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世上，做一隻獨特的烏鴉，該有多麼榮耀，但又多麼艱難”，這是法國浪漫主義詩人謬塞寫在《白烏鴉》的開頭的一段話，這白烏鴉最像誰，應該是前蘇聯最傳奇的舞蹈家：魯道夫·努裡耶夫。
最近，有兩件與努裡耶夫有關的藝術品在上海現身，一個是他一手改造的巴黎歌院芭蕾舞團，跳著“努裡耶夫”版的《天鵝湖》在上海翩翩起舞，另一個是拉爾夫·費因斯導演的《白烏鴉》出現在上海電影節，故事的主角正是努裡耶夫。
這位蘇聯的舞蹈家到底有什麼好講的，的確他是20世紀芭蕾舞史繞也繞不過去的人物，可是比起在舞蹈上的功勳累累，說起他時更離不開他轟動世界的一次騰躍：叛逃西方，《白烏鴉》聚焦的就是努裡耶夫曲折人生中的叛逃經歷。
舞臺中央的舞者
說起這部電影的導演拉爾夫·費因斯，大家絕不陌生，他是《辛德勒名單》裡的納粹軍官戈倫，是《英國病人》中的考古學家艾馬殊，是《哈利波特》的大反派伏地魔，這位英國人要怎麼講好一位蘇聯舞蹈家的人物傳記片，拉叔用童年、蘇聯、巴黎這三條線交叉敘事把努裡耶夫1961年滯留法國前的人生講清楚了。
1961年6月16日，法國巴黎布爾歇機場，正在巴黎訪問的蘇聯基洛夫歌劇院的臺柱努裡耶夫突然甩開跟著他的蘇聯警衛人員，跑向巴黎警察尋求庇護，成為當時轟動世界的新聞。
努裡耶夫的故事還要從1938年的一個冷春說起，那一年，他誕生在一輛疾馳的火車上，獨特的出生經歷卻沒讓他成為那個被上天眷顧的小孩，從小父親長期在外，他體會著媽媽獨自養家的艱辛，但他又是最特別的孩子，5歲就迷戀上了芭蕾舞，上天給了他非凡的舞蹈天賦。
由於二戰的影響，直到1955年努裡耶夫才進到列寧格勒的芭蕾舞學校進修，接受正規的訓練，那時的他已經17歲了，他有著普通人的努力刻苦，慢慢嶄露頭角，但他也是與當時環境格格不入的異類，只愛芭蕾，不服管教，他開始挑戰芭蕾文化的傳統。
說起芭蕾，大家想到的都是曼妙身姿的女性，的確，數百年來，女性都是芭蕾舞臺的絕對核心，男性舞經歷同樣嚴苛的訓練，卻只能在舞臺上做一些簡單的動作呢，成為女舞者的陪襯，努裡耶夫對此很不服氣，他重新編排了經典的舞蹈，讓男性舞者有了一片天地，他幾乎憑著一己之力扭轉了男舞者的配角地位。
努裡耶夫對舞蹈的熱愛是痴狂的，他帶著狂熱的自信和耀人的展現力，成為團隊的首席，就像他說的，只要我上臺，你就一定會注意到我，在臺上的他似傲人的天鵝於紅塵中，輕步曼舞像燕子伏巢，疾飛高翔像鵲鳥夜驚，這樣的人要麼成為瘋子，要麼成為傳奇。
“叛逃”西方的舞者
“巴黎，在你的面前，黎明的，黃昏的，中午的，深宵的，我看見，你有你自己的個性，憤怒，歡樂，悲痛，嬉戲和激昂！”這首詩用來形容努裡耶夫的巴黎之行再合適不過，努裡耶夫的眼裡帶著洞悉萬物的觀察力，他在盧浮宮在教堂裡凝視名畫和雕塑的專注渴望，人體、畫像、玻璃窗花都讓他感受著藝術的無限魅力。
努裡耶夫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感受著在蘇聯未曾體驗過的藝術自由，可隨行的克格勃們（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顯然不懂這份巴黎的浪漫，在冷戰時期，在那個東西方國家對立的年代，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算身在法國，也無法和當地的舞者交流，在演出方舉辦的晚宴上，蘇法兩國的舞者各站一邊，涇渭分明。
只有努裡耶夫無視了這默認的規定，他一人走向法國列隊，與自己敬仰的舞者皮埃爾交談起來，打破了這微妙的平衡，在皮埃爾的帶領下，他結交了一眾法國名流，甚至還與一位富家女克拉拉展開了甜蜜的愛情，他骨子裡帶著天生的反叛，從不怯於打破規則，這樣的人在那個時代太危險了。
巴黎的訪問之旅結束時，隨行的克格勃卻將努裡耶夫強行帶離隊伍，他們稱努裡耶夫要為當時蘇聯最高的領導人做節日表演，兩小時後獨自一人飛回莫斯科，努裡耶夫當然知道這個理由多滑稽，他向送行的法國舞者求助，引起記者的注意，特工們立馬改口稱是因為他母親病重，必須回國。
根據多年後的解密文件顯示，當時的赫魯曉夫親自下令，要除掉這個過於親近西方的叛徒，隨行的克格勃才拼命的要帶他回去，趕來的幫忙的克拉拉以告別的名義對魯道夫耳語，告訴他向身後的法國警察提出政治庇護，一邊是返回祖國生死未卜，一邊是投奔法國，揹負罪名，他最後的選擇我們都知道了，然而留下到底是為了什麼，不過是最純粹的舞蹈自由，選擇無關政治，只是因為舞蹈。
努裡耶夫想要的並不多，不過是想和世界各地的舞者自由的交流，然而對蘇聯來說，這樣的自由意味著失控，必須給予懲罰。
脫掉鐐銬的舞者
多少年後，當人們談起這位蘇聯的舞者時，說得最多的還是那場毫無策劃的叛逃。當政治和藝術相遇時，他們必須各處兩方天地嗎，這是影片裡淺嘗輒止的討論，也是這場叛逃背後的原因，努裡耶夫聲稱無心政治，只想跳舞，在他內心深處是對自由，對外面世界的嚮往，然而在巨大的時代背景的壓力下，每個人身上都揹負了沉重的東西，自由的掙扎也顯得尤為珍貴。
一切都是為了藝術，他太痴迷了，為了舞蹈他願意屈服和忍耐，只是為了延續自己的藝術生命，他來自蘇聯烏法，深知那裡的落後與貧窮，他想站在更大的舞臺上，即使被人議論自私也不願回去，為了留在劇院跳舞，他在女前輩的指導下與她“親密”接觸，他住在舞蹈老師家中，無法拒絕投懷送抱的師母，即使這一切讓他發瘋，可他還能跳，直到遣送回國的威脅讓他再也無法忍受，回去就意味著藝術生命的終結，於是才有了那讓世人震驚的一躍。
“我也許再也無法重返舞臺，那樣的話，我的生命也隨之失去意義”這是努裡耶夫自傳小說裡的描述，的確，他嚮往自由，但這種嚮往裡無關政治立場的對立，也並非被物質的繁華迷惑了眼睛，所謂的叛逃也是個性使然下的無奈之舉，努裡耶夫也不過那個時代下帶著鐐銬的舞者，他自私地想要脫掉鐐銬，那個時代的人不會理解他，就像蘇聯一位官員說的：“回蘇聯他也可以跳舞啊”，只是他不知道跳舞這件事從來都不需要問別人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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