便。其次，《永乐大典》收辑各类典籍之宏富，也是其他类书无法相比的。唐代的《艺文类聚》收书一千四百三十一种，宋代的《太平御览》比《艺文类聚》庞大得多，亦只收一千六百九十种。《永乐大典》收书达七、八千种之多，等于以前大型类书的五、六倍。在收辑典籍的内容上，它一反过去类书偏重儒家经典、史传文集的传统做法，收辑的典籍极为广博，上自唐虞，下至明初的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等，包罗古今，无不搜述无遗。修纂《永乐大典》时，启用了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犹嫌未足，还指派苏敬叔等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明成祖对图书也很关心，曾经问副总裁郑赐、解缙等人：“文渊阁的书够不够?”解缙回答说：“经史两部大体齐备，子部阙略较多。”明成祖说：“一般读书人只要有余钱，都要买书，何况朝廷，怎么可以没有图书呢?”他马上命令人四处收购遗书秘籍，并且还说：“买书不可以计较价值，不管多大价钱，统统买下，这样大概可以买到奇书了。”又如修撰人员柴钦说他的老师赵谦撰有《声音文字通》一书，应当采录。明成祖马上派人到浙江余姚赵家把书取来。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准备了丰富的图书供修纂人员采择，以致《大典》收入的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类书。第三，《永乐大典》在装帧上也别具一格。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印有朱丝栏，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钞成双行，行二十八字，用极为端正的楷书抄写，墨色黝黑，微发古香。对于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绘有图形。所绘之图，全用白描手法，形态逼真，精丽工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佳品。凡征引书名和圈点，全用朱笔，相当醒目。版心亦为朱色，上鱼尾内标有“永乐大典卷××”，下鱼尾内记每卷页码。每册高营造尺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书面硬裱，用粗黄布连脑包裹，显得格外庄重朴实。每册三十至五十余页不等，有一卷一册的，亦有二卷或三卷一册的，但以二卷一册者居多。每册外封左上有一长方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其下用双行小字注明卷几至卷几。右上角有一小方格，题该册所属韵目，又低一字再注明这一册又是该韵目之第几册。这样“考索之便”，真如“探囊取物”了。
《永乐大典》不仅是我国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就其书籍本身，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永乐大典》的修纂，从永乐元年(1403年)修《文献大成》算起，到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仅五年，如果从永乐三年(1405年)重修算起，只有三年。这样一部煌煌巨制，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应当说是速成的。其纂修过程及详情，可惜史籍中有关具体记载很少。这么大的一部著作，参加人员又是如此之多，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分工，显然不易把工作做好。《永乐大典》修纂的组织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是监修，由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担任。以下是副监修，亦是三人，为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整个编辑机构分工由监修、总裁总其大成，都总裁一人由陈济担任，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情况。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大致还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领导若干纂修人员，从事搜集和加工本部书的图书资料。在副总裁中，如林环兼《书经》副总裁，王彦文兼《诗经》副总裁，高得兼《三礼》副总裁，蒋用文、赵友同兼医经方副总裁，释道联兼释教副总裁，从这些人担任的职务来看，显然是与他们个人的专长相结合的。如果副总裁所主管的部门范围较广的话，再分成若干小组，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再由校对人员负责核实资料，最后是缮写工作。此外还设有“催纂”五人，监视编辑工作的进度。整个编纂机构虽然庞大但并不臃肿，人手众多却没有造成杂乱。由于组织严密，分工细致，保证了整个工作的顺利展开。
修纂《永乐大典》的最高负责人监修姚广孝、郑赐、解缙三人，从商订《大典》凡例直到定稿，做了许多工作。姚广孝，僧名道衍，年十四岁即出家为僧。他从小好学工诗，而且擅长阴阳术数之学。朱棣“佐定天下”，他“论功以为第一”，他还担任过重修《太祖实录》的监修。解缙，吉水人，洪武二十年进士。修纂类书是他长期的夙愿，在修《大典》之前，曾参与修撰《太祖实录》、《烈女传》等书。修纂《永乐大典》时，他“刊定凡例，删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罗隐括，纤悉靡遗”，起了很大作用。副监修、总裁、副总裁中也有一大批博学之士。总裁胡俨，从小好学，对天文、地理、律历、医卜等方面的典籍，“无不究览”。副总裁曾颢学识渊博，有一次明成祖曾摘录各种书上的疑难隐僻的事情来专门考问曾颢，他应对如流，“靡不悉对”。因为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外，还担任一个部门的实际工作，所以分配工作时，要知人善任，与他们的专长结合，如对礼学颇有研究的高得担任三礼诸条，认为他对“前人经说，去取尚为精审”。又如王彦文擅长《诗经》，著有《诗经旁通》一书，由他来担任《诗经》副总裁，是非常恰当的。医经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他们本是太医院的御医，释教副总裁是高僧释道联，无疑也是极为合适的人选。
