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電影圈常常和“政治正確”糾纏在一起，比如波蘭猶太裔法國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最近就因此身陷輿論風口，儘管圍繞他的爭議要追溯到漫長的40餘載之前。
波蘭斯基案件，是一樁歷史遺留問題。1977年，他被指控與13歲少女薩曼塔·蓋默發生性關係，近年也有不同女性站出來指控波蘭斯基性侵。於是，我們看到當波蘭斯基2019年的新片《我控訴》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並在今年拿下法國凱撒獎的最佳導演獎時，都引發了一系列反彈和抗議，其中《燃燒女子的肖像》的女主演阿黛拉·哈內爾在頒獎禮中憤怒離場。波蘭斯基講述德雷福斯冤案的電影《我控訴》本身也被視作一場“洗白”，借電影來為自己喊冤。
波蘭斯基的經歷一言難盡，他有過施暴者的行為，但也是歷史和社會的精神創傷受害者，他與家人曾在反猶浪潮中被迫害，妻子被邪教徒殺害後遭遇過不公正的“媒體審判”。“偉大導演”還是“幼女強姦犯”？一直以來，波蘭斯基的形象撕裂著法國乃至西方社會。
羅曼·波蘭斯基《我控訴》
然而，回顧10年前，我們卻發現彼時“政治正確”的風向標，是站在波蘭斯基這邊的。
2009年，波蘭斯基在瑞士被警方逮捕，差點被引渡回美國。當時，包括中國香港導演王家衛在內的超過100位電影人公開聲援波蘭斯基。王家衛與希臘裔流亡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意大利女星莫妮卡·貝魯奇等，在戛納電影節組委會牽頭下籤署了一封聯名信，稱波蘭斯基被捕事件是“不可接受”的，波蘭斯基是“當代世界最偉大的導演之一”，“法國的、歐洲的、美國的、全世界的電影人均對這一事件表示關切。”事發後，歐洲多位政治要員和文化界名人也出面聲援波蘭斯基，稱美國洛杉磯檢方現在搬出1977年的案件，是一種“報復性”行為，指出此舉令一向標榜“民主”的美國政府蒙羞，這令波蘭斯基事件升級為一起“國際外交事件”。
為什麼短短十年間，人們的“政治正確”有如此大的變化？近年在me too運動的思潮下，文化界多數有影響力的人都開始站到波蘭斯基的反面。不只是波蘭斯基，曾四次獲得奧斯卡獎的美國導演伍迪·艾倫也因早年的性侵犯指控而跌下神壇，曾經合作過的演員們紛紛與他劃清界限，亞馬遜取消了與他的電影合約，自傳《憑空而來》也出版受阻，最後改由小型出版社低調出版。
政治正確，是如何影響了電影生產和電影市場？西方電影節的評價體系近年愈發注重性別、種族的“政治正確”，帶來的是進步還是桎梏？如今奧斯卡近乎以“政治正確”為綱，這種評獎在今天的價值是什麼？我們常在網絡上看到的“三觀警察”，也是一種“政治正確”嗎？有哪些“政治正確”令你不適？有人說“政治正確”不是太多而是不夠，有人則批評“政治正確”虛偽至極，是真正的極權主義，我們該怎麼看？
本期反向流行邀請科幻小說家陳楸帆、青年導演仇晟，兩位分別從文學創作者和電影從業者的角度，分享了他們對於波蘭斯基事件與“政治正確”的觀察。
01 男性站波蘭斯基，女性反波蘭斯基？
未必
仇晟：在波蘭斯基事件中，有兩點值得關注。首先，拍電影本身是否應該被看作一種聲明
（statement）
？追究波蘭斯基拍《我控訴》是否出於私心，我覺得不是太有意義。其次，電影節的放映和頒獎，是否就是在褒揚或鼓勵某種價值觀？答案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從女性權益出發，我可以理解頒獎典禮上的憤怒，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所有的抗議行為，但對於波蘭斯基電影的抵制，我認為是不必要的。
陳楸帆：波蘭斯基的性侵是事實層面無法辯駁的，但如何理解這些事實與作品表達之間的關係，則變成了一場話語權的爭奪。電影工業、獎項評委會基於自己的運作機制評獎，不同人也會根據自己的不同立場，去選擇性地接受、放大或忽略不同的要素，每個人的出發點是不同的，難以簡單地劃分是非黑白對錯。
