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辦理天津教案 ，因辦案時採取了委曲求全的策略，一昧向洋人妥協，導致民怨沸騰，一時受千夫所指，名聲極大受損，並於一年後鬱鬱而終。
1864年，曾國藩花費數十年的心血終於平定了太平天國，讓他的聲望達到頂峰。
不過六年時間，個人名聲就能來一個大反轉。
究竟是什麼樣的事件，能讓當時如日中天的曾國藩遭遇如此轉折？
01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迷拐的事件，天津民眾將綁架和迷拐兒童怪罪在法國天主教堂的教徒上，因此引發了一起血案，十幾名教徒被民眾憤怒毆死，火燒數座教堂。之後，法國聯合歐洲其他六國家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威脅。清政府迫於西方列強的壓力選擇處死數十名鬧事民眾、向外國賠款並派公使赴法國道歉。史稱“天津教案”。
教徒和民眾爆發衝突在清末年間比較常見，一方面是兩千年封建儒家思想同西方思想的碰撞摩擦，一方面是附帶侵略性的傳教行為。
天津教案離奇的地方在於它的起因撲朔迷離，兒童事件與教堂有沒有關係？在當時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多屬於民眾的猜測和傳言，這些猜測則源自於對外國列強的仇視心理。
02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政府和法國簽署了《中法天津條約》，條約規定：1.法國人有權進入中國內地傳教；2.法國人在中國犯罪，由法國領事逮捕和審判。
這兩條條款無疑為法國傳教士在中國行違法犯罪之事提供了有利條件。
清同治八年(1869)，法國傳教士在天津繁華的三岔河口地區建造教堂，名叫望海樓教堂。
建教堂本是為了傳教之用，但是建教堂所用的地皮是法國人通過強行徵地拆遷手段得來的，從一開始群眾對教堂就懷恨在心。
後來又在教堂內辦起了一所“育嬰堂”、專門收養棄嬰，並給送棄嬰來的好心人一筆報酬。
把棄嬰交給育嬰堂就有錢拿，這事在市井流氓眼裡就是生財之道，管他是不是棄嬰，教堂的人又不知道，於是這些整天無所事事的人到處蒐集或四處拐騙小孩，將他們送到育嬰堂，以此賺錢。
這事讓民眾發現了，對於民眾，地痞流氓讓人反感討厭，同時作為帝國侵略者身份的傳教士同樣讓人討厭，兩種討厭的人在一起做嬰兒交易，這不免讓人聯想到什麼，於是民間開始流傳流氓和教堂勾結起來拐賣嬰兒。
而隨著夏天的到來，病毒開始活躍，瘟疫開始流行。育嬰堂開始出現嬰兒夭折死亡，慢慢的，有數十名嬰兒死亡。
死嬰被草草掩埋，因掩埋不徹底，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這些老百姓並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於是他們開始猜想是教堂殺了小孩。
“教堂殺小孩”的說法傳開去之後，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戶邊上偷看，結果看到了桌子上擺著一大瓶裝的圓滾滾的東西，以為是眼珠子，事後證實不過只是神父和修女醃製的一大罐洋蔥頭。
“洋人殺小孩，挖眼珠子製藥”，謠言很快在天津及四周傳開了，激起了巨大的民憤。
03
同治九年五月某日，某村李二的兄弟在園中澆水，被匪徒灌了迷藥，李二見狀，邀請四周的人一起追趕匪徒，最後將匪徒抓到，並綁了起來。匪徒自稱武蘭珍，並交代自己用的迷藥是教堂王三所給。第二天，人們將匪徒武蘭珍移送官府，官府質問，匪徒當場招供。
天津市民聽了武蘭珍的供詞，相信了迷藥是望海樓教堂所供，也更加相信了前期迷拐小孩的事情確實是教堂在背後主使。
過了兩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約定讓天津本地父母官張光藻、劉傑帶匪犯武蘭珍去法國天主教堂取證，市民也跟著前去討個說法。
經核查教堂並無王三這個人，而且教堂的路徑房屋與武蘭珍所供的也不相同。可見武蘭珍的供詞有諸多可疑之處，教堂迷拐小孩並無實質證據。
但是民眾對此並不知情，未經查明，民眾便將怒火發洩在教堂，圍觀的群眾與傳教士發生了鬥毆。
04
人證物證均對不上，武蘭珍被帶走。
教士謝福音隨崇厚到通商署商量查辦匪犯武蘭珍的辦法，商量妥當之後，聽說教堂裡的傳教士與圍觀的群眾因為口角而發生擲磚鬥毆的事件，於是崇厚派士兵前去處理。
而法國領事豐大業得知衝突的消息後，帶著洋槍氣勢洶洶地來到通商署，豐大業向崇厚開槍，所幸並未擊中。
崇厚認為“民情洶洶，恐激成事變”，自己已經派人前去處理平息民眾，勸豐大業不要離開通商署。堂堂法國大使怎肯聽你通商大臣的，豐大業不聽勸告，出了通商署，在回教堂的路上，遇到正在處理民變的天津縣知縣劉傑，豐大業隨即朝劉傑開槍，沒有打到劉傑，但是打傷了劉傑的侄子劉七。
如果中國官員好好安撫自己百姓，洋人好好安撫自己的教徒，一切都還可以商量。但是有時事情就是朝著不好的方向發展並逐漸失控。
人民對洋人本來就很憤怒，結果洋人還蠻不講理的行兇施暴，更加激起了人們心中壓抑已久的怒火。
百姓當場將領事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群毆致死，並焚燬教堂等處房屋。
百姓失去理智，事態失控。
群眾先後打死外國職官、教士和修女，連同豐大業和西門在內共計20 人。其中包括法國人13 名，比利時人2 名，俄國人3 名，意大利人和英國人各1 名，還打死了30多名中國信徒，焚燬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