《永乐大典》是部百科大全，涉及范围极广，必须发掘和汇集各种学科的优秀专业人材。为此，永乐三年和四年曾各征召过一次纂修人，由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官吏荐举人选，经过考核，予以录用。这次征召来的修纂人员中，大部分是地方府、县的训导教谕，有的甚至是布衣诸生。他们虽来自民间，却有不少是学识渊博，赋有专长的。姚广孝等善于识别人才，破格任用。都总裁陈济，武进人，他以布衣身份被征召来担任都总裁，并对《大典》的修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仅与姚广孝、解缙等人把《大典》的体例制订得秩然有法，十分得体，而且修纂人员工作中发生的疑难问题，他都能“应口辨析无滞”，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该博的。永乐三年征召来的滕用亨已年近古稀，学问极为博辩，尤其精通“六书之学”，明成祖曾召见面试篆书，他书“麟凤龟龙”四个大字，又献《祯符》诗三首，得到明成祖的赞赏。又如对民间文学很有修养的李昌祺，擅长阴阳之术的裴仕杰，精通星历和数学的薛富，以医道著称的沈永、江奚修，对佛学释藏造诣很深的高僧释壁庵、释惟寅等都为修纂《大典》发挥了自己的专长。
永乐五年《大典》定稿后，又征召了一批缮写人员和画师，进行清钞。这些人员中，有不少人是技艺高超，擅长篆隶楷草的书法家和工于绘画的艺术家。
修纂《永乐大典》荟萃了全国各方面的优秀人材，“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盛况空前。
此外，对编纂者的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优裕条件。明成祖让编辑人员到皇家图书馆阅读图书，使他们“尽读禁中之书”，“学识益进”。为了上班行走方便，把他们安置在离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居住，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供以茗果。每日晚餐后允许出游少息。为了编纂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仍免朝谒”，诸如此等，无疑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永乐大典》是在南京文渊阁纂修的，文渊阁又是当时皇家藏书的地方，所以修成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里。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新宫建成，迁都北京，明成祖命令从南京文渊阁的藏书挑选了一部分运来北京，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才移入北京的文渊阁。《永乐大典》大概是同时从南京运来北京的。由于特别重视，运到北京以后就贮藏在文楼。
永乐七年十月《永乐大典》清钞完毕后，有人提议过刊刻，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又建议交各省督抚分批刊刻，都因“工费浩繁”，只好作罢，只是重录过一部。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了一次大火，三殿被烧毁，文楼在一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于抢救及时，《大典》得以保全。明世宗是非常喜欢《大典》的，案头常备置数十册，经常翻阅。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多次同建极殿大学士徐阶谈过。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正式决定重录，任命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翰林院修撰林鸿年、丁士善、徐时行，翰林院编修吕德文、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等担任。为了物色善书人，吏、礼两部主持了“糊名考试”，招收儒生程道南等一百零九人，并为重录工作增置了服务设施和人员，如内府御用监调拨了画匠、砑〔ｙà〕光匠、纸匠等，顺天府提供砚台、水罐、笔墨，惜薪司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月米”，此外还配备了警卫人员。
重录时还订有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写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大典》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该册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以示各人职责。我们今天查阅《大典》，没有发现丝毫挖改涂补的痕迹，可见当时是严格执行了规章制度的。
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方才完成。重录副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重录之初，徐阶认为《永乐大典》是上万卷的巨帙，不是短时间里能完成的。他主张只要抄一部副本就可以了，所以在版式上不必仿照原书，只照经书尺寸，书法也可不拘。后来他翻检《大典》时，发现有大字小字，又有山川、宫室、草木等图形，觉得如果版式一动，行款图画都要变动，反不如照原样摹写来得方便，这才决定重录本全仿永乐钞本。
重录之后，《永乐大典》有了两个钞本，一般人称重录本为“嘉靖钞本”或“副本”，永乐间修纂本为“永乐钞本”或“正本”。正本大概仍归藏文楼或文渊阁，副本贮藏在新建的皇史阁。
《永乐大典》的命运，象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受尽种种磨难和摧残。虽然有正副二部，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明成祖虽然动员和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纂了《永乐大典》，但明代各代帝王中查阅过《大典》的却寥寥可数。据记载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两人最喜欢读书，常阅《大典》，明孝宗曾经把《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过太医院，明世宗案头常置数册，按韵索览。这都发生在《大典》重录之前，用的当然是永乐正本。《大典》重录之后，有关《大典》下落的记载很少，以致以讹传讹，弄得扑朔迷离，隐晦难觅了。