餘雅琴：你究竟是反性侵，還是反波蘭斯基這樣有道德問題的導演？還是反對他在電影評價體系裡的權力？還是追溯當年案件的不公正，或是波蘭斯基的身世？不同人的焦點不同，我們又將他們混為一談。
最弔詭的是，《我控訴》儘管引發如此多的爭議和抗議，卻也是波蘭斯基導演生涯中在法國票房最高的電影。為什麼一邊罵還一邊看？或者說去看電影的都是什麼人呢？
《我控訴》劇照
董牧孜：有部紀錄片叫《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意思說波蘭斯基在美國被通緝和審判，法國人卻渴望著他的才華。一些女性主義立場的文章則指出，這是因為法國是一個有更多“強姦文化”的地方。另有人指出，“私德與作品分離的評價標準，常常屬於男性特權。”在如何看待波蘭斯基這件事上，是否存在美國人和法國人、男性和女性的差異？
餘雅琴：這部紀錄片很有意思，片子立場偏向波蘭斯基，發行方是韋恩斯坦，紀錄片導演則是一位女性。她後來又拍了一部關於波蘭斯基的紀錄片，也是站在波蘭斯基的立場。再比如，法國非常重要的女演員、號稱“法蘭西電影皇后”的凱瑟琳·德納芙，她與波蘭斯基有過合作，她不但支持波蘭斯基，甚至一定程度上反對me too，她批評me too發展下去有可能變成獵巫。我們如何在正常的社交環境裡追求我們的性權利？男性正常地向女性表達他的性慾望
（且女性可以拒絕）
，在me too語境下似乎也不合適了？凱瑟琳·德納芙的觀點在《世界報》發表後遭到很多批判，於是她不得不又發了一個致歉聲明，說這樣表達確實不得體，傷害了女性的感情。
到底是男女之間的觀念差異，還是時代輿論的變化？其實我覺得很難區分。
凱瑟琳·德納芙與羅曼·波蘭斯基
02西方電影節的“政治正確”，
是進步，還是桎梏？
董牧孜：40多年前，波蘭斯基在接受審判之前逃走了。離開美國之後，他的電影事業一直沒有中斷。這意味著犯罪案件並沒有真正意義上打擊到他的工作。放在電影工業體系中來看，波蘭斯基擁有怎樣的權力和地位？
仇晟：從上世紀70年代波蘭斯基到好萊塢以來，他一直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導演，也可以說是一個很有權勢的導演，他通常被視作一個“作者導演”。在我看來，作者論一方面是對電影藝術的保護，另一方面對電影藝術來說也是非常危險的東西。導演和製片人被賦予了很大的特權。不同於其他藝術門類，作者是永遠唯一的核心，在電影行業總是涉及太多人員協作的問題，權力結構問題會很容易被披露出來。
羅曼·波蘭斯基走出法庭，1977年
陳楸帆：電影也是最大眾化的文化商品，電影在意識形態、文化及市場中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其他藝術門類。所有這一切，都讓電影變成了一個權力結構高度集中、被高度關注的存在。
董牧孜：如今西方一些大的電影節很重視一部電影的內容是否能呈現符合今天潮流的“政治正確”。這在觀念上是一種進步，但另一方面，是否也成為一種桎梏？
仇晟：今天西方社會推行的“政治正確”，比如性別、種族平等，是當下人都認可的東西，推行這些觀念是永遠沒錯的。但為人詬病之處在於，比如奧斯卡的“政治正確”，往往是一種被標籤化的“政治正確”。這些議題是否是當下最緊迫、最有衝擊力、最有意義的？未必。這些論述可能早就被反覆討論過了，並且已經有了定論，如今再說只是一種重複、甚至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倒退。因為我們不再探討新的話題了，一些無法抉擇、無法判斷、沒有定論的議題雖然可能不安全、不討人喜歡，但可能是更有意義的。
餘雅琴：每個電影節都有自己的權力體系，或者說評價機制。之所以有這麼多電影節，也是為了這種差異化的存在。在今天，奧斯卡代表了一種更為主流的政治正確，如今歐洲的電影節似乎也開始與美國電影節的意識形態趨同，比如柏林電影節可能是歐洲三大電影節中最注重意識形態操演的，如今戛納和威尼斯也越來越多這方面的考量。
電影《綠皮書》
董牧孜：說到“政治正確”的代表作《綠皮書》，我朋友的影評有個觀點是：我們在電影裡的“政治正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這意味著很多人都會把電影看成一種連接大眾、向大眾普及觀念的工具或者說藝術方式。比如前幾年《坡道上的家》《82年生的金智英》，這些影視作品都在社會上引起了有關女性困境的廣泛討論。今天的電影節與電影市場，都在有意迎合當下社會的熱點和焦點議題，這樣是否會忽略了對於電影藝術本身的探索和創新？
