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世上，做一只独特的乌鸦，该有多么荣耀，但又多么艰难”，这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谬塞写在《白乌鸦》的开头的一段话，这白乌鸦最像谁，应该是前苏联最传奇的舞蹈家：鲁道夫·努里耶夫。
最近，有两件与努里耶夫有关的艺术品在上海现身，一个是他一手改造的巴黎歌院芭蕾舞团，跳着“努里耶夫”版的《天鹅湖》在上海翩翩起舞，另一个是拉尔夫·费因斯导演的《白乌鸦》出现在上海电影节，故事的主角正是努里耶夫。
这位苏联的舞蹈家到底有什么好讲的，的确他是20世纪芭蕾舞史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可是比起在舞蹈上的功勋累累，说起他时更离不开他轰动世界的一次腾跃：叛逃西方，《白乌鸦》聚焦的就是努里耶夫曲折人生中的叛逃经历。
舞台中央的舞者
说起这部电影的导演拉尔夫·费因斯，大家绝不陌生，他是《辛德勒名单》里的纳粹军官戈伦，是《英国病人》中的考古学家艾马殊，是《哈利波特》的大反派伏地魔，这位英国人要怎么讲好一位苏联舞蹈家的人物传记片，拉叔用童年、苏联、巴黎这三条线交叉叙事把努里耶夫1961年滞留法国前的人生讲清楚了。
1961年6月16日，法国巴黎布尔歇机场，正在巴黎访问的苏联基洛夫歌剧院的台柱努里耶夫突然甩开跟着他的苏联警卫人员，跑向巴黎警察寻求庇护，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新闻。
努里耶夫的故事还要从1938年的一个冷春说起，那一年，他诞生在一辆疾驰的火车上，独特的出生经历却没让他成为那个被上天眷顾的小孩，从小父亲长期在外，他体会着妈妈独自养家的艰辛，但他又是最特别的孩子，5岁就迷恋上了芭蕾舞，上天给了他非凡的舞蹈天赋。
由于二战的影响，直到1955年努里耶夫才进到列宁格勒的芭蕾舞学校进修，接受正规的训练，那时的他已经17岁了，他有着普通人的努力刻苦，慢慢崭露头角，但他也是与当时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类，只爱芭蕾，不服管教，他开始挑战芭蕾文化的传统。
说起芭蕾，大家想到的都是曼妙身姿的女性，的确，数百年来，女性都是芭蕾舞台的绝对核心，男性舞经历同样严苛的训练，却只能在舞台上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呢，成为女舞者的陪衬，努里耶夫对此很不服气，他重新编排了经典的舞蹈，让男性舞者有了一片天地，他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扭转了男舞者的配角地位。
努里耶夫对舞蹈的热爱是痴狂的，他带着狂热的自信和耀人的展现力，成为团队的首席，就像他说的，只要我上台，你就一定会注意到我，在台上的他似傲人的天鹅于红尘中，轻步曼舞像燕子伏巢，疾飞高翔像鹊鸟夜惊，这样的人要么成为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叛逃”西方的舞者
“巴黎，在你的面前，黎明的，黄昏的，中午的，深宵的，我看见，你有你自己的个性，愤怒，欢乐，悲痛，嬉戏和激昂！”这首诗用来形容努里耶夫的巴黎之行再合适不过，努里耶夫的眼里带着洞悉万物的观察力，他在卢浮宫在教堂里凝视名画和雕塑的专注渴望，人体、画像、玻璃窗花都让他感受着艺术的无限魅力。
努里耶夫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感受着在苏联未曾体验过的艺术自由，可随行的克格勃们（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显然不懂这份巴黎的浪漫，在冷战时期，在那个东西方国家对立的年代，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算身在法国，也无法和当地的舞者交流，在演出方举办的晚宴上，苏法两国的舞者各站一边，泾渭分明。
只有努里耶夫无视了这默认的规定，他一人走向法国列队，与自己敬仰的舞者皮埃尔交谈起来，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在皮埃尔的带领下，他结交了一众法国名流，甚至还与一位富家女克拉拉展开了甜蜜的爱情，他骨子里带着天生的反叛，从不怯于打破规则，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太危险了。
巴黎的访问之旅结束时，随行的克格勃却将努里耶夫强行带离队伍，他们称努里耶夫要为当时苏联最高的领导人做节日表演，两小时后独自一人飞回莫斯科，努里耶夫当然知道这个理由多滑稽，他向送行的法国舞者求助，引起记者的注意，特工们立马改口称是因为他母亲病重，必须回国。
根据多年后的解密文件显示，当时的赫鲁晓夫亲自下令，要除掉这个过于亲近西方的叛徒，随行的克格勃才拼命的要带他回去，赶来的帮忙的克拉拉以告别的名义对鲁道夫耳语，告诉他向身后的法国警察提出政治庇护，一边是返回祖国生死未卜，一边是投奔法国，背负罪名，他最后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了，然而留下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过是最纯粹的舞蹈自由，选择无关政治，只是因为舞蹈。
努里耶夫想要的并不多，不过是想和世界各地的舞者自由的交流，然而对苏联来说，这样的自由意味着失控，必须给予惩罚。
脱掉镣铐的舞者
多少年后，当人们谈起这位苏联的舞者时，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场毫无策划的叛逃。当政治和艺术相遇时，他们必须各处两方天地吗，这是影片里浅尝辄止的讨论，也是这场叛逃背后的原因，努里耶夫声称无心政治，只想跳舞，在他内心深处是对自由，对外面世界的向往，然而在巨大的时代背景的压力下，每个人身上都背负了沉重的东西，自由的挣扎也显得尤为珍贵。
一切都是为了艺术，他太痴迷了，为了舞蹈他愿意屈服和忍耐，只是为了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他来自苏联乌法，深知那里的落后与贫穷，他想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即使被人议论自私也不愿回去，为了留在剧院跳舞，他在女前辈的指导下与她“亲密”接触，他住在舞蹈老师家中，无法拒绝投怀送抱的师母，即使这一切让他发疯，可他还能跳，直到遣送回国的威胁让他再也无法忍受，回去就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终结，于是才有了那让世人震惊的一跃。
“我也许再也无法重返舞台，那样的话，我的生命也随之失去意义”这是努里耶夫自传小说里的描述，的确，他向往自由，但这种向往里无关政治立场的对立，也并非被物质的繁华迷惑了眼睛，所谓的叛逃也是个性使然下的无奈之举，努里耶夫也不过那个时代下带着镣铐的舞者，他自私地想要脱掉镣铐，那个时代的人不会理解他，就像苏联一位官员说的：“回苏联他也可以跳舞啊”，只是他不知道跳舞这件事从来都不需要问别人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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