明神宗万历中，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曾建议刊刻，但他没有说用哪个本子来刊刻。太史令李维桢说过“其书(指《大典》)冗滥可厌，殊不足观”的话。他对《大典》的看法当然是错的，但从他的话来看，好象见过《大典》似的。从他们二人的言行，可以看出明万历中《大典》是完整不缺的，何况这时离重录还不到三十年呢!至明末，有些人就认为《大典》已经不存在了。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说：“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谈迁以为正本、副本早在万历末年已经不存在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持有与谈迁同样看法，认为“全部皆佚”。明末宦官刘若愚，熟悉宫廷内情，写了本书叫《酌中志》，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他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在明清之交，宫里宫外的人，由于不知道《大典》所在，因此疑猜它已经不存在了。
清代康熙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阁发现了《永乐大典》，是嘉靖抄本，并已有残缺。徐乾学认为，《永乐大典》在“鼎革时亦有佚失”，也就是说副本在明清之际已有散失了。雍正间又把《大典》副本从皇史阁改贮在翰林院。李绂、全祖望在翰林院也见到过。全祖望却认为正本没有遗失，藏在乾清宫里，他曾经想建议用宫里的正本来补配副本。直到清末缪荃孙也抱有与全祖望相同的观点，而且他认为正本是在嘉庆间乾清宫失火时销亡了。其实全祖望、缪荃孙等对正本的下落都是猜测之辞。乾隆九年至十四年间，在编制《天禄琳琅书目》时，把宫中的善本都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进行编目，如果宫中藏有《永乐大典》正本，怎么会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呢?后来修《四库全书》时，屡叹《大典》副本不全，曾在宫里宫外都找过。《永乐大典》是万卷以上的巨帙，如果正本藏在宫里，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并没有找到。清高宗曾作诗说：“《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清高宗对《大典》不全亦无可奈何，可见《永乐大典》正本在清代以前已经亡佚。但正本何时亡佚，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一般人估计毁于明清变动之际。《永乐大典》正本的亡佚，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损失。
《永乐大典》副本的遭遇也很惨。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在它身上留下深深的创痕。
《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迄清康熙这一百五十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阁，雍正年间又改藏在翰林院的敬一亭。开三礼书局的时候，李绂、全祖望都利用过，发现有残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要从《永乐大典》中裒〔ｐóｕ〕辑佚书，对《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一千多册，合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四库全书》总裁纪昀对《大典》已非全帙，深为叹息。这二千多卷何时亡佚，没有一丝线索。有人猜测，康熙间修书时，总裁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阁翻阅此书，估计残缺部分尚留存在他们家中。清高宗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这些人家中查问，并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但一本也没有找到。同时估计到《大典》是“前朝旧书”，很可能流通在书贾坊林之间，于是又派专人“留心体访”，也没有找到下落。副本二千余卷的亡佚，也可能在明清之际，这是《永乐大典》副本的第一次丢失。
清乾隆时，对《永乐大典》的保存，应当说还是比较重视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发生过一次《大典》失而复得的事件。当时《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偷去。清高宗对这件事非常恼火，他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命令立即“查询明确，据实覆奏”。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缉盗贼。由于官府搜缉很紧，《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都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把这六册悄悄放到御河桥边。虽然《大典》失而复得，但黄寿龄受到罚俸三年的处分。
从此，四库馆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携书外出，《大典》丢失的机会自然减少了。
《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一些馆臣视《大典》为“精华采尽，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嗣后，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一统志时都曾利用过《永乐大典》，但已缺乏严格的保管制度。尤其是道光之后，《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蛟鼠啮，无人过问，一些官员便乘机偷窃。《大典》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巨帙，不易拿走。可是翰林院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极为巧妙。据清人缪荃孙记载：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大典》大小。