教案發生後，法、英、美、俄、普、比、西7國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1870年6月24日，外國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威脅，七國公使以法國為首向總理衙門抗議。
05
清政府一方面要平息洋人的憤怒，避免再次同洋人開戰；一方面又要安撫天津市民照顧輿論，維護穩定。所以這是一個很棘手的事情。
這個時候，朝廷選中了曾國藩。
曾國藩花費數十年心血，組建湘軍，最終於1864年平定了太平天國，整個長江以南基本都在他的控制範圍，功高震主，清廷頗為忌憚，清政府為了提防他，將他調任直隸總督，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辦事。
清朝方面派出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法國人退讓，甚至不惜一戰，情勢緊張。
曾國藩當時正在養病，幕僚勸阻他不要去淌這趟渾水，事情不是他能左右的，弄不好身敗名裂。而曾國藩顯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是朝廷倚重，職責所在，也是難以推卻。
他在出發前給兩個兒子留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書信：“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可見他的報國之心。
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曾國藩到天津後，立即發佈《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6人，緩刑4人，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9萬兩白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注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
從天津教案這個事件上來講，百姓鬧事的緣由是教堂誘拐並傷害兒童，但是經調查發現並無證據。百姓對鬧事要負責任，當地官員對於事態的發展沒有加以控制也是要負有一定責任，處罰理所應當，但是量刑過重，又是殺人償命，又是賠款，又是派專人去法國賠禮道歉，難免被人指責。這也是處於弱勢一方的清政府與西方列強不平等的真實寫照。
曾國藩的處理方案出臺之後，不論是朝廷官員還是民眾均表示不滿，他們將不滿情緒發洩在曾國藩身上，稱曾國藩為賣國賊，並將他逐出京師湖南同鄉會，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
其實曾國藩不過是個背黑鍋的，打擊他的氣焰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清朝統治者的利益。從就事論事來看，曾國藩的處理也沒有多麼大的不妥之處，依法辦事而已，值得指責的就是未查清事實就草草結案以及為了避免再起戰事一昧向洋人妥協。即便這樣，朝廷官員和民間的指責也不絕於耳，無怪乎自己也覺得“內疚神明, 外慚清議”而在一年後鬱鬱而終。
而傳言的迷拐兒童、挖眼製藥的事情究竟是否屬實至今仍然沒有確切答案。
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接手此案，而曾國藩則被調任為兩江總督。李鴻章經過與外國人的周旋，最後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去法國道歉，將天津知府和知縣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但是李鴻章在處死肇事者事情上做了手腳，利用在獄中的要行刑的犯人代替肇事者，保全了民眾生命，充分展示了其外交能力和裱糊匠的角色。
06
天津教案的發生，反映的是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從歷史意義上講，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展現了人民尤其是普通民眾對帝國主義的反抗精神。
從事情本身來說，迷拐兒童、挖眼製藥等謠言的廣泛傳播反映了當時人們的迷信和無知，對有關傳聞缺乏理智的分析判斷，推助了群體性的失控行為，導致血案的發生。
換一個角度思考，民眾之所以選擇相信並傳播這些傳言，與西方列強的侵略行為是分不開的，正是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的欺壓才導致了這種仇視乃至後來的報復心理。
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上遭遇了人生的滑鐵盧，成為他晚年不光彩的一筆。就當時環境來看也沒有更好的處理辦法了，弱國無外交，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李鴻章那樣的討價還價、糊弄糊弄。清流物議固然輕鬆，真正做事才是難，尤其在晚清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如何既要保證列強滿意又要保證人民滿意，可以說是難有兩全之策。
教案發生後，在當時輿論壓力下，清廷將這個棘手的問題甩給了曾國藩，多少有點想打壓他的意思，保全民眾必然激怒洋人導致戰事發生，保全洋人必然激怒民眾導致非議，這個鍋曾國藩是背定了。
犧牲自己，報效朝廷，保全國家，可能這是他內心真正的選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