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學調查隊員中很少見到女性成員，但仍有一群巾幗不讓鬚眉的女生，她們正捍衛著廣州市民身體健康。在天河區參與流行病學調查的林欣琪正是其中之一。她於2017年6月畢業於廣東藥科大學，專業為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同年7月入職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先後於院辦公室和物理因素監測所工作。2月初，林欣琪主動請戰奔赴廣州市抗疫一線，支援天河區疾控中心參與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學調查及各種高風險採樣工作，有效提高了本地區新冠肺炎流行病學調查的速度和質量。
接受接著採訪時，林欣琪臉上的黑眼圈特別顯眼。長時間住在天河區疾控駐點酒店的她，每天平均要工作13個小時，通常要10點半甚至11點下班，加班到半夜也很正常，“我感覺自己的身體已經適應這樣的節奏。每到四五點鐘就會醒一下，看看手機是不是有事情發生，我已經應激到連身體都適應這種節奏了。”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武威
林欣琪進入隔離酒店做流行病學調查
2月17日開始，林欣琪進入天河區疾控中心協助做流行病學調查工作，按照天河區疾控的統一部署，進行傳染源的追蹤排查，甄別密切接觸者，及潛在高風險人群的採樣。後期，隨著入境人員增多，在外防輸入的關鍵時期，林欣琪專門做入境人員的流調、採樣和排查工作。
面對面接觸21例感染者
林欣琪告訴記者，截至4月15日，她面對面直接流調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有10例，面對面流調的無症狀感染者為11例。在天河疾控，她曾聯合公安部門對輸入性確診病例家庭密接者進行現場流行病學調查；還會在定點醫學觀察酒店對入境人員進行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和健康告知，工作艱辛而複雜。
做流調其實和記者寫新聞有些像，時效性和準確性都非常關鍵。林欣琪說，通常她和同事一接到有人初篩陽性的檢測結果，就會第一時間前往病家或隔離酒店開展流調和採樣，“我們需要採集樣本送市疾控複核，並立刻開展前期流調工作，‘採訪’這些感染者，等到市疾控複核陽性的結果一出來，感染者就會立即送往市八醫院。按照要求，我們要在複核結果出來後規定時間內寫好一個初步的流調報告。寫完初報後，接下來還要繼續和感染者保持聯絡，不斷地進行更深入的流調與核實。”
但最令流調隊員們感到折騰的是，初篩陽性的事件經常發生在深夜。接到命令，他們就要趕緊從床上爬起來，拖著疲憊的身體前去見那些心神不安的初篩陽性感染者。“有時做完一單，會突然又來一單，節奏真的捉摸不定。”林欣琪說，她最忙的一天，從早上8點半忙到第二天凌晨5點，而為了摸清楚主要信息，初步流調的時間通常需要4個小時，
林欣琪進入酒店調查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凌晨四五點會醒一下看看手機的原因。”林欣琪說，“初步流調會先核實個人身份信息，接著是其發病前或陽性檢測前14天來的活動軌跡，結合他們的消費記錄，針對其活動史初步推斷感染來源及甄別密切接觸者。”
回憶是件很容易混雜的事
“說實話，正常人要回憶那麼多天前的所有行程不太可能。”林欣琪說，“我們更多時候追蹤他們的活動軌跡，是結合消費記錄來讓感染者回憶，這天你出門幹了什麼，去哪裡買了什麼。另外，我習慣將一個問題穿插在不同環節，以不同的形式來問。比如我之前就問了她那天去這家店是幹嘛的？到了後面，我會再問那天這家店你是不是去過，用來核實他有沒有撒謊。”
流調不能偏聽偏信。初步流調後，林欣琪通常會結合調查對象提供的信息找他們的密切接觸者，尤其是家庭成員，聽他們反饋感染者前些天的所作所為，“我們要和密接者做一個雙重核實，之後還要依託相關部門，再對感染者提供的信息進行核實”。
“流調其實是一個互相理解的過程。”林欣琪總結說，任何人與陌生人聊天都會有戒心，而回憶又是一件很容易混雜的事情，她理解有些人有心機隱瞞，“雙方溝通之後，通常他們也會慢慢理解我的工作，我只是為了儘快找到感染來源，避免更多人被感染。我們要和被調查對象保持做朋友的心態，這樣才能方便我們開展工作。”
守衛一方群眾的事業
“臨床是消除存量，公衛是控制增量，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工作也很有意義。”林欣琪告訴記者，兩個月來的工作，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確診病例的轉變。他從最初的不理解、不配合，到最後和她說了一句，“感謝您的幫助”，這給林欣琪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鼓勵。
要說這兩個月來生活上的改變，林欣琪如今能更多感受到來自同事、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勵。“大家都會理解我們任務的艱鉅和困難，復工復產後，有很多防控任務需要我去完成，但因為太忙無法完成時，同事和領導都會給予相當大的幫助，有個同事的話讓我挺有感觸的，‘你們守護世界，我們支持你’。”林欣琪頗為感慨地說。
林欣琪接受記者採訪
兩個月來，林欣琪和很多疾控戰友一直在一起加班。“有一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大家都很累了，有人突然拿出手機提議，‘大家來點歌吧’。於是大家苦中作樂，大家唱起了歌。我對那一晚印象很深刻，雖然抗疫很苦，但我們大家都在努力。”林欣琪說，疫情結束後，她最想好好陪伴家人，另外就是好好睡個好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