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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很多職業只存在於貴族階級,比如禮,士,俠等。
周朝沒落,很多原來的貴族階級沒落了。為了求生,也或許為了自己的志向,沒落的貴族階級就開始給百姓傳授這些知識,技能。所以就有了知識從上向下流動的運動。人在根本上的智力相差並不大,普通百姓以往是沒有機會接觸這些知識,所以在這樣的知識運動驅動下,加上群眾數量的基礎,就爆發了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的繁榮。那個時候言論是極為自由的,而且普通百姓只要有見識是可以直接和君王對話的。這樣的繁榮直到五四運動時才再次出現。兩次繁榮都發生在祖國最混亂的時代,是一種巧合,還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呢?這不在本次話題範圍內,暫且不論。
所以,實際上是: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平民教育的開始,而不是從孔子開始。那個時代有很多和孔子一樣的“諸子百家”,都積極致力於教化普通百姓,傳授自己所擅長的知識,技能,或許既為謀生又為志向。
而現在廣泛的認知是從孔子開始,中國又尊孔子為天下師,一方面是因為孔子確實學富五車,有其豐富深邃的思想,也有很多學生,也在那個時代努力傳播著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從漢代開始推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續各朝各代實際上也或多或少沿用了這種策略。
這麼些年下來,中國人民的骨子裡早就刻上了孔子思想的烙印,即使在現代孔子的思想仍然有其澎湃活力和價值!
叫蘇格拉底的豬
謝謝來請!平民教育,從孔子開始就是,用於百姓學習機會,使用教程更好更多的貧困人也要學習文學,撐握文學,學而知也,知也求也,不學就不知,不能成長一個盲人,生於天下者,必有學而思,來至於民,取代於民。
田恆金542
孔子是“私學”的創始人。搞的是貴族式精英教育,“平民教育”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不是嘉會愛抬槓,要掃大家的興,“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論語•為政》),恰是夫子最重要的治學態度。闕者,缺也,有懷疑、有危險的地方,一定要慎言慎行而留待察考。
嘉會認為,為人處世,境界、心態和執行力最重要,而多讀多思夫子之書,能心胸天下、積極有為、修身齊德。黑格爾讀過夫子書,斥為老生常談、道德說教,嘉會懷疑他那個傳教士翻譯的洋本本絕對是垃圾。
孔子搞的是“貴族教育”,與“平民教育”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但其著述、行事卻充滿著“仁”的光輝,以至我們忘了孔學其實是當時貴族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
所謂“私學”,或稱“私塾”,是與官學相對而言的。民間教育可謂由來已久,主要形式就是師徒口耳相授,孔子本身就師從多人,只是“無常師”而已。但直到孔子才把師徒制搞到了學校的規模,司馬遷說“弟子蓋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史記•孔子世家》)。接著說“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意思還不止三千。
出版於1958年的楊伯俊先生的《論語譯註》,迄今仍是享譽中外的扛鼎之作。楊先生說“孔子弟子不過七十多人”,嘉會倒是認同司馬遷的說法。孔子授徒近四十年,如顏回、曾參父子兩代都師從孔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算上與親傳弟子同時的再傳弟子,三千恐怕只少不多。
楊伯俊先生認為“學費又非常低廉,只是十條幹肉”,其實《論語•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中的“十條幹肉(束脩)”,只是古代士、大夫通行的見面禮,是不能視為學費的。
豬是春秋時大夫的宴饗和士族的祭牲,是士大夫以上的專享,嘉會曾經考證過,包括漢初的集市還主要是狗屠、供應狗肉的,十條幹肉的見面禮在春秋那種奴隸社會,也不是普通平民能輕易拿得出來的。高祖劉邦過魯,祀孔以太牢,是以諸侯之禮待孔夫子的,故天下儒生歸漢!孔子本身是上卿的地位,對弟子也有嚴格的要求,成為孔門弟子還是有門檻的。
“平民教育”的說法不符實。從夫子的教學目的、弟子構成、弟子去向來看,無不證實這一點。
孔子是個理想主義者,但又很務實、嚴謹,五十而知天命,他開門收徒也是實現政治抱負的手段。孔門師徒實際是個政治派別
