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劉邦混得相當不怎麼樣，經常去酒館賒賬，留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期的不良信用記錄。至於後來這位皇帝有沒有還錢，史書卻沒有記載。史書只告訴我們：在陳勝吳廣的激勵下，這位曾經賒酒賬的“亭長”從事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職業——造反。
造反的成績很卓著，“楚漢之爭”以劉邦的勝利而告終。
勝利後的劉邦一定很鬱悶，戰亂極大地損耗了社會財富，史籍有記載的戰爭死亡人數就在百萬以上，項羽在攻入咸陽的時候又一把火燒掉了阿房宮。劉邦登基的時候，堂堂皇帝居然連區區四匹白馬都沒湊齊，丞相、大將都要坐牛車上朝，社會經濟之凋敝可見一斑。
環顧漢帝國的版圖，皇帝突然發現自己說話並不算數。
當時全國四十五郡，有三十個郡在齊王韓信、淮南王英布、韓王彭越等十七個異姓王手中。表面上這些異姓王對劉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繳納供奉，只不過把銅錢的重量縮水90％。古人給這種錢起了個很形象的名字——“莢錢”，“莢”是一種豆科植物，與浮萍意思相近。
莢錢
看著國庫裡這些破爛的莢錢，劉邦或許意識到自己距離至高無上的皇權還很遠，只要有異姓王存在，劉邦就不可能實現“大丈夫當如此”的理想。
異姓王都是刀頭舔血的暴徒，斷然剪除必天下大亂，於是，劉邦想到了一個法子：重申秦帝國的鑄幣標準，要求帝國臣民使用重十二銖的秦半兩。更重要的是，異姓王的三十個郡也必須向朝廷繳納這種足值的秦半兩。
劉邦所鑄秦半兩很快就被諸侯回爐，再次鑄成了莢錢，人們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兩也會藏在箱子底。這就是著名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如果良幣和劣幣同時流通，良幣會逐步減少，市面上流通的將都是劣幣。
諸侯依舊向劉邦繳莢錢，貨幣流通還是一團糟，至於糧食價格，則一飛沖天。漢初，每石糧食從五千錢暴漲到一萬五千錢，至於當時的奢侈品——馬匹，則上漲到每匹百金以上。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實在撐不住了，宣佈官方貨幣減重為三銖，實際上承認了莢錢的合法地位。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詳細記載的大通脹，為爭奪財富，皇帝和諸侯競相對貨幣減重，誰的錢最破，誰在市場上就最有競爭力。
貨幣減重無疑會危及帝國經濟，但是重建貨幣信譽的基礎是帝國有良好的實體經濟。為重建帝國經濟，在實行貨幣減重的同時，劉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漢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劉邦將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給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約能獲得一百畝土地。
自從鐵器成為普通農具，中國人始終未曾真正有過自己的土地。戰國七雄征戰不休，嬴政把勞動力都弄去啃磚頭，跟著就是楚漢爭霸，是個男人都被拉出去當兵了。士兵是一柄雙刃劍，既然可以與項羽作戰，當然也可以吞噬剛剛建立的漢帝國。
其實，沒有誰天生就是暴力機器，只要有穩定的生活，誰也不願意靠舞刀弄槍吃飯。絕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們只想平靜地度過一生。這也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靜的一生需要穩定的收入；在農耕社會，穩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數量的土地，即使劉邦這樣的流氓也向往田園生活。
賜予士兵土地，士兵也就實現了這個夢想——“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這是皇帝頒給帝國士兵的最高獎賞。一旦獲得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士兵就成為漢帝國最忠心的捍衛者：誰想打破我的鐵飯碗，我是一定會和他拼命的。雖然劉邦弄出來一個大通脹，但莢錢畢竟是計重貨幣，到底值多少錢，大家可以用秤砣衡量貨幣，對農人的影響不是很大。
劉邦大概沒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後兩千年的社會結構：皇帝是社會最高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錢，逐級管理小農；最底層是萬千小農，他們對帝國納稅，用自己的血汗錢養活帝王與封建官僚。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始終沒有擺脫“皇權—封建官僚—小農”這個三位一體的窠臼。
劉邦經營數年，在自己的十五個郡，國人再無戰爭之苦、秦朝酷刑，小農歸於稼穡，儼然已經是四海昇平。
劉邦有了底氣，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頒《盜鑄錢令》，明文禁止諸侯再以莢錢忽悠他。所謂《盜鑄錢令》，其實就一條：由皇帝統一全國鑄幣權，諸侯不得自行鑄幣。
遺憾的是，諸侯並未執行劉邦的命令。
在封國之內，諸侯擁有自己的軍隊、稅收權和官吏任免權，毫無懸念，劉邦的《盜鑄錢令》流產了，莢錢依舊風行各地，諸侯也照樣拿莢錢忽悠他。
世界原來遠未清靜。
