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發動政變重建唐朝而登皇位，其法雖亦粗暴，但國體政制得以恢復，五十餘年的唐室女禍於是結束，正常的統治由此再行，文明進化的大勢乃足以造就 「開元之治」（玄宗實非明君），可見人謀不臧甚有害於太平，天災並不是亂世的主因。 以治國能力而論，武則天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如武則天，太宗以下官場亂象日增，冗員、貪枉、奢侈等問題惡化，對此玄宗改革不多，但稍加節制而崇儒尚 法，久之竟有休養生息的良效（據說此時天下戶口方才勝於隋代盛期），顯然人民未期於仁政而只盼暴政不出。
玄宗朝既是唐代盛世也是唐代步入衰世之時，自此隋唐相沿的制度衰落而新法興起——彍騎（募兵）取代府兵（徵兵）而兩稅法（私產製）取代租庸調 法（均田制）——不合時宜的舊規消滅對於國運兼有利害，這表示唐室早期的征服力量或統治優勢，乃得自北朝固有的威武（政治傳統），但因唐朝畢竟是以漢人 文化為主的政權，顧此失彼的政策終使國家整體發展受阻，所以唐朝改制必然處於今非昔比之境而其舉有得有失。 易言之，唐代前期武功多於文治，「馬上得天下而馬上治天下」終究不濟，經濟與文化的復興迫使政治調整，此時統治者的權威已降，改革一事乃反映成敗雙重消息， 而其補救性本質則暗示唐朝難以再現雄風。
唐室憑藉北方的武威起家（挾胡自重），至其力窮之時文風興盛（用夏變夷）——所謂「文弱」實為「武衰」——於是朝廷又以振武開物 為務，希冀重建統治權威，兵鎮的設置（邊卒數量為中央彍騎之四倍）、藩將的使用（胡人出任節度使）、小人與聚斂之臣的當道（李林甫及楊國忠為 相）等皆由是而起，此惡與其說是野蠻不如說是昏庸，因為政治本來富有獸性而教化才是鞏固政權的良方，玄宗所為並無奇特之處，其舉大都出於一般人性 。
唐玄宗傾心於武功、物慾、與情色，一副凡夫俗骨，卻於時勢丕變之際握有天下大權，然其命運並非坎坷而所事亦甚平常，處變者無力挽狂瀾之功即有 推波助瀾之罪，當國而與世沉浮已難以自保，若更有自利之圖則不免招禍，畢竟無能無德者的高位最為野心家所覬覦，玄宗敗國的形跡顯然是「既隨便又 任意」。
總之，唐玄宗執政的影響力並不巨大，其所含有的個人性實不如時代性，或說唐玄宗的歷史地位（角色）主要是變遷的象徵而非變革的關鍵，正因其人不具英雄 的才性，故其時的變化也少有悲劇的意義，如此「形勢比人強」不是唐玄宗失敗的緣故，「隨波逐流」才是他無足輕重的原因。
安史之亂顯示唐室胡化的實情以及胡漢對立的本質，蓋重用藩兵的政策造成胡勢大增，然效忠安史集團的漢士甚少，而發動胡卒且引進外族（回紇與大食） 軍力竟是唐朝平亂的要略（郭子儀為討賊大將中唯一的漢人），可見胡漢立場不同但唐廷無力維持華夏至尊的地位，以致漢族政權訴諸「以胡制胡」之計乃得 自全。
唐朝有求於外族又自居為上國，胡人叛變不成竟可重獲權力（史思明叛後投降猶受封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唐代的胡漢關係似惡還佳，其實 繫於漢族武力的強弱變化；然而隋唐正統畢竟立於中國文化的傳承，故華夷之防逐漸嚴明，其勢與唐朝衰微並進，以至於宋代出現強烈的華夏本位主義，可見晚唐是中國 歷史的「近世」先兆。
安史之亂以後，西北荒殘益甚，藩鎮割據，河朔胡化（*注1） ，外族入侵，政治史上的長安與洛陽時代將盡，同時東南經濟的發展超越中古規模——所謂「自然經濟」 改進為「貨幣經濟」（商勝於農）——其為政治與文化重鎮的地位迅速興起；於是文武對立、胡漢對抗、乃至以古非今的精神氣氛漸增，儒家傳統的強化與物質 文明的躍升一齊出現，然「以力服人」的權力鬥爭也繼續開展，在此亂局中宦官勢力竟因皇位角逐者的私心自用而大為擴充，使得社會開化曲折多變。
唐朝帝國的「世界性」其實是胡風而非古典主義（*注2），當唐代的國際化色彩逐漸減少時，中國的正統文化逐漸復興，於此唐朝國力式微，令人誤以為 尚武是富國強兵的原理、而儒學是缺乏效益的空論；事實上唐朝的衰落是暴政必亡的事證，不重禮教正是其勢不久的原因，所謂「中國本位文化」的建立乃是 儒家道統的重振，這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因此事來得太遲，所以唐朝病入膏肓而無可救藥，其死豈為崇道所致。
簡言之，唐朝以霸道建國，亦以霸道亡國，其理是以武力得天下者將因武力不繼而失天下，這是人性「好逸惡勞」的自然後果，因為奪權是求「以逸待勞」的優勢 ，開國者企圖「一勞永逸」乃需力戰，而有國者鬆懈放縱便成常情，結果當然是「死於安樂」，有如報應輪迴；唐室利用胡勢而崛起，又因胡勢崛起而失國 ，這表示華夷之別即是文明與野蠻之分，胡人重武輕文的態度使其常處於鬥力的狀況，唐朝有進化之途而文武不能雙全，故親唐之胡可能反而 亡唐（安史亂後胡族將領叛變常與朝廷猜忌相關），否則唐朝「騎虎難下」，亦是一死。
*注1：《新唐書》〈史孝章傳〉：「大河之北號富強，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注2：論者常認為唐朝開邊的武功更勝於漢朝，就形式（量）而言此見可以成立，但若從精神（質）而論事情恐非如此，蓋漢朝的華夏本位立場 強於唐朝，或說漢代「中外」之別重於唐代，所以漢朝對外開拓的難度或阻礙高於唐朝，況且漢朝的外敵為一統的匈奴，而唐朝的強鄰為分裂 的突厥，如此漢朝擴張所需憑藉的實力猶大於唐朝；質言之漢朝開疆較諸唐朝不僅更有賴武力優勢而且更具同化意念，或說唐朝武功含有的「外交」成分 （相對於「軍事」行動）多於漢朝，如此大唐帝國盛期的版圖雖比漢世更廣，但其組織鬆散且為時短暫，曾為唐朝控制的異族並未深刻漢化，而 唐朝的胡化卻頗為顯著，然則唐朝較漢朝更有「國際政權」的性質，亦即更少「中國」的實質；相對而言，唐朝較漢朝更為浮華，或者漢 朝較唐朝更為務實，漢代去古未遠乃多先 傳統的保守態度，唐代在五胡亂華之後乃多文化交流的人性俗氣，漢朝武功較唐朝更富有義利兩兼的動機，所以漢唐一樣企圖征服朝鮮，但唐朝的作法顯然較多 霸氣而較少謀略（唐太宗親征高麗乃為耀武揚威故不顧群臣勸阻），可見大唐之大大而無當（虛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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