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今年11月的美國大選，是對人類命運的一次表決。
財大易晟
商學院
來源：亞當斯密經濟學（ID：adamsmitheconomics）文章經授權轉載
作者：劉勝軍
01 被開除的斯金納
去年，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因為一句話而為地球人所知，她說：
這是與一個很不同的文明（中國）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鬥，而且美國以前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不是高加索人種。
此論一出，天下大譁。不久，斯金納因濫用職權被開除，此言也被逐漸淡忘。
雖然有了 9.11 的現實案例，但“文明的衝突”依然被視為談論的“禁區”，似乎有這樣的念頭就是邪惡的。這一點，“天才學者”亨廷頓在提出“文明的衝突”之初就深有體會。1993 年《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文，旋即引發輿論風暴。他說：
我的觀點被批評為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由於我的預測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文明衝突的可能性。
亨廷頓是一位善於開闢學術藍海的學術大家：
• 16 歲考入耶魯，18 歲耶魯畢業，而後參軍。23 歲獲得哈佛博士。
• 60 年代哈佛一些激進的學生得知亨廷頓曾經在約翰遜政府內任職的消息後，佔領並焚燒了他辦公的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
• 《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是亨廷頓的得意門生。
1996 年《文明的衝突》出版，僅僅 5 年後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 9.11 事件。世人沒有把責任歸咎於亨廷頓的烏鴉嘴。相反，世人開始欽佩亨廷頓的深刻洞察力。亨廷頓說：
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世界是“文明的對話”。
在世紀瘟疫加劇民族主義情緒的當下，我們不能諱疾忌醫，很有必要重溫亨廷頓歷史深處的憂慮：
未來的危險衝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相互作用下發生。
中心問題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在全球推廣西方文化的努力與其能力下降之間的不協調。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人來說就是帝國主義。
西方與屬於挑戰者文明的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關係可能會持續緊張。伊斯蘭和中國都擁有和西方不同的偉大文化傳統，且自認比西方的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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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走進《文明的衝突》。
02 沒有真正的敵人，就沒有真正的朋友
文化認同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最有意義的東西。政治家不能忽視蘊含在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小說《死亡環湖礁》寫道：
如果沒有真正的敵人，也就沒有真正的朋友。
對那些尋求認同和重新創造種族性的人們來說，敵人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只有在瞭解了我們不是誰、反對誰時，才瞭解我們是誰。民族國家依然是世界事務中的主要因素。冷戰結束後，人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正取代冷戰期間的兩個超級大國，成為吸引和排斥其他國家的基本的極。
當今世界有五大主要文明：
• 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 。其中日本文明是中國文明的後代。日本是最重要的孤獨國家，因為沒有其他國傢俱有與之相同的獨特文化。
一些文明因為轉型失敗而成為無所適從的國家：
• 俄國：雖然是東正教文明的核心，但俄國幾個世紀以來就是無所適從的國家。西方-斯拉夫主義的兩重性，是俄羅斯民族特徵中不可分割的特點。
• 土耳其：土耳其拋棄了麥加，又被布魯塞爾拋棄。雖然土耳其竭盡全力西方化，但成為歐盟成員國的目標依然遙遙無期。土耳其為何不被接納？私下裡歐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認真正的原因是：土耳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歐洲人感覺土耳其在文化上不屬於歐洲。
• 墨西哥：墨西哥具有一種獨特的非西方文化，核心還是印第安人文化。拉美文明可以視為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
政治領導人能夠創造歷史，但不能逃避歷史。他們造就了無所適從的國家，但卻無法創造出西方社會。他們的國家染上了一種文化精神分裂症，成為國家持久和確定的特徵。
03
西方文明的崛起15 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遠航，拉開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序幕。西方憑藉技術、航海和軍事，征服了世界。西方人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而是通過暴力。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事實，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
與西方文明崛起相伴隨的是現代化進程。現代化是一個革命性的進程，唯一能與之相比的是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西方文明的關鍵詞是：
• 理性主義、法治、基督教、代議制、個人主義。
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歷史當作人類歷史的主要場面，西方尤其如此。西方人中流行的觀點是：