餘雅琴：坦率地說，電影語言上突破
（乃至於改寫電影史的突破）
，對電影來說是非常高的要求。今天的電影比較討巧，往往會在議題上做一些文章，以便在媒體宣傳和大眾關注上獲得成功。《我控訴》儘管是波蘭斯基影視生涯裡票房最高的作品，但比起《寄生蟲》《小丑》《水形物語》來說，仍是一部非常小眾、對觀眾要求很高的電影。然而，導演波蘭斯基的性犯罪卻是一個大眾都可以參與討論的話題，這中間存在一種不對等。
仇晟：一些引發熱議的藝術電影藉助了外力，比如《小丑》原本就有IP的力量，《悲慘世界》則切中時局擴大了影響力。不過，也有一些藝術片處理的是非常當代的、政治的議題卻無人問津，比如去年的《同義詞》。他們不該被忽視。
03 虛偽？暴力？
令人不適的“政治正確”
董牧孜：西方政治正確的議題，往往與階級、性別和種族掛鉤，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適，或是虛偽的指責。比如齊澤克認為用“美國少數族裔”去替代“黑人”或者“黑鬼”的說法，其實只是在壓抑你的種族主義，詞語的置換並不意味著種族平等的達成。在me too運動中，一些男性覺得委屈甚至害怕，似乎有一種身份的原罪。導向認同政治、身份政治的“政治正確”存在一種失焦，把控訴的矛頭指向某個身份的個體，變成了一種身份對於另一種身份的指責或反對，但這把問題簡單化了，性別作為一個結構性問題在“政治正確”的論調中未必得到充分展開。而當“政治正確”成為一種壓倒性的風潮時，你對其內涵的反思也可能被削弱了。
仇晟：虛偽，是西方政治正確備受攻擊的一點。言論上的政治正確，與實際觀念與行動之間存在裂痕。我最近看了伍迪·艾倫的自傳，“甜茶”提莫西·查拉梅參演了伍迪·艾倫的新片《紐約的一個雨天》。因為me too運動，伍迪·艾倫的舊事被挖出來，《紐約的一個雨天》在美國找不到發行商。於是這時甜茶出來發表了一個聲明，意思是說他抵制他自己參演的電影。說完這話，他又特地讓經紀人給伍迪·艾倫說不好意思，我們必須這樣做，好為他的另一部電影爭取奧斯卡來助力。這種“政治正確”令我感到非常不適應。
好萊塢#MeToo運動
董牧孜：豆瓣上的“三觀警察”，你們怎麼看？比如，一些網友認為《英國病人》宣言小三和出軌，就跑去給電影打一星。這在一些人看來，也是一種追求“政治正確”的做法。哪些“政治正確”會令你不適？
餘雅琴：一些中國演員可能會因為出軌了，就接不到電影演出機會了。但或許我們應該問，當我們談“政治正確”時，限定詞究竟是什麼？
陳楸帆：政治正確的邊界在今天被無限擴大了，每個人對此都有不同的解釋，這種氾濫化使得政治正確變成了攻擊別人的武器，包括對創作者提出過分的苛求，強行下架或封禁。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種暴力，一種打著“政治正確”的旗號來做“政治不正確”的事情。
餘雅琴：不加討論就做出正確或錯誤的判斷，包括對於波蘭斯基、伍迪·艾倫乃至韋恩斯坦過於粗糙的抵制，都會令人不適。憤怒或抗議他們是正當的，但反過來看，倘若認為這些人就不配再擁有事業，這種邏輯是否跟那些男性認為女性就是不行，於是剝奪他們的工作權利，是否有本質上的區別？
董牧孜：從“政治正確”回到藝術家本人的“私德”來看，波蘭斯基和伍迪·艾倫可以說是那種“私德有問題”的人。你們會把作品和作者的私德區分開，還是會因為道德問題抵制作者？
陳楸帆：我們總是會有一種幻覺，總是覺得才華跟德性是一體的。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道德主義幻覺。不光是藝術家，我們對政客、科學家也有這種迷思。然而，一個人的創造力、領導才能與他的道德水平不存在正向相關性。只有權力、影響力可以幫助一個人助長他的道德瑕疵或是惡性。可能歷史上絕大部分藝術家都經不起這種放大鏡甚至顯微鏡的審視。
作者丨董牧孜
編輯丨林菁文 張進
校對丨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