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查爾斯 珊珊
戰爭債券是政府發行的債務證券，目的在於在戰爭時期籌集軍費。
就像過去一樣，20世紀，戰爭為固定收益類投資提供了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美國內戰的借貸經驗證實，政府債券是極佳的投資選擇，因為拖延風險最小。
當美國財政部需要為"一戰"籌集資金時，銷售新債券可以說是順風順水地展開了。這使得人們不禁回想起了傑克·庫克。購買戰爭債券是一種流行的投資方式，還能彰顯愛國情懷。戰爭貸款的廣告投向小額儲戶，這又喚醒了很多移民的記憶，他們為了人身安全漂泊到美國。最流行的一幅宣傳海報上畫著埃利斯島，自由女神的影子落在島上。廣告營銷是必要的。從1917年到1919年，財政部推出了五批"自有貸款"，高達215億美元的總價值令人咋舌。這是截至當時為止，美國曆史上金額最高的一次融資。
財政部把債券發給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該銀行再分發給其他銀行和經濟人，然後銷售給客戶。財政部親自負責監管銷售，沒有讓以往經常參與債券銷售的華爾街投資銀行插手。此次債券效仿五十多年前傑克·庫克用過的銷售技巧，面額較小，平均約為100美元，起初進度緩慢，但後來供不應求。
各路投資人購買"自由貸款"都出於一個原因：此類債券免交聯邦所得稅。在所得稅規定落定的數年裡，稅率居高不下，因此債券需求量大幅上漲。投資界可不會放過這次機會。上百萬人都購買了債券。投資銀行估測，戰前購買債券的人數僅35萬，1914年之後激增。金融推銷很快就專注於個體投資者了。一個個體的持有量不足為道，但加在一起，潛在市場不可小覷。
除了財政部債券之外，自治區、公司、外國政府和外資公司也推出了債券。鐵路債券慢慢讓位給工業公司發行債券，不少自治區利用債券市場籌錢，以提供需求不斷增加的城市服務。很多外國政府和公司也在利用債券市場找錢，陌生借方越來越多。借方國家既有東歐和西歐的，也有拉丁美洲的。
1915年，摩根公司協助組織了截至當時規模最大的單隻債券，該債券被戲稱為"1915盎格魯-法蘭西貸款"，其收益用於支持德國的敵對國。所有主要銀行機構都受邀參與了發行，不過和"自有貸款"的做法不同，承銷費被分給了各家銀行。戰爭期間，摩根為美國財政部承擔了大量金融工作，在凡爾賽宮會議之後的和平談判中，摩根可以說發揮了最大影響。摩根的搭檔們控制了全球政治銀行界。其中一位會議期間，還成了美國總統最信賴的顧問。最終德國收到賠償協議上的總金額超過350億美元。曾擔任威爾遜戰爭工業委員會主席的博納德·巴魯克不無豔羨地說，會議上到處都是摩根的人，這裡儼然成了他們的秀場。
作為英國財政部金融代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參加了凡爾賽宮會議，親歷了談判。對於向德國提出的賠償條款，他提出反對，可反對無效。戰爭之後，戰勝國人民報仇情緒高漲，提出的條件自然苛刻。凱恩闡述了複利對賠償的影響。支付是在會議之後的一定時間內完成，他指出，支付計劃不僅對德國是個沉重的負擔，而且會威脅到未來和平。
複利顯然使賠償問題惡化了。德國從未全部支付賠償，高通貨膨脹和"二戰"終於還是爆發了。賠償債務中採用了複利，這讓凱恩斯如坐針氈，同時也證明這是戰後相對普遍的政治權宜之計。德國出現的問題恰好和理查德·普萊斯於18世紀末期在英國提出的觀點截然相反。現在人們利用複利收取賠款，讓德國國家債務更加雪上加霜。這時，最初的償債基金構想完全被顛倒過來。
恐慌與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造成一國貨幣貶值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則是能夠造成一國貨幣貶值的該國國內主要商品的物價持續、普遍、不可逆的上漲。造成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一國流通的貨幣量大於本國有效經濟總量。
一國基礎貨幣發行增長率高於本國有效經濟總量增長率的原因包括貨幣政策與非貨幣政策兩方面。貨幣政策包括寬鬆的貨幣政策、用利率匯率手段調節經濟；非貨幣政策包括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造成貸款膨脹，國際貿易中出口順差長期過大、外匯儲備過高，投機壟斷、腐敗浪費提高社會交易成本降低經濟發展質量、經濟結構失衡、消費預期誤導等。
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其產生原因為經濟體中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變化導致物價水平的移動。而在貨幣主義經濟學中，其產生原因為：當市場上貨幣發行量超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就會出現紙幣貶值，物價上漲，導致購買力下降，這就是通貨膨脹。
18世紀下半葉，英國嚴峻的經濟形勢導致投機加劇，社會越發動盪不安。19世紀初，英格蘭銀行不得不為英國政府提供300萬英鎊的貸款，以滿足其開支。
英國國內主要問題是物價上漲。商人們因為今天所稱的"哄抬物價"而被判刑的案子在法院檔案中俯拾皆是。在當時，這種行為被稱為"事先干預"。有這樣一件案子：一名叫拉斯比的貿易商以每桶41先令的價格購買了360桶燕麥，在同一天，他以每桶44先令的價格售出了一部分。陪審團很快就判他有罪。法官對陪審團說："你們的判決為本國帶來的利益是其他任何一個陪審團都難以企及的。"
這話顯然誇大其詞。自1773年到18世紀末，英國生活成本激增。早期的一份生活成本顯示，一籃子家庭主要必需品，例如一擔甘草、蠟燭和一擔煤，1773年價格為84便士，而1800年漲到了4514便士，換言之，漲幅高達537%，亦即平均年增長20%。通貨膨脹引發了諸多問題。黃金短缺，於是很多人將幾尼硬幣熔化掉，以獲取裡面的黃金。
物價上漲也導致社會動盪，人們紛紛把責任推到貿易商和中間商身上，因為大家親眼目睹這些人通過蠶食百姓而使自己致富。很多時候明明政府之失，卻怪罪於商業行為，人們覺得抬高物價是貿易商對祖國同胞犯下的最不可饒恕重罪之一，而事實上，主要罪過在於政府政策，例如限制性關稅。
自亨利八世到國會廢除《重利法》之間的這三百年，英國可謂水火兩重天，這也是對美國的一個映照。
人均壽命大大延長，新型金融產品陸續問世，人們對借錢和利息的態度也發生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戰爭依舊是實現穩定經濟發展的主要攔路虎，這和當年都鐸王朝別無二致。資本主義披著重商主義的外衣現身了，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撰文論述了製造業進入美國農業經濟之後帶來的影響，他以英國作為榜樣，很多政治家和商人矢志不渝地支持廢除《重利法》。理查德·普萊斯早已指出複利有利有弊，19世紀面臨的真正問題在於，是否有人認真體會這番話。