• 要想成功，你必須像我們一樣，我們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達沃斯人”。普世文明的概念對“我是誰”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令人非常滿意的解答。達沃斯人實際上控制了所有的國際機構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軍事職位。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憲章”而非“大麥可”（巨無霸漢堡包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後者，前者對他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04 移民是個大問題
人口流動是歷史的發動機。1821-1924 年間 5500 萬歐洲人移居海外，其中 3400 萬到了美國。
人口比例大變化是一個改變均勢的重大因素。20 世紀 20 年代年輕人比例再度增長，為法西斯運動提供了生力軍。
如今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很低，歐洲的自然人口增長實際為 0 。穆斯林給歐洲造成了直接問題，墨西哥人則成為美國的問題：
• 在 21 世紀上半葉美國將擁有 50% 白人、25% 拉美裔人。
• 90 年代初，在歐洲的移民中 2/3 是穆斯林，阿拉伯人佔布魯塞爾出生人口的 50% 。
作為移民國家，美國的態度也在轉變。1965 年希望減少移民的美國人佔 33%，1990 年佔 61%。55% 的美國人認為移民是對美國文化的威脅。
早在 1996 年布坎南就在美國總統競選中把反對移民作為主要政治綱領。
05 文化碰撞
其他文明對於西方文明有三種態度：拒絕主義、基馬爾主義和改良主義。
• 拒絕主義：日本與西方第一次交鋒遵循了拒絕主義，西方人在 17 世紀中葉全部被驅逐。這一拒絕主義最終在 1854 年美國海軍佩裡將軍的“黑船”威脅之下被迫開放，1868 年明治維新之後以全力學習西方而告終。
• 基馬爾主義：主張為了成功現代化，社會必須完全西方化 。現代化和西方化必須相輔相成。基馬爾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一個新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其西方化，這是一個痛苦的做法：廢黜了蘇丹、哈利法，廢除宗教學院，中止了伊斯蘭宗教法院，廢除伊斯蘭的國教地位，甚至規定土耳其文要用羅馬字母而非阿拉伯字母書寫，從一黨制轉變為多黨制。但最終，土耳其變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韓國比較成功地實現了西方化：韓國在歷史上是一個佛教徒國家，1950 年基督教佔 1～3%，到 80 年代，基督徒佔韓國人口 30% 以上。
• 改良主義：晚清時期中國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和融入世界經濟，另一方面實行政治權威主義和重新推崇傳統中國文化。
06
西方文明的衰落西方目前佔絕對優勢，但各文明之間的均勢也發生了一些無情的變化。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西方權力的上升歷史 400 年之久，它的衰落可能也需要同樣漫長的時間。西方對國際社會對控制在 1900 年左右達到了頂點。衰落不是直線的。
• 1920 年西方統治了地球陸地面積的一半。到 1993 年西方控制的領土至少減少了一半。1900 年西方人口占全球 30%，統治著 45% 的全球人口。到 1993 年西方人口已經下滑到 13%，排在中國、伊斯蘭和印度文明之後。西方人構成了世界人口中持續下降到少數。
• 1750 年中國佔世界製造業產值 1/3，印度 1/4，西方不到 1/5。1928 年西方佔全球製造業產值的 84.2% 。
• 1980 年穆斯林佔世界人口的 18%，2012 年達到 23%，到 2025 年會達到 30% 。
凡是認為歷史即將終結的社會，通常是即將衰微的社會 。西方衰敗的特徵：
• 經濟增長率、儲蓄率和投資率很低；
• 人口增長率很低；
• 道德衰落、文化自絕和政治分裂；
• 在西方國家內部，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拒絕融入西方社會。
美國面臨一個危險的挑戰：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國家認同的衝擊。一個多文明的美國將不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聯合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警告：
有一種情況絕對會導致國家的崩潰並阻礙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繼續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聽任美國成為一個充滿民族糾紛的國家。
在一個講求文化的多文明世界裡，美國可能不過是一個正在消失的講求意識形態的西方世界裡殘留下來但一個不合時宜者。摒棄美國信條，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沒有美國，西方便會成為世界人口中一個微不足道的衰落部分。
西方能否讓政治和經濟上走到一起，主要取決於美國是否再次確認自己的西方認同，並把自己確定為西方文明的領袖。
07
伊斯蘭文明伊斯蘭文明的突出問題是缺乏核心國家，在文明內部建立秩序更為困難。缺少核心國家，是伊斯蘭內部和外部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沒有凝聚力的意識是伊斯蘭虛弱的根源，也是它對其他文明構成威脅的根源：
• 印尼是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但遠離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埃及人口眾多，但是一個窮國，經濟上依賴於美國；伊朗有資格成為核心國家，但穆斯林有 90% 是遜尼派，而伊朗卻是什葉派；沙特是伊斯蘭教最初的家園，但人口較少，過於依賴西方；土耳其甚至不能成為伊斯蘭會議組織的創始成員國，因為其憲法規定信奉世俗主義。
在穆斯林中，政治忠誠的結構與西方正好相反：在西方，民族國家是政治忠誠的頂點；在伊斯蘭世界，歷史上國家認同並不存在。其忠誠曲線，一端是對家庭和部落的忠誠，另一端是對文化和宗教的忠誠。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國家的政治中心。許多國家不過是“有旗幟的部落”。