所有人都有可能覬覦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異姓王。異姓王有獨立的封國、獨立的經濟來源，不用拿薪水，當然也就不用聽皇帝的話。楚漢爭霸的時候，韓信就要挾劉邦封他為齊王，現在諸王又拿莢錢忽悠劉邦。
一定要消滅異姓王！
皇權之下沒有任何競爭，也絕不允許有人挑戰皇權，所有的規則只有一條：服從。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可能是經濟掠奪，也可能是肉體徵服。
既然經濟手段不能讓你交出財富，那就從肉體上消滅你！
戰爭永遠是經濟鬥爭的繼續，韓信的命運把這個法則體現得淋漓盡致。
楚漢爭霸之時，謀士蒯通向韓信獻計：“以您的賢能和手中的兵力，又擁有燕、齊兩國的土地，而楚漢爭霸消耗了劉邦、項羽各自的實力，您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您要知道，天予弗取，反受其糾。”
然而，韓信沒有造反。果然，反受其糾。
在劉邦的默許下，韓信在漢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被呂雉（漢皇后）和蕭何（漢丞相）謀殺。漢室史官為我們留下了審訊蒯通的記錄，對蒯通勸韓信造反的建議，韓信的回答卻是——“大丈夫怎麼能因利益而放棄信義！”
韓信死後，劉邦又擊殺了英布、彭越等異姓王，到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除長沙王吳臣外，異姓王被全部消滅。
劉邦，這個出身流氓的皇帝，終於完成了中央集權的夢想。
既然消滅了異姓王，正常思維應該是仿效秦始皇強化郡縣制，但是這位平民皇帝選擇了一條誰也想不到的道路，他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為王，並與諸王約定，此後非我子孫稱王，天下人都可以殺了他（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劉邦親眼目睹了秦帝國的分崩離析，危急時刻無人願意支撐起破敗的帝國。畢竟，官僚靠薪水吃飯，就算貪汙的本事很大，也沒有理由維護別人的一姓天下。
如果沒有血濃於水的同姓諸侯王，漢帝國將來同樣無法應對真正的危機。事實證明，分封劉氏諸王是對的，如果沒有劉邦留下來的同姓諸侯，恐怕漢朝早就得跟著皇后呂雉姓“呂”了。
無論對與不對，一切都與劉邦無緣了。公元前195年，劉邦在平定南詔國叛亂的過程中死去，把這個爛攤子留給了自己的皇后呂雉。
人們習慣於將劉邦的皇后呂雉稱呼為“呂后”，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位臨朝稱制的太后，另外兩位要等到盛唐和晚清才能在本書中出鏡，三位女強人都是中國貨幣史上濃墨重彩的人物。
劉邦剛剛死去，呂雉就收到北部鄰居匈奴的一封國書。在國書中，匈奴的單于冒頓輕佻地向呂后求婚：“我雖然是生長在牛馬群中的粗人，也曾數次遊歷（搶劫）中國。聽說你們的皇帝剛剛死去，你現在成了寡婦，恰好我也是單身，不如我們互通有無吧（嫁給我吧）。”
面對這封帶有羞辱意味的國書，呂雉這位漢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只能忍氣吞聲。她知道，帝國經濟根本不能支撐對匈奴的戰爭。然而，從呂雉開始，僅僅不到一個世紀，破敗的漢帝國就一躍變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直接把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匈奴騎兵趕到了西歐，讓羅馬帝國受盡了欺凌。呂后末年，西漢單個農業勞動力的原糧產量已經突破了三千四百斤，這不但是西歐一千五百年後的勞動生產率，也遠高於1978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二千二百四十斤）。應該說，中西文明爭霸就是從漢帝國驅趕匈奴開始的，在第一輪交鋒中，西歐完敗。
西漢帝國究竟是如何一舉由弱變強的呢？
究竟是什麼原因賦予了漢帝國擊潰匈奴的能力？
是什麼原因讓這片原本破敗的土地創造了當時世界第一的勞動生產率？
遺憾的是，我們的史書記述的是帝王將相，至於經濟成因，塵封的故紙堆沒有告訴我們答案。所幸，除了這些隨著時間停滯的古文字，我們還有現代考古學。
1983年12月，湖北省荊州市出土了一份漢代竹簡《二年律令》，意思是呂后稱制二年（公元前186年）頒佈的法律。這些帶著腐土氣息的竹簡穿越了兩千多年的時空，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史書中從未記載的呂雉。
呂雉繼承發展了劉邦的土地政策，帝國中央政府把授田範圍擴大到全體臣民。各級政府先統計劉邦時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對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記造冊，長期沒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後，縣令根據名冊給無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體國人被劃分為六等，最高一級的“侯”可獲得田地九十頃，最低級的“庶人”可以獲得田地一頃，就連犯有輕罪的犯人也能在釋放後獲得半頃田。
“侯”與“庶人”，90∶1，看起來貧富差距還是蠻大的。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侯”是戰爭時代的功臣，整個漢帝國只有一百一十三個“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級的“大夫”（正部級）也只能獲得二十五頃田。此後，任何一個王朝“大夫”級官員與普通人的貧富差距都遠遠超過了25∶1。
