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多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革命先辈们正渐渐离我们而去，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也逐渐的只停留在教科书上，埋藏在历史资料里，风干在纪念文物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跪下一个人，站起来整个民族
七十多年过去了，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昔日发动战争的两个元凶，德国和日本，在认罪悔罪方面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作为欧洲战场上的罪魁祸首，德国法西斯给欧洲人民尤其是犹太人民带来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但德国在战后的反思与忏悔也是彻底的。德国不仅接受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而且一直在对旧纳粹党徒实施清算，不断为纳粹的侵略和暴行反省、道歉，至今仍然在为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支付大量赔偿。德国坚持“直面历史”，其历史教科书中也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史实置于显要和关键位置。最终，德国通过实际行动化解了德法两国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消除了与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世仇夙怨，并且与以色列（犹太人建立的国家）建立了永久正常关系。当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惊天一跪”，便是德国对待法西斯战争的最为深刻的反省。
华沙之跪
“鬼灾人祸”
反观日本，作为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罪魁祸首，日本法西斯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其罪行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有道德和良知的人的底线。但即便如此，在中国和亚洲人民不愿以仇恨心理处之的情况下，日本国内仍然坚持对那场战争持错误态度，这不能不引起国际上所有爱好和平人士的思考和警惕。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抗日战争
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分别是，一、历史教科书问题，删去大量有关侵略史实的记载；二、“南京大屠杀”问题，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并质疑“三十万”的被害人数；三、强征慰安妇问题，拒不承认这一史实；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运动及民间索赔问题，日本政府和法院拒不承认和赔偿；五、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官方包括首相一再“拜鬼”。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军国主义残余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不惜国内反对之声、不惜伤害邻国感情、不惜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也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对历史问题持挑衅态度呢？
从历史层面而言，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采取的绥靖庇佑政策是日本历史问题产生的根源。首先，麦克阿瑟主导下的东京审判没有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导致大量封建军国主义余孽逃脱了制裁，并在其后对日本的民主改革中，未能对残留在日本政治、经济上的封建军国主义残余进行彻底打击，以至于这些封建军国主义残余在日后改头换面，成为日本的右翼势力，直接造成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其次，美国在日本民主改革中，保留了天皇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天皇逃脱了审判的制裁，并被继续保留下来，这就给对天皇无比崇拜的日本人造成一种错觉：既然天皇没错，那么发动那场战争自然也不会有错。这就为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
此外，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其进行改造的同时，客观上剥夺了盟国其他成员参与日本占领和改造的权利，尤其是剥夺了近代以来饱受日本侵略的中国、韩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彻底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及责任的权利。造成的后果就是，对以强者姿态出现在日本各个层面的美国，日本持绝对服从态度；而对于被侵略和伤害的亚洲邻国，则被日本打上了“弱者”的标签，日本不愿意向其低头认罪。
麦克阿瑟在日本
无政府主义状态
从国际层面而言，当今国际社会仍然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有联合国的存在，但也难以对日本这样的强国施加有效的约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日本对于历史问题有一系列错误的言行和举止，国际社会也未能对其施加有力的制裁，即使是打着“人权”旗号，以捍卫“秩序”和“自由”著称的西方国家，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批评和道义上的谴责。尤其是当邻国对于日本的反制措施也浅尝辄止，仅仅停留在表面，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时，日本就显得更加有恃无恐。
联合国
耻感文化
从文化层面而言，耻感文化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占有重要地位。《菊与刀》中对日本的耻感文化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耻感占据着最高的地位。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很在意世人对于自身行为的评判以及看法。他们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忏悔视作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十分淡漠，即使怀有内疚和悔过，也往往是由于受外界刺激而产生，而非发自内心的认知和反思。
菊与刀
狭隘的民族性格
从民族性格层面而言，长期封闭孤立于海岛之上，使得在日本在历史上同其他文明接触、冲突和受到惩罚的机会非常有限，从而导致了日本民族极其狭隘的世界观，他们只知道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几乎没有任何国际道德义务可言。此外，长期面临的恶劣环境，造成了持续的生存危机，右翼主义便将追求生存空间作为日本不断侵略扩张的理由，罔顾日本的扩张早已超出生存所需的事实。而当一个民族仅以追求生存作为唯一目标时，可以想象，道德的考量将被置于何地。
狭长的地形造就狭隘的性格
“皇国史观”与武士道精神
从宗教层面而言，当日本奉行的神道教与政治相结合，便形成了独特的“皇国史观”，其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大和民族则是至高无上的民族。将日本的侵略行径美化成“高等民族”对于“低等民族”的拯救与解放，极力鼓吹征服世界的合法性。虽然二战后，美国在日本进行的民主改革中，“皇国史观”作为一种军国主义历史观被否定，但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皇国史观”陈渣泛起，在日本仍然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力。
日本天皇居所
其次，与“皇国史观”互为表里的武士道精神也是日本不愿正视历史问题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皇国史观”是抽象的指导思想，那么武士道则是具体的行动指南。武士道精神极端崇拜天皇、极端崇拜武力、也极端崇尚名誉，认为名誉高于生命。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日本人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会选择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
武士道精神
“自虐历史观”
从心态层面而言，日本右翼势力炮制了所谓的“自虐历史观”的谬论，即认为日本如果承认“南京大屠杀”，承认自己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那就是自己虐待自己，自己摧毁自己民族自尊心，日本的国家精神将会全部崩溃。中曾根康弘曾表示，如果一概否定“那场战争”，就会影响日本国民特别是下一代人的“国家意识”和“士气”，今后就不会再有年轻人来为国家效力和献身。此外，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死亡是一种终极的解脱，在日本的文化中，对死者进行批判和审判是难以接受的。
樱花与生死观
集体主义
从集体主义角度而言，日本人总是将自己视作某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是他们的利益或命运共同体。对于集体的强烈归属感和依赖感，使他们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利益。然而集体主义既能放大个人力量，也能缩小个人责任。他们认为，对于集体所作的决定，应当由集体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人承担后果的责任感。许多日本人至今仍认为，当年的对外侵略战争不是个别人发动的，而是全民族的集体行动，从而为个人逃脱责任寻求合理性。
对于集体的归属感
政治选票
从功利主义角度而言，坚持对历史问题的错误看法有利于政客拉拢选票。根据2017年中日联合舆论调查，日本受访者对中国印象“不好”或“相对不好”的比例高达88.3%。正是有这些“民意”基础的存在，使得迎合“反华”、“厌华”民粹主义的言行更容易捞得政治资本。再加上“中国威胁论”、中日钓鱼岛争端等问题一度沉渣泛起，甚嚣尘上，更是扩大了这些错误史观的生存空间。
日本政客街头演讲
铭记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错误认知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复杂因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考量，并且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早已根植于日本的民族性格、文化、宗教、行为习惯等各个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日本有过战争经历的老一辈健在者变得越来越少，而年轻的一代由于历史教育、舆论宣传等原因对于日本作为侵略战争者的认知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因而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错误认知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应当对这一现象保持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