一些西方人包括克林頓總統認為，西方只是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暴力分子之間存在問題，而非伊斯蘭世界。但 1400 年的歷史卻提出了相反的證明：
• 1095 年基督教世界發起了十字軍東征；
• 15-16 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兵臨維也納；
• 伊斯蘭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威脅的文明，而且至少發生過兩次。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一神教，不易接受其他的神，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世界。它們又都是普世主義的，都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只要伊斯蘭仍是伊斯蘭，西方仍是西方，這兩個偉大文明之間的根本衝突將在未來繼續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
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義的、不道德的。伊斯蘭和西方在 1979 年伊朗革命之後展開文明間的準戰爭不足為怪。宗教領袖霍梅尼曾說：
伊朗實際上是在與美國打仗。
西方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
08 中國登場
據說 70 年代李光耀第一次訪問北京時，他堅持講英語而非漢語。20 年後，他不可能再那樣做了。
未來幾十年亞洲的增長將使西方支配的國際秩序不穩定。如果中國持續發展，將使各文明的均勢發生改變。馬赫布巴尼指出：
• 英國和美國分別用了 58 年和 47 年才使人均產值翻番，日本做到這一點用了 33 年，韓國 11 年，中國 10 年。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謀求霸權地位。兩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東亞的傑出大國，現在越來越明確地表示要恢復歷史地位。中國的重新崛起並不難預料：
• 尼克松（1994）：今天中國的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輕率；十年內，會顯得不著邊際；20 年內，會顯得可笑。• 李光耀（1994）：假裝中國不過是另一個大的參與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類歷史最大的參與者。
財富就像權力一樣被看作是優點的證明和道德文化優越性的顯示。亞洲經濟起飛後，自信心日益增長，不再把西方和美國的一切視為必然是最好的，而是強調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優於西方。馬哈蒂爾說：
日本和韓國人的工作倫理包括紀律、忠誠和勤勉，這成了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倫理產生於集體和國家比個人更重要的哲學。
以華人為基礎的亞洲經濟正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工業、商業和金融中心，包括臺灣的技術和製造能力、香港的營銷和服務人才、新加坡優良的通訊網絡、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資本、中國大陸的土地和勞動力供應。“大中華”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 90 年代初佔菲律賓 1% 人口的華人佔了企業銷售額的 35% 。
• 華人佔印尼不到 3%，但擁有國內私人資本的 70%，控制了印尼 25 家最大企業中的 17 家。
• 華人佔泰國人口 10% ，但擁有十大商業集團的九家，創造了該國 GDP 的一半。
• 華人佔馬來西亞 1/3，卻幾乎完全主宰了該國經濟。
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存在怎樣的經濟聯繫，根本的文化差異將使兩者無法同居一室。衝突的根源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異：
• 盛行於亞洲的儒家文化強調權威、等級制度、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衝突、保全面子等。
亞洲人傾向於以百年和千年為單位來計算社會的演進，把長遠利益放在首位。• 美國人傾向於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傾向於忘記過去、忽視未來，集中精力於眼前的利益。分析家們將中國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國作為支配國家在歐洲的崛起相比較。中國的崛起，在 21 世紀的後半期將使任何一個可比的現象相形見絀。李光耀說：
中國參與世界地位重組的規模，使得世界必須在 30～40 年內找到一種新的平衡。
克林頓政府起初好像沒有看到美國和東亞社會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
09 文明的衝突
衝突的根源：
• 對人民、領土、財富、資源和權力的控制。
• 憎恨是人性的一部分。為了確定自我和找到動力，人們需要敵人。
文明間均勢的變化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戰爭 。從英國強權向美國強權的和平轉移，大概歸功於兩個社會緊密的文化親緣關係。
伊斯蘭的推動力是造成許多相對較小的斷層線戰爭的原因，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間戰爭的潛在根源。引發文明間全球戰爭的一個危險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間均勢的變化。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競爭者”將在 21 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
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實力已超越美國
國際商業不足於阻止戰爭：1913 年國際貿易達到了創紀錄水平，但 1914 年就爆發了相互屠殺規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貿易的增長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經濟相互依賴只有在各國預期高水平的貿易會持續下去時才會促進和平；如果各國預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賴不會持續，戰爭就可能出現。