晚上离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却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而去，丝毫不起疑心。日积月累，象文廷式之流一人就盗走一百多本。《大典》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用每本十两银子的高价暗中收购，以致《大典》亡佚日多。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五千册，至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和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八百册了，亡佚之快，简直惊人。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永乐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为的破坏。
《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是帝国主义两次对中国的侵略。咸丰年间，英法帝国主义谋求扩大侵华特权未果，便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称为“万园之园”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矩，化为灰烬。翰林院中的许多珍贵典籍，侵略军也肆意焚烧拿取，任意糟蹋，《四库全书》文源阁本在这次劫乱中被焚毁，《永乐大典》也难以幸免。当时相传英人劫走的《大典》最多，故后来黄公度出使英法时，王颂蔚临别赠诗说：“《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岩伏。颇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王颂蔚说伦敦藏有《大典》“稿有盈两屋”，希望黄公度出使英法期间，能搜求《大典》回国。
事隔四十年，《永乐大典》又遭受了另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组成八国侵华联军，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入侵北京。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其余也散落在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英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记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这一册，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另一个叫威尔的，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得更为详尽。他写道，翰林院里的藏书“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这些典籍“有与黄金等价者”，在猛烈的枪声中，有人用火具抛入翰林院，“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威尔、翟理斯等人，当然也是属于在火光中恣意“拣选”，抱之而奔者。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哄抢完毕后，还装模作样地到总理衙门报信，真是贼喊捉贼。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事后，在废墟堆中，还有不少人捡到《永乐大典》，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侵略军的马槽下就拣到《大典》数十册。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散裂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成为他们象征东方文化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戏字韵的一册，就是叶恭绰在1920年从伦敦买回的。
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趁火打劫，意犹未已，还千方百计地从中国私人手中攫夺。东洋文库便是一例。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利逊文库，为英人莫利逊创办，他在庚子事变中掠得《大典》六册。莫利逊死后，东洋文库从他的妻子手里接收了六册《大典》，同时委托北京等地书肆，如有出卖《永乐大典》，希望首先告诉他们，因此又购得多册。1943年春，东洋文库得悉吴兴嘉业堂所藏的四十九册要出售，便勾结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合伙购得，因此，这一大批《大典》为满铁图书馆占有了。一些官吏和书商，为贪图暴利，也随便将《大典》售于外人。民国三年(1914年)有个叫董康的官吏，携带十七册《大典》东渡日本贩卖。又如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美国还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一册《永乐大典》。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我国珍贵文物的罪行不胜枚举，掠夺《永乐大典》仅是其中的一桩。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永乐大典》在暗偷明抢、巧取豪夺之下，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少量《大典》，有一些也远离了她的祖国，流散到异域远邦。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无人不为之痛心。
解放后，中华民族走上了统一富强的康庄大道，《永乐大典》也结束了颠波流散的命运。党和政府对古代文化遗产极为重视，文化部与北京图书馆特地联合举行了《永乐大典》展览，宣传《永乐大典》的价值及其遭遇，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内许多公私藏书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从大局出发，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残存本捐献国家。
