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暴發新冠疫情的一月底到二月底，西方有些人選擇了隔岸觀火，盡情地放縱自己的幸災樂禍，還時不時地指點挖苦中國人的抗疫努力。整個早春二月，他們都在享受著“末日狂歡”；然而，上帝的冷笑轉瞬間凍結了他們的歡顏，一進入三月，中西方禍福易位，中國的抗疫形勢一天天好轉，西方的形勢卻急轉直下，慘烈地接過了新冠疫情的下半場。
西方的狂妄和偏見成為新冠病毒的天然催化酶，在部分政客一次次輕鬆的表態之下，確診人數狂飈突進，幾乎以小時為單位跟政客們的嘴上功夫比賽著加碼遊戲。最終，這種數人頭的死亡遊戲僅僅延續到三月底，疫情就一舉碾碎了政客們的鐵嘴鋼牙。
此時的中國，疫情大勢已去，人們開始收拾心情打掃戰場。
至此，人類在付出了數以十萬鮮活的生命之後，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在一天天地變得清晰；但此時的西方社會，卻升騰起一股鬱怒尖酸的詭異之氣，為全球的抗疫前景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從最初對來自中國的抗疫援助欲拒還迎，到後來對產自中國的抗疫物資故意貶低，背後還不過是西方有些人的種族優越感，我們大可一笑置之；但西方學界、政界有一聲沒一聲的向中國追責的聒噪卻從根本上揭示了西方精英對中國的主流心態和被中國抗疫成就所激發的意識形態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並非始於本次疫情，但疫情將它瞬間放大了千百倍。），後者將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參與對前者的重塑。
西方有些人不遺餘力地汙名化中國，以信息發佈不及時、不真實為由要求中國賠償，背後戰略用心極深。究其根源，無非是中國抗疫的成功和他們自己抗疫的失敗，可以說，他們對中國抗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痛恨之極，原因有二。
其一：西方文化之困
我們不妨粗略盤點一下中國抗疫的幾個數字：十天分離出毒株、十天建起一座專門醫院、四萬多醫護人員從全國各地向武漢馳援、一千多萬人口的特大城市瞬間封城，既而全國十四億人封城、封村……這些冷冰冰的數字折射出的當然是越來越珍貴的集體意識和利他意識，這些在東方土地上隨處可見的精神之花到了西方的土壤裡卻被視為異類或毒草。
西方得工業文明之先聲，富裕了幾百年了，他們就像狗銜尾巴一樣轉著圈地論證自己的先進邏輯也幾百年了。自由和自我在他們眼裡既是他們發達的原因，也是他們發達的結果，成為了他們先進邏輯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已被他們捧上神龕，因而仙氣加身，神聖不可侵犯了。他們對他人的死活漠不關心，對政府管制本能地反感，視威權如瘟疫。在他們眼裡，鐵腕治亂不僅不道德，簡直就是反人類！
就算他們看不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早已異軍突起，他們還可以傲慢地待在自己的套子裡自娛自樂幾十年。但套子畢竟不是金鐘罩鐵布衫，根本擋不住新冠病毒。疫情突如其來，他們先是在套子裡傲慢地吼叫——我有自由民主之套，病毒能奈我何？！緊接著感覺不妙，病毒也喜歡套子裡的環境，他們又想鑽出套子逃命，但帶了幾百年的套子哪裡是說鑽就鑽得出來的呢？
於是，戴口罩成了西方的世紀難題，開始還歧視主動戴口罩的人，扭扭捏捏了一個多月；居家隔離也大打折扣，因為沒有中國社區人員和志願者一樣的人把菜送到他們家門口；率先淪陷的意大利被歐洲無情拋棄，連口罩也被攔截；他們攻擊亞裔人士，汙名化身邊的每一箇中國人。如此等等，人性之惡全方位上演，讓世界瞠目結舌。
我們可以想象西方政客們在一次次發出強硬的指令時，內心有多麼不習慣和不情願，因為這些指令幾乎使用著中國政府過去的文件上現成的措辭，並且都是曾經被他們嘲笑攻擊過的！他們深知自己的民眾能有多聽話，能有多大的抗壓能力。
中國的抗疫無疑為西方社會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人類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麼強大，在巨大災難面前，必須團結協作、共同應對，必須捨己為人、舍小家為大家。
這些早已融入東方人血液的基本認知恰是西方人身上最缺的東西，要讓他們學會這些，恐怕比改造他們的基因還要艱難。
可是中國社會的抗疫成就在前，除非西方拿出比中國更優秀的抗疫答卷，否則，中國的做法在所有選項中就是迄今的唯一！
這一次，西方的文化被羞辱似地對比，中國不可恨嗎？
其二：西方政體之困
特朗普見疫情失控，立即就宣佈死亡目標，說如果美國只死十萬人就證明政府的抗疫工作十分出色！說這話有兩層謀劃，首先，美國大概率死不了十萬人，疫情結束後，特朗普交出一張幾萬人的死亡成績單，結果還浪費了幾萬人的死亡指標，當然是大功一件！這種先嚇唬民眾，把民眾的期待壓得低低的，最後給一個勉強說得過去的結果，民眾便無話可說。這是西方政客玩得熟透了的政治技巧。其次，萬一死亡人數真的達到或超過了十萬，也是有言在先，那就證明特朗普的科學預見能力和事態的嚴重程度，也證明確實該死那麼多！總之，死多少人，特朗普都沒有錯，穩賺不賠！