連接官員與庶民的紐帶，便是稅收。
呂雉堅決執行了一項前無古人（後有來者）的稅收政策——“十五而稅一”，換算一下，呂雉時代庶人個人收入所得稅稅率為6.6％，而且，沒有累進稅率。
《二年律令》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秦人以軍功授田，劉邦以服兵役為代價授田，只有到了呂雉才真正實現了全國範圍的“均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個最普通的庶人都獲得了土地，整個社會實現了孟子的“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理想。這是無數先賢追求的大同世界夢想——“耕者有其田”，請注意，我沒有說這是“耕者有其田”的雛形，而是實實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後世，無數帝王都想模仿呂雉“均田”，卻無一不鎩羽而歸。不是呂后比別人更聰明，更不是呂后有多麼靈活的手腕，而是因為，漢初之時，從六國貴族到劉邦分封的異姓王都被剪除，舊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經被消滅殆盡。剛剛建立起來的官僚體系還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對包括呂雉在內的所有人來說，未來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對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這種混沌初開的情況在經濟學上被稱為“模糊面紗”，在“模糊面紗”條件下，利益集團不可能剝奪普通人的財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團都可能被稱為剝奪者。
看到轄內的庶人，呂雉知道人民安居樂業才是大權一統的根本；但是每次看到劉邦留下來的同姓王，就如同劉邦看到當年的異姓王一樣，這些人讓呂雉距離至高無上的皇權同樣很遙遠。
授田政策執行了十年後，帝國的財富開始增長，呂雉一定覺得自己可以下手了。和劉邦一樣，他最初對付同姓王的法子也是改變幣制。
呂后二年①，呂雉下令禁止民間鑄莢錢，由朝廷統一鑄“八銖錢”，八銖錢模仿秦半兩，在貨幣史上被稱為“本秦錢”。呂后規定，莢錢此後在帝國境內不得流通，最要緊的是，諸侯向朝廷納貢時要繳納八銖錢。政策的目標是禁止諸侯用莢錢忽悠自己，這樣朝廷的收益比較實惠。
想法是好的，結果是差的。
廢莢錢、繳八銖錢，這是一筆很大的支出，諸侯自然很不情願。呂雉VS同姓王＝八銖錢VS莢錢。
但是很遺憾，關鍵時刻，匈奴再次拜訪漢帝國邊境。平時，匈奴只是隔三差五出來搶劫，呂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卻“零售改批發”，直接派兵佔領了漢帝國的阿陽城。
呂后可以隱忍匈奴單于對自己的侮辱，卻不能坐視帝國領土被侵蝕。因為一旦獲得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匈奴騎兵便會一步步縱深進入中原腹地。是年，漢帝國出兵雲中，後攻阿陽，一打就是一年，呂雉完全沒有精力推行她的貨幣新政。
拒匈奴於國門之外，必須有強盛的經濟；建設強盛的經濟，必須不能有大的戰事，讓國人能夠休養生息。對呂雉來說，這完全是一個悖論。與我們在這裡紙上談兵不同，呂雉必須用實踐解決這個悖論。
呂雉給出的答案是：戰爭經費全部來源於貨幣減重。
呂后三年末，官方鑄幣從“八銖”改為“五分”。所謂“五分”是“二銖四系”，相當於八銖錢的四分之一多一點，貨幣貶值接近75％。
呂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終於退回了
大漠。呂雉喘了一口氣，第二次動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鑄偽錢”。
呂雉實在是一個很不幸的女主。
呂后五年，帝國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南部邊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擁立一個叫趙佗的地方官為“南越武帝”。可憐北部邊境尚未肅清，又要遠征南越，那可是一個瘴氣滿山、氣候暑溼的地方，比對付匈奴一點都不少花錢。
呂后只好拿出老辦法，繼續讓貨幣減重。據史書記載，呂后五年，呂雉將銅、錫合鑄的“五分錢”改為銅、鉛、鐵合鑄。鉛和鐵要比錫重很多，鑄幣含銅量急劇下滑。這個時期出土的文物則證明，實際情況比史書記載還要差很多，鑄幣的重量已經從“三銖錢”變為“一銖錢”，為官方鑄幣標準八銖錢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內貨幣貶值三十倍，如此鑄幣減重，錢還是錢嗎？但是，漢帝國經濟沒有因為通脹而崩潰。
因為，呂雉堅守住了自己的底線：邊疆戰事最緊張的時候，仍舊維持對小農“十五稅一”的政策。所以，這位女強人才窮到不得不實行貨幣通脹。
對民生來說，“高稅收”、“高通脹”是兩難選擇，帝國出現危機的時候只能擇其一。農耕時代，最主要的財富生產手段是種地，普通人對貨幣的需求量遠低於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脹給帝國經濟帶來的傷害，更多是對工商業和封建統治階級，對農人而言，如此低的稅收才是最重要的。
儘管中國第一位女主與民生息、輕徭薄賦，然而歷史並沒有給這位女強人以良機，甚至沒有給她足夠的時間。剛剛得到土地的農民還未能生產足夠的財富，建立一個強盛的帝國仍需要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