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二十一册捐献出来。张元济先生创办的涵芬楼，曾是大江以南藏书最为宠富者，且多孤本善刻，可惜毁于“一二八”日寇侵略上海的炮火中。这二十一册《大典》因先期取出，成了劫后幸存之物。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捐赠了四册。一些私人藏书家如赵元方等也把自己多年来苦心珍藏的《永乐大典》捐献给国家。琉璃厂书商王富晋开设的富晋书社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曾购得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店中以多善本孤本著名。但他有一册《永乐大典》，秘不示人，一心想卖大价钱。解放前有好几个藏书家想买下，如果不是王富晋开价惊人，这一册《大典》早归他人所有了。解放后，他看到党对文化遗产十分重视，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欣然把一册《大典》卖给了文物局。
流散在国外的《永乐大典》，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期，先后三次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六十四册归还了我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归还了三册。
由于公私藏书家的捐献和苏联等国的归还，使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永乐大典》册数，由解放前的一百一十册骤增到二百一十六册(其中包括抗战时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六十册)，另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也各藏有一册。
现存于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约三百七十余册，共八百零一十卷。由于散存在十多个国家的三十余个公私收藏家手中，大大限制了中外学者对《永乐大典》研究工作的开展。为此，中华书局组织了专门班子，作了长期的调查，并在1959年将当时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问世。中华书局影印本将原书缩小为线装四开本，书名用红色，正文用黑色，二色套印，极为清晰醒目。分装为二十函，共二百零二册。还将乌字韵的一册按照原书版式尺寸和装帧，制成仿制本，以便使今天的读者能见到《永乐大典》原书的风貌。
自1960年至今，中华书局仍在继续访查，经多方联系，又陆续征集到六十七卷。这六十七卷中有上海、山东新发现的五卷，台湾的五卷，其余都是流散在海外的。仍为线装套印，二函共二十册，称为《永乐大典》续印本。中华书局又把以前影印的七百三十卷连同续印本所收六十七卷共七百九十七卷，印制成十六开精装本，并于其后附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
嘉靖抄本的《目录》早已亡佚，幸亏丛书根据《目录》抄本刊刻过，今精装本所收《目录》即据此复制。此外，我国台湾也出版了《永乐大典》影印本，共收七百四十二卷，是在中华书局七百三十卷影印本的基础上加配台湾和西柏林所藏的十二卷(中华书局续印本已收)。日本也影印过天理图书馆所藏的十六卷《永乐大典》。
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为八百零一十卷，中华书局两次影印本共收七百九十七卷，已占现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
《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然而《大典》同封建社会一些官修大型类书一样，都是满足于封建帝王个人的需要。修纂之后，长期深藏禁中，别说一般读书人，就连那些翰林学士也难得寓目。它不过是明代帝王的御用品而已。
《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文献资料。明万历间重修《文渊阁书目》时，《大典》所收之书，已十仅存一。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亡佚的典籍就更多了。但对《永乐大典》的利用，是清代才开始的。最早利用《永乐大典》的是李绂和全祖望。雍正间开三礼书局，他们在翰林院得到阅读《永乐大典》的机会，发现其中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为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
他们开始了辑佚工作，并订出凡例，规定有传本的不辑；即使无传本但“不关大义者”亦不辑；裒辑范围主要是经、史、志乘、民族、艺文五方面的“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的书籍。两人相约每日读二十卷，先把要辑录的签出，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大典》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全祖望感到个人力量单薄而深表忧心。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但他们已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唐说斋文钞》等十种久已失传的书籍，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清高宗乾隆中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四库总裁官于敏中的支持。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0年)，共辑出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林宝《元和姓纂》，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南宁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得以保存。
