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北洋政府與晚清政府一樣，幾乎就是腐敗無能、專制獨裁、禍國殃民的代名詞。當然，北洋政府不可能是一個偉大、光榮和正確的政府，但也絕不可能一無是處，只不過經過後人特別是國民黨多年的宣傳（不把北洋政府搞臭，怎麼打倒北洋政府？不打倒北洋政府，國民黨怎麼上臺？），很多人就以為歷史上北洋政府真的很無能了。
以中學歷史教師經常引用的一段話為例：“中國的反動分子在外交上一貫是神經衰弱怕帝國主義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國民黨的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跪在地上辦外交的呢?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事實真的這樣麼？以袁世凱為例，通常都說是他為了讓日本支持他稱帝而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但有研究表明，中日兩國於1915年簽署的《中日民四條約》並非日本“二十一條”原案，“中國損失相較於原案已儘可能減至最低程度”。歷史學家蔣廷黻更稱“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輿諸人都是愛國者，並且在當時形勢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盡頭”。不僅中國學者，英國也有學者對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交涉時的表現，給予了頗高的評價，認為完全壓倒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更有學者指出袁世施行帝制失敗之主因，就是因為日本政府決心倒袁。
再比如1915年簽訂的《中華智利通好條約》，首開未明文讓予領事裁判權之先河，被譽為第一個平等條約。1919年中國與玻利維亞簽訂完全平等互惠的友好條約，1921年與德國簽訂《中德協約》，這份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雖未簽署《凡爾賽各約》，卻完全享受到和約中的利益，避免受和約中山東條款的約束，甚至於還得到協約國所無之俘虜收容費。戰事賠償方面，中國若加入協約國賠償委員會，必定拿不到賠償；單獨議約則取得鉅額賠償，使法、比等國眼紅。更重要的是，中國與德國訂定了第一個完全平等的新箱包，德國放棄一切在華特權，尊重中國完全主權。甚至於中國可比照《凡爾賽和約》規定，在德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德國卻無法在中國享有此權利，可說是對德國‘不平等’的一款。”
關於戰爭賠償，作者唐啟華考證德國賠償總額約8400萬元。“此外宣戰期間，中國所捕獲之德國船隻，均作為戰利品，不予發還或賠償；收回天津、漢口德國租界；德國部分庚子賠款，不再支付。該項庚子賠款，喧囂同船隻估價，租界代價及此次所得賠款，共合約2.5億元之多。”如果將之與二戰後國民政府未獲一毛錢戰爭賠償相比較，真的可以說明北洋政府的外交實在是太“屈辱”了！“相比之下，韓國雖小，與日本在文化上更接近、國家關係也不錯，但是在歷史問題上不受當前政治因素的左右，寸步不讓，官民齊上，鍥而不捨，終於迫使日本認錯，並在慰安婦問題上給予賠償。”
還有，1926年由於比利時不願意與中國締結新約，“北洋政府乃毅然於11月6日宣佈廢止《中比條約》”，最終迫使比利時同意與中國修訂新約，並“主動宣佈歸還天津租界，表達善意”。1927年，因西班牙否認中國有權廢約，北洋政府又毅然宣佈廢止《中西條約》。甚至在北洋政府即將滅亡前夕的1928年，北洋政府仍與波蘭、希臘簽訂平等條約。——你有見過這樣“跪在地上辦”的“屈辱”的外交不？
真實的北洋外交如此，真實的北洋政治又是如何呢？一般人們提到北洋政府，總是以“北洋軍閥”來代替，似乎北洋政府的領導人都是軍閥，而軍閥則不是什麼好東西。比如吳佩孚，五四運動期間支持學生愛國運動，一再聲明支持學生。正是吳佩孚為首的這些“軍閥”的聲援，才最終使北京政府釋放學生，並非傳統所說北京政府害怕工人罷工才被迫釋放學生的——中國歷史有哪個政府會怕工人呢？
就是這個吳佩孚，登上了1924年9月8日的美國《時代》週刊封面，《時代》稱其為“中國最強者”。不僅美國人看重吳，蘇聯人也看重吳，打算與吳合作。1922年8月19日，蘇聯派往中國的外交代表越飛致函吳佩孚：“我們都懷著特別關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視著您，您關於將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政治家的老練果敢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智慧集於一身。”其諛美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吳佩孚拒絕與蘇聯合作。蘇聯人於是轉而南下與孫中山合作。孫中山多年來求助外國人援助而不得，如今蘇聯人願意“干涉中國內政”，孫中山自然是求之不得，雙方遂進行合作，最終成就了北伐大業，國民黨也就此成為中國的執政黨。
同樣是這個吳佩孚，後來當日本人侵略中國，想拉他作漢奸時，他誓死不從，最後終於被日本人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