《史記•孔子世家》說,楚昭王率師救陳,軍於城父,禮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困孔子師徒,子貢告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令尹子西諫阻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王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裡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後世考證恐怕是司馬遷引用了齊魯間鄙儒的自吹材料,子西作為攘吳復楚、爭霸中原的頭號功臣,連前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敢召回,怎會是小肚雞腸之輩呢?但對話的確可以證明孔子師徒政治實力不可小覷。
再來看孔子的教學目的,以樊遲學稼、學圃碰壁為例: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求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不用情(實)。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學,在於禮、義、信,無不立足於為政,那是“致四方之民”的大學問,根本不是藍翔挖機那種技術培訓。
孔門弟子來自諸侯各國,有顏回那樣的窮學生,但在奴隸制社會,他們最起碼都屬於破落士族子弟,有資格參與國家管理是沒有疑問的
楊伯俊先生的《論語註釋》出版於五十年代,我們要考察他的寫作背景和時代侷限。“孔子招收的學生,除魯的南宮敬叔以外,如果司馬牛果然是桓魋兄弟,僅他們兩人出身高門,其餘多出身貧賤”,這肯定是在迎合那個重階級成分的時代,大師也是有苦衷的。
孟懿子、南宮敬叔兄弟學禮於孔子,他們是魯囯公族孟氏,是孔子最早的弟子。顏回雖居陋巷,簞食瓢飲,死後尚有棺,而孔子的愛子伯魚在孔子七十名滿天下死時,也不過如此。楊先生說曾點、曾參夫子很窮,但曾參做過小吏,擱今天算是公務員。原憲是在孔子卒後隱居於衛國“草澤中”,所以子貢拜相後結駟連騎前往辭別,原憲故意穿戴破衣冠,譏諷子貢“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秦商,據《左傳》其父秦堇父與孔子父陬人紇同為魯國勇士。孔子師徒赴衛,住在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過匡,顏刻駕車,其曾與魯將陽虎暴虐過匡人,並且因夫子與陽虎一樣魁梧,所以匡人圍攻孔子。司馬子牛的哥哥是宋司馬恆魋,就是砍大樹揚言要殺孔子的那個貨,所以以司馬為氏。高柴字子羔,他是齊國高氏之別族,這個《孔氏家語》有說。高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要為其再娶妻室。公治長無罪被囚,家裡沒地位怎麼可能成孔子的乘龍快婿呢?南宮括,孔子把侄女嫁給他,也絕非門戶不高之輩。孔子過蒲,趕上蒲人反叛,包圍了夫子的車隊。弟子陳國人公良孺,用自家五輛兵車沿途保護著遊學隊伍,立即挺劍揮眾力戰,嚇得蒲人放大家出城。
孔門弟子以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為界,大體分為前後兩批。前批的學生多從政,那時孔子在魯的政治地位逐漸上升,孔子教學以時務為主,孔子的名聲、德性和人脈也是弟子們從政的有力保障。所以政治精英多出在前批:子貢常使各國,在夫子逝後常相魯衛,經商富可敵國;子路為季桓子宰、蒲大夫,不聽子羔勸阻,死於衛莊公之亂;冉求為季康子宰,與樊遲曾大敗齊師於郎,勸說季康子禮迎夫子歸魯……故夫子說:
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公皙哀)未嘗仕。(《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去魯,不得志於列國十五年,“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廢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主要完成了《尚書》、《詩經》、《禮記》、《易經》、《春秋》的編撰,正韶武雅頌之音,以文、行、忠、信四科教授弟子。故後批學生以子游、子夏、子張、曾參最著,他們不求官,以教授夫子學問為業。子夏居西河,為魏文侯師,從而形成西河學派,為魏國興起儲備了人才。段幹木、李悝出其門下。曾參作《孝經》,吳起岀其門下。
孔子最大的貢獻:一是編定五經,成為繼往開來的中國文化的巨人;二是創立了以仁、禮為核心的中國倫理秩序,因而鑄就了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學習文獻,離開孔門不行。《淮南子•要略篇》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商鞅受李悝《法經》相秦;孟子、荀卿繼孔,荀子之禮被韓非、李斯變通為天下統一的理論。中國古代的兩個黃金時代兩漢、隋唐,其實是五經的時代。即使五胡入中國、衣冠南渡,天下統一仍不可逆轉,勝出者必然是尊崇孔子而尚武的那一方。宋限定四書,中囯讀書人棄武墜入科考歧路,不是夫子的錯,而是君主專制對讀書人的愚弄。
說孔子是中國“平民教育”的開創造是錯的。他搞的不是“義務教育”,而是“精英教育”,“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五經之義,其劍之氣,其琴之音,並非“朽木”“糞土之牆”可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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