嘉庆间修《全唐文》和道光时重修一统志，也利用过《永乐大典》，翰林院的一些对古代文化典籍有兴趣的人，都做过辑佚工作，其中以徐松最有远见，魄力也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辑出的《宋会要》有五百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有一百五十卷，象这些上百卷的大书，四库馆臣都没有能办成，却由徐松完成了。光绪间，文廷式、缪荃孙等人，也曾做过辑佚工作，辑有《宋状元及第图》一卷、《寿昌乘》一卷、《曾公遗录》三卷、《十三处战功录》一卷等。由于那时《大典》日已亡佚，故所辑的书，均是一些零星小书。
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进行辑佚之时，尽可能与其学术研究相结合，这方面也颇有成绩。杭世骏撰写《续礼记集说》所采用的宋元人之说，将近一半。徐松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的专著《登科记考》，有关唐人及第的史料，许多采撷于《大典》中的宋元方志；他从辑出的《元河南志》一书中，还取得了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的可靠史料。
清代对《永乐大典》的利用，大体上分三个阶段，即《四库全书》馆以前、《四库全书》馆时期和《四库全书》馆以后。清人所做的辑佚工作有一定的成绩，抢救出不少有用的文化典籍，对学术研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开《四库全书》馆那次，当时《大典》尚为齐全，条件也比较好，完全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些，但是，由于辑佚的目的专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所以存在不少问题。清统治者在维护、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哪些书该辑，哪些不辑都有严格的规定，尤其对有进步思想的著作全都摒弃不辑，即使要辑的书，只要内容与封建儒家思想有违悖之处，即被视作异端，大加删改。
《永乐大典》内文
《四库全书》馆是一个封建官僚机构，许多人为谋求升官发财而来，对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这样一项重要工作，马虎应付，粗枝大叶，贪图省工，拖蹋迟慢，几乎弄得无法进行，连当初赞成辑佚的总裁官于敏中也把它比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不打算坚持下去了。周永年、朱筠等为之力争，一些馆臣索性把整个工作推委于周永年一人。他不管刮风下雨，寒天酷暑，坚持裒辑，又抢救出《公是集》等十余种，但周永年也为之精力殚尽，而有的人尸位素餐，在馆数年，“竟有全无所得者”。四库馆的辑佚工作结束后，还保存了一大批散片，只要稍微做些加工，即可成册。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法式善进馆时，还利用这些散片抢救出苏过的《斜川集》等书。由于统治者认为这些“皆非要书”，“止须缓办”以致本来极易抢救出来的又遭散失了。
《永乐大典》中有关宋元两朝的史料极为丰富。清人法式善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这样说并不过誉。今《大典》卷一四六二——一四六二九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有关宋代官吏铨衡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也是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史所不可缺少的。元代的地理总志《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湖泽、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甚为详尽，为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惜明后亡佚。今人虽据《大典》作有辑本，但遗漏不少，仍可补辑，使之更为完善。《大典》所收的古算书有《杨辉日用算法》、《杨辉摘奇算法》、《锦囊启源》、《严恭通原算法》等等，载宋元时粮食、布匹、食用消费品的物价变化，这些重要的经济史料，也是它书所未见的。
《永乐大典》收辑志乘一门极多，而四库馆臣几乎完全放弃，只有后来徐松、缪荃孙诸人才稍为留意。图经方志所记各州府县的山川、气候、物产、风俗、人物、艺文等内容，最为翔实可信。《大典》中的志乘绝大部分是宋元人所编，是我国志乘一类中的最早著作，其所记内容，许多是后来同类书所不载的，至为宝贵。现存的《大典》中尚存方志约七百余种，较为完整的有《湖州府志》、《杭州府志》、《绍兴府志》、《苏州府志》、《太原府志》、《汀州府志》等十多种。如卷一一九五收的《南海志》，所记元代广州赋税、土产及舶货、诸蕃国名等，是了解元代大德年间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又《太原府志》有关于山西各地煤矿分布及开采情况，为后来方志所缺，对今天了解山西矿产分布，加快开发山西煤炭资源，也极有参考价值。
《永乐大典》中收辑的科学技术书籍也不少，卷一三一九四“种”字韵收吴怿《种艺必用》和张福《种艺必用补遗》两种，这是久已失传的古农书。《种艺必用》为南宋末年的著作，记述地点在江淮以南，《补遗》是宋末元初时期的著作，记述地点在山东，两书总结了粮食作物、蔬菜、果木、花卉的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可补《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的不足，在宋元间农业科学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与《种艺必用》合称为《永乐大典》残存本中工农学逸书两大名著的元初薛景石的《梓人遗制》，是一部记载各种车子和机子(罗机子、立机子等)的制造方法的专业用书，并附有详细的图说，可惜原书绝大部分已被毁，现在只能见到一小部分了。
《永乐大典》的监修姚广孝，本是医家之后，担任医学副总裁的蒋用文、赵友同又是太医院的名医，《大典》中医学部门不仅编纂精审，征引医籍亦多。清人仅辑出二十一种，据现存《大典》，至少还辑出五十多种，这些医籍是远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的宋元医学名著，内容包括内、伤、皮肤、五官、小儿、妇产等诸科，所记验方，均切实可行。清乾隆年间有个叫蔡葛山的人，曾参加修纂《四库全书》。他的孙子不小心把铁钉子吞进肚子里，请了不少医生，用各种方法治疗都没有管用，孩子的病越来越重，非常着急。后来他看到《永乐大典》所收的《苏沈良方》里有专治小儿吞铁物的药方，照法服药，铁钉很快排泄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