一場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國家的大戰並非不可避免，但有可能發生。文明史中壓倒一切的教訓是：
• 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最大的危險乃是美國在未經認真考慮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並在未做好充足準備的情況下，便捲入一場與中國的戰爭。
核心國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是維持和平的首要條件。遺憾的是，美國毫無疑問會認為這一點是難以接受的。
10
人類的“六尺巷”認為非西方國家應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西方的普世主義對世界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
西方領導人的責任不是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的獨一無二特性。這個責任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國肩上。
50 年代萊斯特·皮爾遜警告人類：
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不同的文明必須學會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時代，相互學習，研究彼此的歷史、理想、藝術和文化，豐富彼此的生活。否則，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窄小世界，便會出現誤解、緊張、衝突和災難。
在正在來臨的年代，文明的衝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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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類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
掩卷沉思，我想你會同意：無疑，當下人類正處在二戰後最危險的時刻。
美國兩黨已經結束辯論並達成共識：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和對手。因此，我們看到一個奇特的景觀：一方面是美國兩黨陷入黨派政治的極度分裂，另一方面“中國問題”成為美國兩黨乃至全社會的速效粘結劑。華為和孟晚舟的極端遭遇是無可辯駁的例證。為了實現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美國訴諸貿易戰、科技戰，在一些領域與中國脫鉤，世紀瘟疫的出現為美國的意圖提供了更多的加速器。為了自己的方便，美國已經無意維繫現存的國際秩序，事實上，美國已經成了國際秩序的最大破壞者，從巴黎協定到 WTO、WHO，“退群”成了主旋律。對於美國悍然“斷供WHO”，我們已經不必感到驚訝。一旦國際秩序土崩瓦解，世界將重回野蠻的“叢林法則”時代。
“美國優先”戰略的提出，不僅意味著全球陷入以鄰為壑的“孤立主義”惡性循環，而且從內部分裂了西方文明。歐洲對於美國的突然轉向目瞪口呆卻又無可奈何。
特朗普是危險的，但推動特朗普上臺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更加可怕。在特朗普執政的幾年間，這一趨勢被進一步點燃和煽動。在特朗普-班農思想的深處，是不可明說的白人至上主義。從圍繞拆除羅伯特.李將軍像引發的騷亂，到過去幾年美國、新西蘭發生的種族主義色彩的恐怖襲擊，已經預示了新一輪種族情緒的升溫。在 COVID-19 爆發後，全球種族歧視恐將進一步擴散，我們已經在美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看到了不好的徵兆。
基辛格警告說：
中國和美國都是經濟大國，必然會踩到對方的腳趾頭。中美關係還只是到了冷戰的山腳下，由於中美都具備不被擊敗的力量，局勢的升級不會自動封頂。倘若允許熱戰爆發並失控，後果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嚴重。
非常時期，需要非常的政治人物。這個時代最大的不幸在於：特朗普幾乎擁有與時代所需完全相反的人格特質。
亨廷頓警告“西方的傲慢”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威脅。特朗普何止是傲慢？他把西方固有的傲慢升級成了野蠻、無所顧忌和得寸進尺，叢林法則成了他毫不遮掩的座右銘。貿易戰、瘋狂退群、暗殺伊朗軍方二號人物、停止向 WHO 撥款……這一切都是開始，而非結束。
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年 11 月的美國大選，是對人類命運的一次表決。一旦特朗普連任，將意味著歷史轉向趨勢的牢固確立。再無後顧之憂的特朗普，勢必加速拆解現行國際秩序，文明衝突將不再是杞人憂天，而是人類實實在在的現實威脅。
我耳邊迴響起羅馬教皇方濟各3月27日在聖彼得廣場祈禱的聲音：
此時要選擇什麼是重要大事，什麼是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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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自己做的是投資，其實，你只是在賭博
最近這段時間，股市大起大落（以大落為主）。有人愁腸百轉，哀嘆怎麼才入局就被套牢了。有的人偷偷歡喜，這不正是入局的大好時機嗎？表面看起來，大家做的是投資，每天忙著盯盤，買進賣出。但從本質來說，大多數人都不過是在賭博而已。
某一隻或者某幾隻股票的價格上漲，可能是出於偶然因素，但是，大家偏要深入分析。結果，這種本來偶然的上漲，成了某個理論的堅實論據。於是大家認為，經濟發展的前景一片大好，某個突破性的新時代真的到來了。於是，更多的人被這種似是而非的因果關係說服，入市接盤，股價進一步抬高，理論便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吸引了更多的人。這個過程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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