英國政府一度堂而皇之地提出了“群體免疫”的應對策略，如此殘酷的行為居然能有個如此高大上的名字，真是多虧了他們！那不就是自生自滅嗎？他們死也不想封城和停工，因為金融市場會著急。
特朗普的死亡指標當然要偏向弱勢群體，他自己也承認黑人等弱勢群體不成比例地感染和死亡，英國的群體免疫也當然最讓弱勢群體無助和絕望。美英的選擇血淋淋地地揭示了西方民主政體的本質——只對部分人負責。
他們的合法性來自於選票，只要獲得了51%的選票（僅僅是有效投票數的51%，並不等於全體國民的51%），他們就合法當選了，所以他們本質上就是“51%政黨”。另外的49%（實際是大多數國民）是可以被合法忽視的，這是他們的價值選擇習慣，也是他們的政治倫理。
西方民眾習慣了接受這種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何況他們的政府一定會溫情脈脈地為每具新冠遺體附贈兩枚“民主”和“自由”的精緻標籤呢。
要是沒有新冠疫情的衝擊，西方生活本該一切如常；要是沒有中國政府的抗疫表現，西方政治本該一切如常。
面對百年不遇的疫情，中國黨和政府選擇了“一個都不能少”。於是有了舉全國之力幾乎改變地球面貌的抗疫壯舉，也在短短兩個多月時間內取得了舉世震驚的抗疫成就。按最嚴謹的數學模型，至少有數萬中國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過去，中國在面對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這類重大災難時，一樣是舉國體制和全力以赴，但那些畢竟只發生在中國，外國民眾無法感同身受，因而無法全方位地觸動他們的對比和思考。這次同一個世界，同一種病毒，將全人類置於同一個考驗面前，其可比性如日昭昭。
過去幾千年，人類在面對一種全新病毒時，都要在短則幾十年，長則上千年的時間內死傷無數後，才能找到解決辦法，或者根本就靠悲慘的群體免疫獲得新生。這可算是人類抗疫救災的1.0時代。
但這次中國政府在面對新冠病毒時偏不信邪，偏要扭轉乾坤，硬生生把一個世紀恐怖壓縮成兩個月長度的驚魂抗疫。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政府的抗疫舉措一下子將人類社會引入了抗疫救災的2.0時代！
要是沒有這些，西方政客本可以一直安步當車的，他們身上的遮羞布縫縫補補、洗巴洗巴還可以用很久，但中國的抗疫將它們一下撕得粉碎。大潮退去，大家都腳踏實地，技巧沒用了，大家都要用蠻辦法，下硬功夫。
在生存與死亡的終極差異面前，還要強調意識形態等種種差異當然就是耍流氓。那些以科學的名義被宣告死亡的西方亡魂如若被中國的人本情懷激活了，他們一定會向西方政客們發出了獰厲的靈魂拷問。
可以肯定，今後再次出現重大災難時，西方民眾對政府在救災表現上的要價一定會向中國政府看齊。
這意味著，今後再次面臨重大災難時，西方政府必須像中國政府一樣全力以赴，不準再說“我盡力了！”還要把自由和自我至上的民眾凝聚成一個整體向著一個共同的目標一路狂奔。
且不說西方這架馬車是否禁得起這種顛簸，這首先就要西方政客們學會“為人民服務”，玩笑是不是開大了點？
如此說來，難道中國政府不可恨嗎？
西方政客在生命至上的基本人道主義和群體免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之間痛苦搖擺了兩個多月，早被搞得精神分裂了。但他們絕不會心甘情願地向中國學習，因為那樣做就是在親身證明中國模式和中國政權的先進性和合法性。在他們眼裡，目前的抗疫方式之爭早已超出了醫學的範疇，上升為文化優劣之爭和政權模式的合法性之爭，是你死我活的競爭。中國的抗疫成就已經成了他們的巨大負擔。
所以他們才會一再汙衊中國政府在疫情信息披露上不及時、不透明，發誓要向中國追責索賠。為此甚至不惜與世衛組織等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群體作對，定要將中國的有效抗疫模式和巨大抗疫成就虛無化和汙名化，在法理和道義上全盤否定中國政府這種無限責任模式存在的意義。
他們這個策略背後也有兩重陰謀：萬一追責成功了，所有惡毒指控自然就站住腳了，當然是最好結果；即便追責不成功或者說著說著就不了了之了，至少成功營造了一個有殺傷力的話題，話題本身就是戰鬥力。
但不管西方政客如何巧妙擺佈西方社會對人類抗疫的觀察視角和鏡頭的光譜，也無法顛倒黑白，他們信口雌黃的能量終究是有上限的。疫情發展到今天，所有人對各國抗疫表現的評價標準已經簡化為生或者死的二元單選題了。
行文至此，筆者深感新冠病毒並不太可怕，最可怕的是人性之惡。
中國文化中，信口傷人是令人羞恥的，自高自大是令人羞恥，沒有擔當、諉過他人也是令人羞恥的。
羞恥之心是文化修養的基礎成分，奉勸某些西方人士，在學會羞恥之前，請不要和中國人談文化；在學會擔當之前，請不要和中國人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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